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人天性以貌取人，人们常以长相来预言一个人的吉凶祸福，决定一个人的官职功名甚至终身大事。既然长相如此重要，那么何种面相为贵、何种为贱，就需要一定的评判方法，古人由此发展出了相术以及将相术标准化、文本化的相书。本文讨论中国古代相术世界，对相术这个不登大雅之堂却在实际生活中影响着人们决策和价值判断的神秘之学做了深入剖析。今人研究相术，尤其需要注意相书记载和相术实践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二者不能简单地对应，相术实践根植其中的复杂社会心理不可不察。
《看脸时代》
文 | 段志强（《读书》2022年5期新刊）
一
荀子认为，他正生活在一个看脸的时代。一个人长得好不好——荀子说的主要是男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对他的评价，结果就是大家争相追求颜值，以至于“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而在婚恋市场上最受欢迎、“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的，自然也是这样的人。
目击时弊，荀子不以为然。他写了一篇《非相》，非的就是这种不正之风。《非相》里列举了圣贤们的长相，大部分不像正常人；又说昏君如桀、纣，都是又高又帅体格又好，“古者桀、纣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那么人与人之间，到底是比外表，还是比内在呢？以这样无可辩驳的论据，荀子抨击了当时流行的相人术，所谓“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的技术。
但是，对荀子的批评，后世的相士们肯定不以为然。他们理解的相面，绝不是比谁更好看，而且《非相》一篇虽然反对相术，但其中一句“相形不如论心”却被相士引去，几乎成为相术的金科玉律，荀子反而变成了相术谱系中的重要一员。
时代进步快。几百年过去，到东汉王充笔下，“长得好”在相术体系中已经成了一个需要辩护的特质了。王充是相术的支持者，《论衡》中有一篇《骨相》，开头就说人的命运很容易知道，办法就是观察“骨体”。王充的论据跟荀子差不多，都是古来圣贤的奇怪长相，只不过结论和荀子正相反：正因为大人物都有特殊的外表，所以可以通过外表判断人的命运。有趣的是王充写的圣贤外貌和荀子笔下大多不一样，例如荀子说“皋陶之状，色如削瓜”，皋陶的脸色如同削了皮的瓜，大概是一种绿白色；王充则说“皋陶马口”，不太容易想象。
王充举出的唯一一个长得好的例子，是汉初名臣陈平，说他“貌体佼好”。陈平年轻时很穷，饭都吃不饱，营养不良的人还能拥有美貌，所以“众人怪之”。《论衡》于是承认，“面状肥佼，亦一相也”，只要有“异”。可见如果没有别的特异之处，长得好只能算缺点，不会有大出息。总之，相术最重视的相貌，在荀子笔下是“美”，而到王充的时候就变成了“异”。这个“异”，当然与东汉流行的谶纬有关。
荀子与王充一正一反，论证的落脚点却都一样，那就是大人物的长相如何；反过来说，一个人究竟长成什么样才能变成大人物？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有一篇《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简文中齐桓公回顾了三代用人之法，说夏代是“观其容”，商代观其容还要“听其言”，周代除了观容、听言又有升级，可见古人心目中，“观其容”是较为初级，但也应该是较为普遍、不可或缺的选人方法。
选人要看长相，几乎是历史上一以贯之的规则。为人熟知的唐代科举“身、言、书、判”四条标准，“身”要求“体貌丰伟”，就是公然的以貌取人。史料记载，元朝几位皇帝非常重视“步态”，见到有所表现的人才，就“命之步”，或者“令纵横行殿中”，以此识别人物，这也是一种相人术。
明初，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书朱元璋，说如今朝廷求才若渴，地方官搜求人才、送往京师，如同押送重犯。可是到了京师之后呢？“除官多以貌选”。论“貌选”，明朝前三代帝王谁也不遑多让。建文二年殿试，本来排名第一的是江西吉水人王艮，结果因为“貌寝”，改成胡广。后来两人成了邻居，朱棣兵临南京城下之时，却是王艮服毒自杀，胡广归附新君。而那位造反的燕王也曾听一位相士袁珙的话，说他命该“太平天子”，但是要等到“年交四十，须长过脐”才能身登宝位。甚至后来朱棣为废立太子而纠结，也是这位袁珙相了仁宗、宣宗的面相，才一言以决之。这些桥段并非民间野史，而是出自“靖难功臣第一”的姚广孝为袁珙所写的墓志铭，还见诸《明太宗实录》及《明史》这样的堂皇史册。
到清代，更出现了制度性“貌选”的“大挑”之法。为了解决屡考不中的举人们的出路问题，乾隆定制，每隔数科，在会试放榜之后即举行一次“大挑”，多次落榜的举人可以报名参与，由王大臣面试拣选。如何“挑”法呢？嘉庆十三年规定，每班举人二十名，一排站好，各自报上姓名、年龄，主持拣选的亲王看上一眼，从中挑出一等三人，二等九人。入选一等的举人就拥有了做知县的资格，二等可以做个教谕、训导之类的教官。“大挑”一途，在清代算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出路，以国家选拔官员之大典，竟取决于“看脸”。
自然，以貌取人的选官方式受到持续的批评。晚清人记下一条谜语，以“大挑”为谜面，打二古人名，谜底是“颜良、文丑”，可谓善谑而虐。但进士录取名额有限，要在考试体系之外缓解举人积压的问题，清朝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大挑”一直延续到科举取消。
黄正建统计了唐代的相面事例，发现相术的核心作用是告诉人们能不能做官以及如何升官（《敦煌文书中〈相术〉残卷与唐代的相面》，《敦煌学辑刊》一九八八年第一、二期）。唐代如此，其他时代也概莫能外，一个人长得如何，与他的命运——主要是做官的命之间，既有术数性质的神秘联系，有时也会有体制性的实在因果。即使一般人没有做皇帝做大官的福分，也负不起识拔人才、选官任官的责任，还可以凭借相术发现些未来的大人物，并进而烧冷灶、下闲棋，交朋友、选女婿——《史记》记载吕太公“好相人”，他正是通过相人之术，才把女儿嫁给刘邦的。所谓“命运”，本来就是人我纠葛。
有了这样的社会实践和公众认知，“知命”和“造命”甚至可以产生闭环连接。陈庆桂《谏书稀庵笔记》记了这样一个故事：举人某，身材十分高大，参与大挑，自以为必得，结果落选。他拦住王大臣的车驾，质问大挑标准，大臣回答说：“我挑命也。”大臣的话，既可理解为知命，又可理解为造命，总之令人“无言以退”。唐代李勣临事选将，要选长相“丰厚”者，因为“薄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这些人立了战功，自然也就证明确实命该如此。
总之，相术与“做官”一样，是跨越阶层、跨越时代的共同信仰。从神秘的江湖方术，到庙堂的选官制度，这两种看起来分处光谱两端的相人术之间是连续的、融合的，它们的连接点正是命运的无常，和人们对“做官”的渴望。
二
王充对面相与命运的关系抱有一种相当机械的看法。《骨相》篇说：“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以知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人的外表与命运的关系，就像容器与容量的关系那样，如影随形，一望可知。东汉王符《潜夫论》也有一篇《相列》，其中说：“人之有骨法也，犹万物之有种类，材木之有常宜。”什么样的骨法也就决定了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都把命运比作内在本体，把骨相看作外在表征，相术乃是由外及内、由表及里的观察方法。
后来，王充、王符都曾被看成是“唯物主义哲学家”，是“反对迷信”“批判神学”的“进步思想家”、无神论者。显然，对相术的支持并没有影响他们得此嘉名。他们的论证也确实排除了神秘主义的成分，与重视经验、依赖观察的经验科学有其相似之处。推而广之，古代“术数”往往以数学为基础，建立起可以推算的理论模型，输入数据，就能得到结果，有什么样的征兆，就意味着什么样的结局，不考虑理论前提的话，完全称得上是理性、冷静的知识体系，与那些直指人心、不讲逻辑的道德哲学判然两种风格。
既然相人术就像“察斗斛以知容”般斩钉截铁、毫不通融，那么这种技术也应该像度量衡那样精确、标准，不能言人人殊，不容多元解读，而一种技术既要标准化，则必然形诸文字，载之典籍。《汉书·艺文志》著录《相人》二十四卷，大概就属于这种相书，可惜早已失传。
《汉书》记载，西汉名臣黄霸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与“善相人者”外出，看见一位女性，相士说：“此妇人当富贵，不然，相书不可用也。”相书的权威，给这位相士提供了充足的理论自信。黄霸一问，“其乡里巫家女也”，身份低微，但仍娶她为妻，“与之终身”，终于夫以妻贵，位至丞相。故事中，相书、相术和命运若合符契，可以前知，可以后验。
不但民间有相书，宫廷中应该也有类似的技术指南。《后汉书·皇后纪》记载当时挑选后妃的流程，要由宫廷官员以及“相工”在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选择“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什么才算是“合法相”呢？应该也有载在文本的条条框框，才能便于操作。
另外一些故事表明，相术不但有法可依，而且还能交叉验证。《旧唐书·方技传》载，隋炀帝居藩时曾请相士乙弗弘礼看相，结论是“王骨法非常，必为万乘之主”。炀帝末年天下多故，又把乙弗弘礼召来，“谓弘礼曰：‘卿昔相朕，其言已验。且占相道术，朕颇自知。卿更相朕，终当何如？’弘礼逡巡不敢答。帝迫曰：‘卿言与朕术不同，罪当死。’”——隋炀帝自己也很懂相术，而且相信相术确有标准答案，只是需要找个专业人士来验证一下而已。很有可能，隋炀帝也读过相书。
“以貌取人”的选官之法，是不是也有客观标准呢？关于清代“大挑”的去取原则，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略》中有一段著名的话。他说举人大挑，重在形貌应对，而形貌“相传以同、田、贯、日、气、甲、由、申八字为标准”：“同”者面方体正，“田”者举止端凝，“贯”者体貌颀长，“日”者骨格精干，这四种长相为合格；“气”者形相不正，“甲”者上宽下削，“由”者上窄下粗，“申”者上下皆锐而中粗，这四种长相为不合格。不过，这八字标准，商衍鎏明说是“相传”，官方文献中也从未见有成文规定。
晚清举人丁树诚曾参与光绪十五年的大挑，日记中记下大挑流程：“雁行入，阁外班立。前排出，乃右进。由右转中，鹄立南向，正中北面坐者，睿王、郑王也。”班齐之后，与挑举人不过“跪背履历，自念某人、若干岁二语，极简短”，一班背完，主持大挑的王大臣“呼名起，连起八人去，即不中选者。旋皆起立，呼三四人近案，择选知县，余不动者，皆列教职”。参与大挑的举人动辄一两千人，往往要历时三四日才能挑完，从大挑的流程来看，每个人轮到的时间极短，不可能像相面一样认真端详，分成八类、对号入座。中选与否，全在大人物一念之间。
相比于选官制度中的随意和偶然，反而是一些有心人物更注重“由相及心”“观人知性”。晚清曾国藩以善相人而闻名，常在日记中记下他对人物的第一印象，包括眼神、口鼻、面色等项。咸丰九年三月初八日的日记说，他“夜思相人之法”，定下十二字标准，六美六恶：“美者曰长、黄、昂、紧、稳、称，恶者曰村、昏、屯、动、忿、遁。”十一月八日又记他“细参相人之法”的心得，是“神完气足，眉耸鼻正，足重腰长，处处相称”四句。流传更广的曾国藩相法是这段口诀：“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曾国藩最关心相术的时候，也正是他和太平军战事最激烈的时候，他关注的重点其实也是用人，是特殊状况下的选官。
用最经济、最高效的手段准确识人，在人际关系中减少成本、最大化收益，是相术流行的社会基础。社会交往永远存在，“做官”欲望不易熄灭，因此相术不像风水、择日、占卜等术数只在特殊时刻才会用到，它的“应用场景”最多、流行程度最高，许多“善相者”都不是相士出身，所以它的“专业化程度”也相对较低。大批“业余”读者的存在，助长了相术知识的文本化、标准化。
文本化与标准化，往往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历来的各种方术典籍，无论相书、命书还是风水书，无不大量使用表格，很多还有圆盘形图示，为的就是删繁就简、分类清晰，看上去就令人生出信赖感。可惜我们都知道，世事无常、人生多歧，越是要精准，就越容易落空。唐代韩愈给发明八字算命术的李虚中写墓志铭，先说这种新方术“其说汪洋奥美，关节开解，万端千绪，参错重出”，似乎是重大的理论发现，但马上笔锋一转：“学者就传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方术的奥妙，就隐藏在这“可取”和“失之”之间。
三
回过头去看古代的书籍世界，我们很容易被目录书所迷惑。目录书里，大张旗鼓的都是正经正史、宏文杰构，凡属“小道”之列的，往往被压缩在角落，甚至完全抹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术数类的相书部分只著录了《月波洞中记》《玉管照神局》《太清神鉴》《人伦大统赋》四种，主要因为这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五代宋金作品，“有资考证”，最多算是举例说明，完全不能代表真实文献世界的分布状况。至少在南宋以后，诸如风水、算命、相面乃至医书、科举之类的实用性书籍，在书籍出版中绝对占据优势，然而像《神相全编》《柳庄神相》等流传极广的相书，却未能入四库馆臣的法眼。
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相书，是保存在敦煌文献中的十几种残卷。经过几代学者的研究，这些相书的面目已经逐渐清晰。从技术上看，敦煌相书还比较简单机械，例如说“女人左颊高妨父，右颊高妨母”“臂方有财，短粗臂者则劳苦”等等，很像是给普通人参阅，带有半参考、半休闲性质的相法手册。宋代以后，传世相书才越来越多，今天能看到的可以确定年代的相书，除了四库馆臣辑录的那几种之外，基本上都是明清的作品。
在方术的世界中，文本与实践的关系一直是个扑朔迷离的问题。后世史家只能通过文本来揣测历史，而一名合格的术士，显然不可能仅靠“书本知识”行走江湖。比如，敦煌相书讲步法之相，说：“凡人如龙行，三公。虎行，将帅。似鹅行，大夫。似龟行，三公。似小儿行，贵。似雀行，下贱。”不过究竟如何走路才算像龙像龟像鸟雀，大概还得看相师的经验积累和临场发挥。
一方面是逐渐增多的相书，一方面是各类史料中保存下来的相术故事，这两者的对应性如何呢？敦煌相书云：“足心有黑子，大贵，三公”；《太平广记》有一则故事说，唐代张仁愿一只脚下有黑子，而当时还在他帐下服役的安禄山不但两只脚都有黑子，还比张仁愿的更黑更大，因此成为张仁愿的亲信。这两则材料常被作为相书知识得到实际应用的证明，不过《太平广记》这一条关于安禄山的笔记多是荒诞不经之语，例如说安禄山醉卧时化为猪龙之类，恐怕不能看成信史，但即便是后人杜撰，也得有所凭据，相书可能就是源头。
但这只是例外，大部分相术故事在相书中都找不到依据。比如前引朱棣“年交四十，须长过脐”就可以做皇帝的相法，在现存明代之前的相书中就见不到类似的理论。相师也许另有其不传之秘本或秘术，不过更可能是他触景生情、因人设教。明代谢肇淛《五杂组》有一则说，兰溪杨子高以相术知名，有一次到谢肇淛斋中，坐客二十来人，杨子高一一辨识其身份，丝毫不爽。谢肇淛事后问之，答说：“此无它，但阅人多耳。”——“阅人多”实是跑江湖的不二法门，而准确判断来人的身份与职业，又是所有术士必修的基础课程，却非单靠相书所能学会。
术数史研究由此面临困境：一方面只能依靠现存的文献，另一方面术数的实践与文献之间却可能存在严重的脱节。其结果就是，尽管有数量繁多的术数类书籍存世，我们对古代的术数世界仍然缺乏理解。
王兴的新著《明代的相术：命运与身体》（Physiognomy In Ming China: Fortune and the Body）与大多数讨论术数的著作不同，作者除了讨论相学文本的演变和分化，还非常关心相术的实践。作者发现，相书的标准化记载和相术的实践之间，其实存在相当大的落差。比如说，为了说明某种长相特征，相书常常会画许多幅头像，以便读者按图索骥。但以当时的刻印技术，实在太难表现出微妙的面部差别，更别说那些分类是不是合理、标注的形容词（清、奇之类）能不能言传了。结论是，古人如果想靠阅读相书来掌握这门技术，恐怕并不容易，还得靠另拜名师，指点江湖伎俩才行。
以正统儒家的眼光来看，方术的先天不足在于，其中没有道德的位置。倘若茔地形势决定了家族的兴衰，出生时日决定了个人的命运，面目身体预示着吉凶休咎，那人为什么还要做好人呢？倘若世间万事都依照方术所揭示的规律冷漠运转，那人的意义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宋代以后，术数类书籍往往都会有一个“政治正确”的序言，预先解决这个理论困境，相术类书籍的常见套路，是说心术决定了面相，看相是为了看心，而心地善恶才是决定命运的关键。社会上还流传很多“改相”的故事，说某人本来面相不好，后来做了好事，面相改观，进而改命，那就更有道德说教色彩，也增加了术士行术的正当性和灵活度。
进而言之，方术的实践根植于复杂的社会心理，不但不宜用科学/迷信的二分法加以框定，也无法单靠文本窥其实际。相书条目清晰，相术实践却模糊含混；相书客观机械，相术实践却兼容道德，正说明方术与经验科学的相似性也就仅止于“相似”而已。明代冯惟敏《海浮山堂词稿》中有一支散曲讽刺相士道：“对着脸朗言，扯着手软绵。论富贵分贵贱，今年不济有来年。看气色实难辨，荫子封妻，成家荡产，细端相胡指点。凭着你脸涎，看的俺腼颜，正眼儿不待见。”神秘技术沦为语言艺术，正是一般江湖术士的必然归宿。
另一方面，历史文献中又充斥着相人术的成功传奇。崇尚科学理性的历史学者要么把这些故事看成是“迷信”，要么看成是“策略”。历史学的基本套路是，如果故事主角是小人物，那么就可以说他们是无知、迷信；如果是大人物，那最好还是用策略来解释更符合主角的身份，一般来说这种策略还得是政治性的。有意思的是，尽管科学一向强调经验，这些在史书上反复出现的情节却失去了成为经验的资格。换句话说，要想成为历史事实，先得经过科学的拣选，而这些方术故事只能先被判定为假象，进而归因于其他的动机，才能被历史学所理解。
新的术数史研究，不但应当重视文本与实践的差异，同时也要超越科学与迷信/策略的对立，方有望推进至新的境界——时至今日，外貌与心术及人生际遇的关系仍是极具吸引力的课题，由于面部识别技术的飞速进展，对面相的分类和描绘也前所未有地更加精细。蓦然回首，我们可能会发现，从荀子到今天，“看脸”始终都是时代的要素，一直未曾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