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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珠海市人民政府印发《珠海市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明确鼓励依法设立的及符合要求的校外培训机构提供校外托管服务，申请设立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的场所应当符合托管学生人均建筑面积不得低于4平方米/人等条件。
而在去年底，北京市提出鼓励实施先培训后付费的收费模式，以有效预防“退费难”“卷钱跑路”等问题新发。
这些对校外培训机构的鼓励”难能可贵，但也被认为有些“不痛不痒”。如鼓励符合条件的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这是搞好课后服务拓宽资源，必然的选择，而鼓励校外培训机构实施培训后收费，则涉及校外培训机构的财务运行情况，如果没有“真刀真枪”的鼓励措施，很难想象会有机构实施先培训后收费。
之所以关注对校外培训机构的“鼓励”措施，是因为“双减”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管理，聚焦对校外培训机构提出各种要求，包括“营改非”、限制培训时间、加强收费管理等。但却很难见到对校外培训机构的“鼓励”措施，如对“营改非”的机构有哪些鼓励措施，对实施“先培训后收费”的机构有哪些优惠措施。
正由于缺乏“鼓励”措施，导致有关规范管理措施在落实时“打折扣”，甚至出现机构要想生存不得不违规的现实问题。从严监管校外培训机构的同时，也要鼓励遵纪守法的机构健康发展。
最近，教育部部署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回头看”工作。“回头看”工作从当前持续到今年6月，主要抓“七看”。
一看培训机构压减，是否存在“假注销、真运营”等情况；二看“营转非”“备改审”，是否存在“名有非营利外壳，实为营利性行为”情况；三看培训收费监管，是否存在机构预收费资金未纳入监管情况。
四看隐形变异治理，是否存在以“家政服务”“家庭教育指导”“众筹私教”等名义违规开展学科培训现象、打“擦边球”等情况；五看材料和人员，是否存在培训内容不合规、从业人员不合格等情况；六看数据信息填报，是否落实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使用要求；七看风险防范，是否建立相关机制。
这七个“回头看”，抓准了当前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存在的表象问题，在“回头看”时，更应该对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回头思考”，如“营改非”之后，有机构存在“名有非营利外壳，实为营利性行为”。
“双减”意见要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必须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按照非营利性的要求，机构的举办者放弃了股份、也不得分红，这已经扭转了过度逐利的倾向。按理，监管部门鼓励这种选择，应出台相应鼓励措施“巩固”机构的这一选择。
可是，在培训机构“营改非”之后，不但没有相应的鼓励措施，一些地方还出台进一步让“营改非”的校外培训机构难以生存的措施，如要求按政府指导定价收费，并制定远低于市场标准的政府指导价。如果机构严格按照政府指导定价经营，将很难存活。
或许监管部门的用意是以此压减培训机构，但在培训需求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营改非”的机构就可能继续按营利性模式经营以维持生存。所谓“合规是死，不合规也是死”，如果再查处，就放弃“营改非”，转到地下经营。
对于“营改非”的校外培训机构，理性的监管措施，应该是允许机构按市场需求、经营成本定价，即便实行政府指导定价，其定价也应尊重市场规律。不能让收费连房租、人员工资都覆盖不了。
如此，才能让机构“有非营利之名，也有非营利之实”。要求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登记为非营利性，主要目的是为了禁止学科类培训机构进行资本化运作，这一目标达到了，就不能再“加码”。
再比如，“回头看”要看“机构预收费资金未纳入监管情况”。需要思考的是，机构为何不把所有预收资金都纳入监管？
从现实看，之前很多校外培训机构都没有执行一次性收费不超过3个月的规定，究其原因，这会提高营销成本，也和培训性质有关，家长选择校外培训并非短期行为，因此，这一维护家长权益的措施，也没有得到家长的配合。
同样，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预收费都纳入监管，也需要得到家长配合。如果家长把学费分为两部分支付给培训机构，一部分是公开的、按合同支付的，有关部门审查完全符合收费规定，并纳入监管；而另一部分则完全不签合同，而是私下直接付钱给机构、老师，这部分没有签合同的怎么查？
家长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存在对培训的现实需求，他们并不希望机构都倒下，合法的机构都倒下后，选择转到地下培训，费用会更高，培训质量还得不到保障。
也就是说，监管部门不鼓励校外培训机构，家长会以自己的行为“鼓励”校外培训机构，即配合机构绕过监管，机构表面上执行的是按政府指导定价收费，实际还会另收费；按政府指导定价收费部分进入监管账号，其他的则游离在监管之外。要杜绝这类行为，需要从市场角度来理解机构的经营行为和家长的消费行为。这是“回头看”时，需要有的理性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