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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烂泥渡路”弄堂口到632米高的上海中心拔地而起，从黄浦江涛声阵阵到上交所第一声鸣锣敲响，从中国第一个保税区到中国第一个自贸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一次次蜕变中让自己离世界更近。
回望过去5年，在上海金融市场要素不断开拓建设的同时，制度设施、创新工具的持续升级，正使上海正成为全球金融要素市场最完备的城市之一。
2018年8月，上海金融法院揭牌成立，完善了金融审判体系；
2019年7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鸣锣开市，首批25家公司正式上市交易。截至2022年6月10日，科创板共有428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5.1万亿元；
2020年，《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通过并实施，这是上海对地方金融组织监督管理进行综合立法的又一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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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年来，上海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保持全球领先，从2017年9月重回前十，到最新一期位列第四。此外，2021年9月，由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编制的首期“全球资管中心评价指数”中，上海综合评分位列全球第八，在全球的影响力能级稳步提升。
随着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重磅落地，到8月上海市政府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下称“十四五”金融规划)，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正迈向进阶之路，步入创新发展的3.0时代。
正值上海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期间，界面新闻近日邀请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何海峰，从发展阶段、制度改革、国际地位与自身特色等方面，解读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三十年来波澜壮阔的变迁，并对未来的发展路径作出展望。
何海峰曾深度参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政策研究，主持多个相关政策文件的独立第三方评估工作。谈及上海数十载金融发展之路，他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当前，上海正以“更加自信、更加积极、更加主动”的姿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在对标全球的同时也更加立足中国。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要做更多的先行先试和积极探索，对中国现代金融发展和全国其他金融中心城市的建设起到引领作用。”何海峰表示。
以下是采访实录：
界面新闻：回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在您看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经历了哪些重要阶段？
何海峰：回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需要我们有更长远的时间尺度，既要包括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30年，还要包括近现代以来的发展源流。
从历史传承看，上海作为国内、国际金融中心具有深厚久远的历史。明清时期，上海就拥有全国大量的钱庄，与北京、山西共同构成国内的金融中心，当然，当时还不是现代金融。晚晴后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旧上海的银行业是高度发达的，随后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也都随之有所发展，比如1891年成立的上海股份公所就是最早的中国证券交易所，随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先后成立，上海在亚太地区的金融地位不容置疑。
从现代发展看，伴随着改革开放，上海的金融业飞速发展，四十余年金融中心的建设可分成两个阶段。
一是酝酿阶段。1986年10月13日，国务院正式批复第一个经国家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上海市总体规划方案》，指出“上海是我国重要的经济、科技、贸易、金融、信息、文化中心；要在浦东发展金融、贸易、科技、文教和商业服务设施，使浦东地区成为现代化新区”。 199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浦东开发开放的决定。6月，国务院命名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是中国唯一以“金融贸易区”命名的开发区。11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
二是实践阶段，分为三个版本。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首次在中央文件里明确提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拉开了上海建设新时期国际金融中心的序幕，开启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1.0时代。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日益明确，功能作用日益清晰。2002年、2006年，黄金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相继在上海成立。2009年5月，上海市出台《贯彻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意见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20年把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进一步强化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国家战略地位，并对战略目标、具体任务及战略保障做出了全面部署，这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2.0时代。
2021年8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发布，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更全面的指导举措，目标是到2025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显著提升，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中心地位更加巩固，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明显增强，为到2035年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奠定坚实基础，特别强调“两中心”、“两枢纽”、“两高地”等六方面建设任务，标志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步入3.0时代，也就是创新发展阶段。
界面新闻：您曾多次作为负责人主持上海市政府国际金融中心相关课题研究。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亲历者，您当时都做了哪些相关工作？多年来深耕这一研究领域，您有哪些个人观察和感受可以分享。
何海峰：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到自贸金改，我参与了其中一些政策研究和向国家完成评估的工作。比如，上海的“十二五”金融规划一共涉及两个平行研究，我担任其中的一个平行研究的主研人；2017 年，受国家发改委委托，主持完成《“十三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独立第三方评估；后来，上海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2019年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我也都担任了独家评审。
另外，从2010年到2016年，我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作为金融智库中欧陆家嘴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完成了大量的市委、市政府、金融局和相关部门的研究工作。这是我参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大概的工作过程。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时间跨度很大，结合我自身长期参与研究评估工作的经历，我大概有三点感受。
第一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更加自信，更加积极，更加主动。因为国家最初要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将其当做国家战略，最早是国务院通过、由发改委发布的，这代表了国家从政策上支持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后来，我们在做“三年行动计划”、自贸金改的时候，也是由一行两会、商务部等政府部门来提供相关的政策制度保障。但是，去年发布的“十四五”金融规划，体现出上海自身更加自信、更加积极和更加主动的态度，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
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例正在征集意见，体现出更加强烈的法治化的意识。这都能够表明，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这方面更加自信，更加积极，更加主动。
第二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除了对标全球之外，更加立足中国。立足中国，就是要有中国的特色，考虑中国的实践。比方说，“十四五”金融规划的首要任务就是建设全球资管中心。全球资管中心要放眼国际，对标全球。同时，“资管”实际上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新阶段、进入到财富管理阶段的必然产物。建设全球资管中心，是完全跟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
立足中国意味着并非上海“一枝独秀”，还要考虑对长三角区域的辐射性作用和对上海自身建设其他领域的中心，如科创中心、航运中心等的联动协同。
第三点，上海正在引领中国现代金融发展和全国金融中心城市的建设。金融中心，说到底是落在城市的；金融中心，就是金融中心城市。上海在许多国际性金融中心的排名的指标方面非常靠前，但我想强调的是，未来，上海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城市更加开放地对标，以此来吸引全球的机构和全球的人才。
党中央、国务院给了上海一个重要的任务：浦东要探索建设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中国的现代化引领区是放在了上海、放在了浦东，而浦东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区。从这一点来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从金融属性和其他的经济社会属性来说，要做更多的先行先试和积极探索。当全国其他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以后，上海能够给其他城市发展金融中心城市以定位和完善作用。
界面新闻：2021年出台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充分体现国家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地位的重视，在您看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对于自由贸易区（港）建设、资本市场改革创新方面起到哪些作用？
何海峰：自由贸易实验区临港新片区的建设和发展是十四五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规划的重要内容。
自2019年8月20日挂牌成立以来，临港新片区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推动了长三角一带经济快速增长。同时，上海也是中国第一批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建设提供可复制的经验，担负着中国经济金融新阶段开放发展的先行探索重任。
自贸港（区）的建设离不开完善、开放的金融市场的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三大重要任务是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不断完善金融市场、扩大开放和金融制度创新将引领中国的金融体系开放创新建设，同时也将更好地服务贸易、投资等实体层面的经济开放与创新发展。
上海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个资本市场，在近代，是远东地区重要的贸易和金融中心。过去一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稳中有序，直接融资逐步发挥积极作用，资本市场也正在向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总体目标迈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对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很重视，将从扩大金融市场规模、进一步发挥直接融资功能、扩大金融开放程度和加快金融科技发展四个方面继续深化改革，成为全国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的“试验田”。
界面新闻：您提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三大重要任务之一是防控金融风险。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30年中，在应对金融风险、金融安全、金融主权等问题的时候，制度型开放方面有哪些循序渐进的重要节点和建树？
何海峰：金融风险、金融安全和金融主权是现代金融的重要主题，它们相互关联，但分别又有不同侧重。金融制度型开放相对于政策型开放，主要强调构建与国际公共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探索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金融规则体系，更强调整体性、系统性、规范性，是更大力度，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也是更具基础性、更具长远意义和更可持续的开放。
过去40年，我国金融对外开放持续推进，主要涉及两大领域。一是金融行业，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期货业以及评级行业等。二是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期货衍生品市场和保险市场等。“十四五”金融规划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和更全面的指导举措，使金融制度开放成为高水平开放下的焦点，也标志着我国金融制度型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
截至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制度型开放主要取得七方面成就：一是推动一系列对外开放制度的改革，包括基本建立了“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发挥负面清单模式的积极作用。二是优化监管政策，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完善相关政策安排，为外资展业创造更好的环境。三是优化拓展外资参与境内市场的渠道和方式，便利境外投资者配置人民币资产。四是制定交易所熊猫债管理办法，扩大商品和金融期货对外开放，探索多元化开放路径。五是深化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完善拓展沪伦通机制。六是健全境外主体境内发行制度，完善企业境外上市监管制度。七是打造人民币及相关产品定价中心，抢抓人民币资产定价权。
界面新闻：我国大量的重要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都聚集在上海。近年来，上海打造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加快国际绿色金融枢纽建设、构建离岸金融体系的步伐不断加快，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您认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于丰富上海自身的城市功能有哪些作用？
何海峰：上海是国家中心城市，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不仅要全力打造国际金融中心，也要进行国际经济、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等四个中心建设。
在新阶段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建设是首要任务。一方面，上海具备打造成为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必要条件。我国稳定的社会环境，日益提高的经济规模与地位，发达的通讯技术以及数量众多的金融人才都是资管中心建设的基础，同时，上海经过长期金融体系构建与积淀，拥有丰富的金融市场要素，是国内外经济金融连接的枢纽门户。
另一方面，资产管理是现代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建设与完善需要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资产管理中心。《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力争到2025年成为亚洲资产管理的重要枢纽，迈入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城市前列。全球资管中心的建设需要营造更加法治的环境，建设更加高效稳定的金融服务基础设施，集聚全球优秀的资产管理机构与金融人才，所以说，上海全球资管中心的建设也会进一步推动上海营商环境的改善、金融业影响力的提升，同时也会通过资金资源的配置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界面新闻：放眼国际，相比于新加坡、香港等其他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有哪些自身特色？
何海峰：欧美是现代金融的发源地，相对于伦敦和纽约等老牌国际金融中心来说，新加坡、香港都是后起之秀。其历史沿革与发展路径也不尽相同。
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更多源于政府的大力推动，而香港则更多是由市场驱动。新加坡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结构与功能上也有所不同。新加坡背靠东南亚，是东南亚通向全球的大门，也是国际财富管理中心，在贸易服务方面极具便利化和自由化，因此，其外汇市场高度发达。相比之下，香港的资本市场更发达，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机会。香港背靠中国大陆，是国际金融中心，更是离岸人民币中心，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地位的提升，将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上海与新加坡和香港都不同，既与时俱进，也有历史底蕴，兼具新加坡和香港的特点。因此，上海的国际化发展既需要政府去推动改革创新，同时也要以市场为导向来驱动发展。
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上，上海既要借鉴伦敦、纽约等基于大国开放经济背景的金融中心建设经验，也要学习新加坡和早期香港等港岛型贸易航运资本服务的金融中心实践。上海发展路径的特点体现在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五个中心”的联动建设上，这五个中心的建设相辅相成，既契合了国家的政策导向，又是当前经济发展局势下的市场所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