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王磬 发自达沃斯
编辑 | 崔宇
20世纪70年代初，当德国人施瓦布开始琢磨要组织一个政商精英定期聚会的计划时，瑞士小镇达沃斯进入了他的视野。这里地处阿尔卑斯山区，常年被积雪覆盖，是欧洲海拔最高的小镇之一，也是全球知名的滑雪胜地，每年冬天都能吸引不少富豪来此度假。一边滑雪，一边聚会，许多影响世界的决策就在他们的觥筹交错中诞生。
施瓦布选定了达沃斯，1971年在这里创立了“欧洲管理论坛”——这便是后来闻名全球的“世界经济论坛”的前身。从此，每年冬季这里都会举办数千人的年会，请来最受瞩目的政商领袖，探讨当下最为紧迫的全球议题，五十年来没有中断过，直到新冠大流行来袭。
时光流转到2022年5月。此时，世界已经在新冠大流行中踯躅了两年多，达沃斯年会也因此被迫暂停了两年。此间曾计划迁至新加坡召开，但最终没能实现。今年，随着欧美防疫措施的放松，全球旅行再次成为可能，达沃斯年会又回来了。不过不是在冬季，而是在春末夏初。
这一次的年会没有雪。达沃斯换了一个模样，阿尔卑斯的山间，白雪变青葱。而世界也变了一个模样。疫情、战争、全球通胀、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粮食安全……旧挑战加新危机，每一项都迫在眉睫，每一项又都没有容易的解法。
“回来了真好”，会场里我经常看到相熟的参会者们这样见面打招呼。有时他们还会附上一句：“顺便提一下，我几周前刚得了covid-19，现在已经好了”。对方往往答到，“我也得过了”。由于欧美的感染状况过于普遍，就连往日里把健康信息视为隐私的人们，也不介意将它作为一个寒暄的话头来拉近与许久没见的朋友的距离。
寒暄方式的改变只是疫情印记的一个微小侧面。这场大流行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达沃斯。
我至今还记得上一次参加达沃斯年会时的情景。那是在2020年1月底，达沃斯被积雪覆盖，在会议进行到第二天时，会方立即组织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讨论那个刚刚进入人们视野的病毒，那时它甚至都还没有一个官方名字。发布会上挤满了中国记者，被我们围住提问的一位医学专家，后来成为了全球疫苗开发的领军人物。许多参会者在年会结束后从瑞士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但没有料到，正是因为那个病毒，这场年会之旅成为了他们短期内的最后一次跨国旅行。
像是一个隐喻：彼时，那一届达沃斯年会刚刚结束，疫情在全球开始，世界走向封闭；此时，这一届达沃斯年会开始，世界也在重新打开。在瑞士，街头已经很少有人再戴着口罩，政府放松了几乎所有的防疫措施。但人们对未来却很难再保有完整的信心：世界还能回到从前吗？
达沃斯与世界秩序的变迁
在很多重意义上，达沃斯都是一个隐喻，是真实世界的一个缩影。
而这正是我本人为什么对达沃斯抱有兴趣的缘由：虽然“跑会”在不少记者同行看来是一种比较无聊的报道形式，但是，作为一个中国记者、一个全球化的观察者，如果想要理解过去这些年里的全球变迁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达沃斯的会场正是一个高度浓缩的样本。
过去五十多年里，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风行，全球化一路高歌。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里，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那群人迫切希望认识彼此，交换想法和资源，创造更大的财富，解决共同的问题。瑞士小镇给这群全球化精英创造了绝佳的见面机会。每年年会的那几天里，掌握着地球命运的那群人在这里聚集，出门抽支烟就可能撞上亿万富翁。所有人的日程都是满满当当的，从早餐排到午夜派对，会场里挥斥方遒，会场外觥筹交错。
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描绘过的那个繁华世界，如果有当代的版本，达沃斯或许就是最接近它的地方。
我第一次来到达沃斯时就发现，它不仅风景优美，设施齐全，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交通不便。它坐落在阿尔卑斯的深山之中，进出只有一条铁路，冬季时公路多被积雪覆盖，加之年会期间的天价酒店，这可以挡住大量想要前来游行示威的人。而那些真正的重要人物则并不需要依赖公共交通，每年年会期间降落的几百架私人飞机才是他们代步器。
不过，无论是“精英”、“富豪”，还是“重要人物”，显然都不是一个好听的名字。该如何描述这群人呢？经济学兼工程学博士、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施瓦布富有创意地选择了“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这个更中性的词，并发展出一整套理论，称为“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
它的基本理念是，全球化的世界最好由一个选定的联盟来共同管理，它包括跨国公司、政府（以及联合国系统）、筛选过的民间社会组织。施瓦布认为，政府不再是世界舞台上占压倒性优势的角色，需要建立新的国际治理模式。世界经济论坛的愿景包括一个公私合营的“联合国”。根据跨国研究所（TNI）的说法，论坛的计划是，用一个自我选择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代表人民做出决定的模式，来取代民主投票的模式；并进而认为，达沃斯及其代表的此类社群是 “一场无声的全球政变”，以获取国际治理的合法性。
但在过去的十年间，舆论的水温悄然改变了。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民粹主义在多国崛起，高歌猛进了几十年的全球化开始褪去华服、露出赤脚。仿佛一夜之间，这些垄断了全球顶级资源的“利益相关者”成了众矢之的。
批评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在全球产业链转移中失去了工作的工人，被新建的工厂污染了家园而不得不搬迁的居民，无法负担疫苗而在大流行中饱受疫情折磨的脆弱国家……左翼学者指出，这些明明才是真正的“利益相关者”，却只能被另一群人主宰命运。精英的身份不再只是光环，也可能成为原罪。放眼望去，没有比达沃斯论坛更合适的批判对象了。
今年的一个巧合是，我在论坛开始的两天前先去了苏黎世，打算从那里转乘火车前往达沃斯，没想到，在大街上偶遇了著名左翼知识分子、哲学家齐泽克。我曾三次专访过他，他以对资本主义不留情面的批评而闻名。他此行是来苏黎世录制电视节目。得知我即将去参加达沃斯论坛后，他一脸鄙夷、一如既往地口无遮拦，对我说，如果他自己能去到达沃斯的会场，可能会考虑往特朗普身上泼个咖啡。
事实上，我还真的曾经在达沃斯的会场里迎面遇上特朗普，他被保镖簇拥，身后跟着他的女儿伊万卡。那是2020年的1月，特朗普在任美国总统的最后一年。那一年，气候行动是最受关注的议题，鼓吹贸易保护主义和否认气候变暖的特朗普是众矢之的。那一次，我在达沃斯的街头围观了年轻人发起的气候游行，气候少女格蕾塔也在队伍之中，满城的环保人士愤怒地想要找特朗普讨个说法。
两年多过去了，达沃斯会场的氛围也变了。
2022年的暗点与亮点
细心的媒体很快发现，2022年达沃斯重返线下，不仅参会人数比疫情之前有所下降，参会名单中也很少看到最一线的政治领袖和商业明星，即所谓的“A-lister”。
中美两国的国家元首均不在名单上，也都没有视频发言的计划。英国首相约翰逊、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也都缺席。唯一一个现场出席的七国集团国家元首是德国总理朔尔茨，他于去年秋天刚刚从默克尔手中接过大旗。这是他的达沃斯首秀。
政治领袖的集体低调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在普通民众生活成本激增、贫富差距进一步增大、危机肆虐的背景之下，政治精英们去到达沃斯与亿万富翁们谈笑风生并不是最聪明的选择。
甚至就连传统的商业领袖也在有意缄默。达沃斯的展馆街上，过去布满了来自各个行业的五百强企业，今年却有一半的空间被新出现的加密货币公司占领。高昂的租赁费用，日夜不间断的免费香槟……大概只有热钱充斥的行业才能撑起这些华丽。
达沃斯是否正在失去旧日的影响力？这种爆冷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现在谈论或许还为时尚早。不过，在今年的议程中，仍然有一些值得标记的点。
1、乌克兰议题占据舞台中心
每次年会最重头的两场演讲要数开幕致辞和闭幕致辞。今年的这两场都与乌克兰有关。
开幕演讲来自视频接入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自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以来，他已经在全球各国的议会、国际会议、电影节等场合发表了近150场演讲。他呼吁，达沃斯的“利益相关者”们不要忘记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
闭幕演讲来自德国总理朔尔茨。德国由于对武器援助乌克兰的迟疑态度招致了西方盟友的批评，朔尔茨在演讲中，前半部分尝试为德国对乌立场正名，后半部分则试图唤起人们对于全球化的信心。我在现场前排围观了这场演讲，他措辞谨慎，手势内敛，符合那些关于德国北方人沉稳、自持、但又些许无聊的刻板印象。
会场内外，乌克兰代表团的身影随处可见。媒体欢迎酒会上，主办方请了四位乌克兰活动家做分享，包括泽连斯基的前发言人。小镇的展馆街上，乌克兰馆是最热闹的场馆。在各种全球议题的圆桌讨论中，乌克兰的外交官都成为座上宾。这个国家的命运如今被认为与全球命运紧密相连——而在今年之前，在西方眼里，乌克兰可能只被看成一个欧洲边缘地带的腐败国家。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场由基辅市长、前世界拳王Vitali Klitschko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他先是分享了基辅围城之战的惨烈，然后打开手机，现场播放了一段防空警报的录音。末了说，这是乌克兰人民在过去九十多天里的日常。房间里塞满了一屋子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大家顿时都沉默了。那个瞬间我想到，《时代》杂志前段时间专访泽连斯基，他讲到自己作为乌克兰的领导，在这场战争中的策略，就是“让全世界的人都能以乌克兰人感受战争的方式来感受这场战争”。
仍有大量问题悬而未决。武器援助的强度，经济制裁的力度，如何缓解欧美国家由于制裁而不断攀升的生活成本，如何应对脆弱国家已经愈演愈烈的粮食危机……都没有答案。而最为争议的一点，恐怕要数俄罗斯代表团的整体缺席——特别是考虑到，达沃斯年会向来标榜的就是“对话”。目前，并不清楚是因为俄方主动选择不来参加，还是会方没有邀请。
2、气候议题暂时遇冷
过去许多年里，气候议题一直是达沃斯关注的焦点。它既迎合了“商业向善”的需求，又能把许多领域的利益相关方凝结在一起。不少对气候领域影响深远的声音都曾经从达沃斯论坛上发出。但今年在疫情和战争的背景之下，由于出现了许多更紧迫的其他危机，气候议题的优先级也受到了影响。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丁远在采访中告诉我，与他前几年参加的达沃斯论坛相比，今年讨论的内容比较关注短期、是“应急式的”。他感到，在2020年之前，在大的问题上，大国之间还是有一定共识的，特别是各国的精英阶层，对全球化有着相对完整的共识。在共识的基础上，讨论的事情可以相对长远一点，比如第四次工业革命、颠覆性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但现在这些共识就弱了很多。
也有不同观点。专事ESG项目的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施力伟（Olivier Schwab）在采访中告诉我，今年论坛对气候议题的关注并没有减少。他认为，这种在短期和长期优先事项之间必须进行权衡的观点是错误二分法。气候危机有时被认为是一场长期的危机，但实际上它也是一场紧迫的、当下的危机。
不过，现实中“既要又要”往往是很难的。在一场有关“零碳”的发布会上，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气候保护委员蒂默曼斯（Frans Timmermans）表示，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危机让欧盟意识到必须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长期来看，欧盟需要加快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不过他也承认，短期来看，仍然需要继续购买化石能源，但会寻找俄罗斯之外的其他卖方。
发布会上我向他提问，在欧盟寻求全球伙伴的背景之下，中欧气候合作是否将迎来新机遇？蒂默曼斯答到，中欧在碳排放交易等项目上的合作前景可观。他已经了解到，中国正在大规模地投资可再生能源。他本人很好奇，中国如何定义可再生能源，转型对中国的能源结构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3、中美的互动与角力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是达沃斯上恒久的关注点。
今年，两国各自派出了气候特使作为最高代表。中方代表是在环境领域耕耘半生的解振华，美方代表是民主党资深政客约翰·克里。去年在格拉斯哥召开的气候大会，中美代表团也是由此二人领衔。
在一个发布会上，我就自格拉斯哥大会以来的中美气候合作进展向克里提问。克里表示，他与解振华的会面非常有建设性，在加快煤炭转型、停止森林砍伐等细分领域上都有共识，他们很快又会在柏林见面——可以看出，他很认可解振华。末了他又补充，当务之急是中美一起合作，因为这不是一个双边问题，这是一个多边、全球、普遍和关乎存在的问题。“不一起工作对我们两国都是不可接受的，对我们所有的公民都是不可接受的”。
在达沃斯的会场外，我与哥大教授Adam Tooze聊起克里的回答。Tooze是近年来西方炙手可热的经济史学家，我曾两次采访过他。他这几年开始关注中国与中美关系，手头正在写作一本关于气候议题的书。我们都关注到，中美关系在过去六七年间颇为起伏，在贸易等领域不时有摩擦，气候领域的合作就成了为数不多的绿洲。气候合作的进展，不仅关系到全球气候行动的前景，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气候外交的期待。
但Adam对此的感受是矛盾的。气候外交是可以为局势恶化提供缓冲的抓手。但是，气候行动应该被赋予如此高的政治意义吗？去政治化是否才是全球气候行动的最佳方式？他坦言，在如此复杂的国际情势之下，他也没有答案。
4、印度的异军突起
过去很多年里，中国企业代表团都是达沃斯上颇为耀眼的一个群体，人数多，存在感强。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中国资本的全球化，中国企业家有强烈的走出去的愿望。对那些想要了解世界、也想让世界了解自己的群体来说，达沃斯是一个极佳的舞台。
但由于疫情，今年能够现场参加达沃斯论坛的中国企业家并不多。取而代之的是庞大的印度代表团。世界经济论坛的官方数据显示，今年印度代表团的人数是创纪录的，包括近100名参会者和数十名部长级政治领导人。
小镇的展馆街上，印度不只设置了国家馆、还有几个邦单独设立了邦馆。许多圆桌讨论都有印度部长列席，话题从全球经济增长到绿色能源转型再到淡水危机。在我日常工作的媒体村，也随处可见印度记者的身影。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丁远在采访中告诉我，印度是真正有潜力成为“下一个中国”的国家。过去几十年里，除了中国之外的所有发展中国家里，印度是持续增长效率最高的一个国家，没有之一。印度的人口总量跟中国很接近，但人均GDP只有中国的六分之一。印度人口结构非常年轻，人力成本又比较低，所以成长潜力非常大。
但他也指出，印度国内仍有很多问题。比如语言、文化、宗教差异性太大，内部市场的效率很低。教育方面，接受高等教育的印度人素质非常高，但是种姓制度下印度教育的差异非常大。与中国达到同样GDP水平时相比，印度的平均教育水平要低得多。总之印度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但都是一些内部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发展，外部环境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能不能抓住机遇。外部环境现在对印度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但能不能更上一层楼，要看印度自己能否抓住机会。
达沃斯论坛与达沃斯小镇
在这篇手记的最后，想留一些篇幅给那些我在达沃斯遇到的普通人。
来出差的这一周，我都住在一个距达沃斯有55分钟火车车程的小镇上。我和摄像师每天清晨就从这里赶着最早班的火车前往会场，又在午夜赶着最晚班的火车回来。据我所知，不少媒体同行也都是住在达沃斯周边的市镇，而不是直接住在达沃斯——每年年会期间，那里的住宿实在太贵了。
有多贵呢？以今年为例，当我提前两个月查询的时候，最便宜的酒店单夜价格也在2000瑞士法郎以上（约合人民币14000元），民宿也基本没有低于单夜1000瑞士法郎的（约合人民币7000元），能租到的还仅仅是一个不带独立卫浴的卧室。这也波及到了周围的城镇，离达沃斯越近、价格就越高。前文已经提过，天价住宿其实客观上起到“筛选”的作用——负担不起的人就不要出现在这里了，从而保持社群的排他性（exclusivity）。
不过，住在周边倒是意外地提供了一些深入当地的机会。我的房东太太Ursula是个本地的助产士，有三十多年的执业经历，在附近的城镇远近闻名。有天早上，她正好要去达沃斯镇上帮一位朋友的家人接生，开车顺路载了我们。汽车在阿尔卑斯的山间穿行，驶过一座座群山环抱的小镇，她一边开车一边介绍，这里那里都曾有年轻的母亲在她的帮助下成功生产。她说自己大概一个月会去达沃斯两三次，有时是外出接诊，有时是会友聚餐。接近城外，前方拉起了警戒线，是年会期间为了控制交通而设置的路障。她把我们送到一个论坛专用的接驳车点，然后赶去工作。那个时刻我突然感到一种反差，她谈论达沃斯的方式是如此日常。对我们来说，达沃斯可能是一个符号、一种象征；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每天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事实上，一年里的大多数时候，达沃斯就是一个普通的阿尔卑斯小镇，跟其他瑞士小镇并没有太大不同。五十多年前，施瓦布的金手指点到了这里，彻底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
许多年以来，当地人对达沃斯可谓是又爱又恨。当企业、酒店经营者和公寓房东欣喜于有机会将价格提高到日常价格的10倍时，小镇的普通居民却在抱怨，无休止的交通堵塞、空气污染、密集的安全检查、以及全球超级富豪的出现对年轻人道德的腐蚀影响。
达沃斯的房主都心知肚明，每年到了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召开的那一周，赚到的租金可以覆盖掉一年中的其他住房成本。一些企业也表示，每年收入的四五成都来自于这一周。不光是酒店满员，城区里的商店也会被跨国公司租下，变成临时展厅。根据往年的统计，年会可为达沃斯当地经济创造约4500万瑞士法郎（约合3亿人民币）的效益，给瑞士整体经济带来的效益约为7500万瑞士法郎（约合5亿人民币）。
但也有人担心，达沃斯论坛的“入侵”会改变达沃斯人的道德标准和生活方式，一切都变得只关乎钱。例如，一些房东在跟居民签订租赁合同的时候，会强制加入一个具有达沃斯特色的条款：年会期间必须离开。达沃斯不光是新自由主义的象征，也在赤裸裸地实践着新自由主义。
不过，当年会因为疫情影响而两年缺席达沃斯时，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焦虑。自1971年创办以来，只有2002年的年会没有在达沃斯举办。当时会方为了向世界展示“911”袭击后的国际团结，把那一次的年会放在了纽约。到了2021年夏天，会方曾一度计划将年会放到新加坡，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切实引发了达沃斯居民的一种担忧：世界经济论坛并不是天然就与达沃斯绑定的。
Simon是一个咖啡店主，从达沃斯主火车站一出来，就能在转角处看到他的店。2020年来达沃斯的时候，我曾在这里买过咖啡、并跟他结识。今年再见到时，他热情地给我们的咖啡免了单，寒暄之后才告知，过去两年里其实颇为不顺。他感染了新冠，在医院里住了好一阵子；店里的经营状况也不好，因为防疫停业了好几次，依靠政府补贴才勉强熬过来。
他来自科索沃，四十年前来到瑞士寻找工作机会，辗转留在了达沃斯，先后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给公司总裁做司机、在酒店厨房里帮工、最后自己开店。他说，每年一到年会的那一周，镇上就很热闹，然后会冷清一年。不同的人们来来走走，许多年就这么过去了。
我给他看了“Stop WEF”（“抵制世界经济论坛”）的照片——在一座本地居民楼上，有人挂出了这样的标语。我问他怎么看，他耸耸肩说，觉得这些行为有些失焦。“如果你想要人们停止污染、停止战争，那就去抵制这些东西本身。抵制论坛对此并没有什么帮助。”Simon说。
我在火车上还遇到了达沃斯居民John夫妇。他们当时正在前往奥地利度假的路上，以躲避每年这一周小镇上拥挤的人潮。他们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住在达沃斯，在他们的记忆中，年会刚开始时规模很小，后来越变越大，跟居民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
John在退休之前曾是小镇上的法官。最开始的那些年，论坛上有一个环节，会邀请一些居民代表一起参加，因为跟本地居民的关系很重要。John作为居民代表，曾几次见过施瓦布。他与施瓦布同龄，年过八十，开始考虑生死的问题。他偶尔会想，这觥筹交错、纵横捭阖的一切，全是由施瓦布这个传奇人物凝结起来的；但如果有一天，这位论坛创始人退位了，它会烟消云散吗？
今年年会快结束的时候，我在达沃斯的会场里与施瓦布本人打了个照面。当时他正赶着去跟基辛格做一场对谈。他精神矍铄，步调坚实，握手十分有力，完全不像是一个耄耋老人。他对记者很友好，不时停下来跟人打招呼。他就像是古早时期的那些沙龙主人，办了一个巨大的派对，来者全是客，希望宾主尽欢。
在许多场重要的对谈上，施瓦布都扮演了那个提问者的角色。那些讲者在各自的领域都举足轻重、世人瞩目，但他却不问世界局势，而是常常向他们抛出十分个人的问题。他问辉瑞总裁Albert Bourla，大流行的两年多里，你个人如何分配时间和精力？他问朔尔茨，过去三个月里发生的事（指俄乌冲突），如何形塑了你本人？他问泽连斯基，此时此刻，你对乌克兰的最大梦想是什么？
这些讲者的回答，说实话，我后来都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施瓦布讲话时的神色和那些问题。他确实有一种奇妙的魄力，就是你会信任他，会愿意跟他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去分享私密的感受。
这位支撑着达沃斯运转的灵魂人物，凭借着个人的魅力与时代赋予的契机，在过去五十多年里，创建了一个全球精英的超级俱乐部。但如今，旧危机加新挑战，俱乐部的命运也如时代命运一般，起起伏伏，悬而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