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聊天室 | 衰老究竟意味着多大程度的“脆弱”呢？

032期主持人 | 潘文捷

每年的4月11日是“世界帕金森病日”（World Parkinson's Disease Day）。帕金森病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多见于老年人，主要表现为静止性震颤、运动迟缓、肌强直和姿势步态障碍，晚期可能出现认知障碍，并可能出现生活难以自理。

近年来，流行文化开始更加关注老年人疾病。综艺《忘不了餐厅》就是一档关注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节目，嘉宾和五位患病老人一起经营中餐厅，这家餐厅可能会上错菜，但在爱与鼓励之下，老人们越来越勇敢地尝试融入集体。韩剧《耀眼》也以奇幻爱情故事的方式揭露了一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一生。这些尝试都在鼓励我们关注老年人的疾痛和内心。

除了年龄增长带来的体衰与疾病，大规模的流行病也严重威胁着老年群体。在新冠疫情之中，老人不仅成为了嘲弄对象——一些年轻人把新冠病毒称为“老人消灭者”（Boomer Remover），“#BoomerRemover”一度在推特上成为热门话题——而且很可能是第一批被放弃的人。牺牲老年人以拯救年轻人和未来的看法在此次疫情中并不鲜见，乌克兰前卫生部部长伊利亚·叶梅茨在一次采访中将65岁以上的老人比作“尸体”，直言“我们应该算一算，要把多少钱花在活人身上，而不是尸体上”。这一言论掀起舆论风波，伊利亚随后辞职。

卫生保健中的年龄歧视比比皆是。在《年龄歧视与老年人虐待问题研究》一书中，作者姜向群看到，在平时的公共生活中，美国年轻人也往往会抱怨老年人：“美国老年人口占全国总数的11%，但占去国家财政预算的25%。”这些年轻人忽视老年人过去的贡献，抱怨老年人占了青年人的便宜，似乎人在退休以后就成了二等公民和社会负担。“失败者”“纯消费者”“一无是处的人”之类的贬义话语常常被用来形容他们，一些人自己也认同老年人的负面角色认定，这是因为认同感通过社会互动学习而来——如果社会或者家庭成员倾向于认为老人衰老无用，老年人自身也会逐渐接受这种角色认定。

如何与老年人相处，体谅他们，照护他们的生活？这是一个事关所有人的问题。行至暮年，如果足够幸运，你可能有着健康的身体，但也可能会患上帕金森病、阿尔兹海默症、肿瘤、心血管类疾病等等。那时候的我们自己，也会成为需要照顾的老年人。

失去自主性意味着自我身份认同的强烈动摇

林子人：我的外婆年事已高，这几年自理能力越来越差，爸妈再不放心让她独居，彻底搬来和我爸妈同住了。虽然在精心照料下，外婆无需操心任何事，但她总是流露出失落感，每次我回家探望，都会对我不住嗟叹，“人老了，没用了，什么事都干不了。”类似的话听多了，我有时也会在心底有小小的埋怨，觉得能被子女照顾妥帖，还有什么好不满足的？但在更多时候，我对外婆有着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她一直是一位非常独立自强、有很强自尊心的女性，年轻时做饭裁衣样样出色，不到必要时刻坚决不愿麻烦别人。对于习惯了独立自主的人来说——在社会日益原子化的当下，这其实是我们默认的生活状态——失去这种自主性意味着自我身份认同的强烈动摇，这是非常让人沮丧的。我们在讨论尊老养老的时候，似乎并没有对这一点予以充分考虑。

老年人失去自主性，觉得自己“没用”，不止是身体条件不允许的原因，也有社会文化环境改变的原因。斋藤茂男在《燃烧未尽的晚景》中记录了一个农村老年女性因为感到空虚而自杀的故事。根据斋藤茂男的采访，在日本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生活的传统结构和秩序都遭到了破坏，农村人口流失，农村原本自给自足的生活也被日益商品化的生活取代，导致老人们能做的事也渐渐消失。“无法赚取现金的老一代人，逐渐失去了自己的舞台。”为此，一部分老人感到失落甚至绝望。即使衣食无忧，没有自身存在感的生活对老人来说也是难以接受的。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提出的一个观点，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农村地区需要为老去的农民工提供退守养老的空间。农村的退养生活，能让老人与自然亲近，在农业劳动中获得收入和意义感。另外，农村的熟人社会也能为老人提供社交支持。

董子琪：我的奶奶生前很喜欢抱怨她不断衰老的症状：耳朵嗡嗡响，眼睛白内障，腰疼和腿脚肿……衰老让她气闷，更多的是不服。她注意观察老邻居谁又架上拐杖了，谁中风说不出话了，讲给儿女们听，好像是吸取教训似的、坚决不要那种四轮的拐杖。可是更让她气闷的是，儿女们通常听着听着就走神了，还会劝她，谁老了都这样，老了就要服气，为什么你就不能像其他老太太一样呢？可是，真的存在安于衰老的慈祥老太吗？ 其实是没人真的想去想象奶奶描述的老去的光景。我有时候会觉得奶奶的抱怨让她精神焕发，多疑多虑让她保持敏感，她要为自己打算，不想成为被照顾的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都没有变成脾气优雅的慈祥老太。疫情时她跟我电话，最担心的是退休工资会不会受到影响，我跟她说放心吧奶奶，扣我们的都不会扣你们的，她就大受安慰，她需要退休工资，那是她老年孀居抱怨生活的底气。

今天正好在看西西的《白发阿娥及其他》，唉，西西与我的祖母正是同一年出生，而这部小说主角也是一位老年女性，西西将白发阿娥的衰老形容为“蜗牛失去了触角”，和她同辈的人，有的踩着莲花碎步，有的穿上溜冰鞋，一滑远去了。家庭地位由裁定者变为被教导者，这一切发生得不由自主、无可挽回。想当年奶奶带着她子女所生的三个孩子忙前忙后的时候，也一定是充满力量的规则裁定者、充满企业家精神的家庭支柱吧，而当儿女和孙辈都可以离开她生活，她在脑中回想的也还是那些最忙碌时期的欢喜画面，所以她把旧习惯都保留着，儿女过去喜欢吃的都摆着，孙辈一点点有意思的成长故事都要反复说，直到她的房子也老了，茶几也松了，老邻居都不见了，公园的假山都移平了，她的倔强比这些东西还要更长久一点。

叶青：家中的老人大多是在病痛中离世的。太公晚年时脖子上的肿瘤扩散，止痛药已经不起作用，疼得整夜整夜地哀嚎。外婆也是因病走的，临终前喉咙里满是肿泡，连吃饭喝水都是折磨。老人肉体疼痛，我们作为家属因为无法减轻他们的痛楚而精神疼痛。在Netflix剧集《Grace and Frankie》中，Frankie的友人Babe是一名癌症幸存者，不幸的是，癌症复发了。她不愿意再经历一次治疗，也不愿缓慢地在痛苦中去世，她决定举办一场派对，一场最后的庆死派对，邀请亲朋好友，庆祝自己走过的一生，也坦然拥抱死亡，在安详中离开。这当然不是在鼓励或鼓吹自杀行为，但我希望在将来如果我们真的不幸走到了无药可救的最后一步，与其在疼痛中挣扎，我们也能拥有选择体面退场的可能。

精神上的照护与关心需求可能会先于生理上的照护需求出现

姜妍：我首先想要说的是，不要把老年直接和一些疾病去划上等号。不管我们怎么定义老年，是从退休后领到老人卡开始计算，还是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又划分出年轻的老年人等等。老年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也涵盖了一个相对较为漫长的时间跨度，我见过的耳聪目明的老人非常多，进入老年当然会有机体的衰退，但很多老人并非断崖式地变成了另一个样态。

过去四年多，其实我最多接触的就是老年人的群体，因为每年有300多个清晨在天坛打太极，一路观察过来都是晨练的老人。年纪从刚退休到90来岁的都有，各式各样，各种运动，跳舞的、扔沙包的、打拳的，每个清晨除了习拳的乐趣外，我还有两大快乐，一个源自天坛的动植物（最近这个季节幼崽们出来活动可爱透了），另一个就是听这些老人们只言片语的对话。有时候我觉得，我可能比隔壁扔沙包的几个老大爷老太太的子女对他们更了解。我知道他们买的羊腿多少钱一斤，知道他们新买的外套砍下来多少钱，知道73岁的蒋老头的退休金有多少，知道80岁的高老太太因为被儿媳妇“嫌弃”如今选择独居，还知道87岁的马老太太每天早上要先绕着壝墙几个门走遍才来和伙伴们相聚。我也得到了好几位阿姨们的照顾，谁家包饺子了、烙饼了、做豆沙包了都会给我带一份。

我听到过很多他们对年轻人的抱怨，或者有时候那个抱怨是一种隐含的，以事例的形式反馈出。比如有人会抱怨子女周末来家里就是连吃带拿，吃完饭屁股直接挪到沙发上继续刷手机。还有偶尔聊天涉及到阿姨们子女的一些细节时，她们有时回答不出来，比如有的阿姨叫不出女儿的单位名，女儿不告诉她，觉得说了阿姨也不懂。类似这种“说了你也不懂”的心态，似乎普遍存在于晚辈和长辈的相处中。有一次我们一起练拳的赵姐就说，“你们想什么怎么都不说呢？”这话当然不是指我，而是一种作为长辈有时和子女沟通时觉得有一道沟或一堵墙的感受。

在漫长的老年生涯中，精神上的照护与关心需求可能会先于生理上的照护需求出现。每一个人都可以问问自己，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照到底是哪个层面的？我们真的理解他们吗？

潘文捷：看了《耀眼》之后我泪流三公升。主人公惠子在1970年代经历的爱情在朴正熙的铁腕统治之下被拦腰折断，男主人公、南柱赫饰演的报社记者在结婚纪念日入狱，之后一去不复返。这使我意识到，其实老一辈人虽然在我眼中只是下下象棋、串门唠嗑，他们其实有很多没有说出口的事。抱着这样的想法和外公外婆交流，我就发现了很多之前并不知道的事情——外公早年在大城市打拼的辉煌经历至今依然是家庭的骄傲，但面对历史的洪流是否也有怯懦或者逃避的时刻，却是怎么都讲不清楚的话题。另一方面，外婆被包办婚姻扼断的爱情萌芽和独自育儿的痛苦也无处诉说，那些事情堆积成了两人生活中至今不断的口角。我想，每个看起来只是在晒晒太阳的老人，可能都有值得倾听的人生故事。或许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身体上的疾痛，但是多聊聊天似乎也能有所帮助。

老龄化的社会倒逼人们更关心弱势与残障群体的需求

尹清露：我家的老人大多都过世了，现在只剩下姥姥，她小病不断且愈来愈同时发作，不过也能得到及时照顾。我以往会觉得这没什么问题，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这几年经常听我妈说，心疼姥姥吃不了冷硬的食物，下馆子时倒是能单独点些面条和软烂的娃娃菜，但回到家，姥姥就会因为麻烦而随便凑合一顿。当年轻人聊天时，她只能笑眯眯地听着，或者因腰疼而回房睡觉。可姥姥也有精神需求，她晚年皈依了天主教，腿脚还灵便时去教堂听大妈们用济南话布道，那是属于她的社交场合，但最近因为走不动便不再去了，兴奋地在饭桌上给大家讲圣经故事，通常没什么人会听，积极响应互动的只有我，但我每年仅仅回家两次。

这些都让我难过，因为你无法割裂老人的内在感受去谈老年照护，但那些感受恰恰是由疾病生发出来的，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日本一名医学者大井玄讲得很好，他说疾病不仅是身体的失调，而是病人生活的有意义的世界，总有一部分不能通过外部的分析和观察看到，而只能从内部与之共鸣，所以有些疾病只能通过诗歌来处理。大井会和老年阿兹海默症患者交流诗和俳句，或者一起吟唱歌谣，他把这些经历写成了散文集，叫做『病から詩がうまれる——看取り医がみた幸せと悲哀』（可惜还未有中文译版），写得非常美。这也说明为什么老人总在彼此讨论病情时感到最被理解，推心置腹来看，当我们年轻人生点小病或患上抑郁症，不是也会渴求病友之间的惺惺相惜吗。

徐鲁青：社会对老年人的关注并不高，这从疫情期间无处不在的技术门槛就能看出来。买菜要上网抢，团购要小区微信群接龙，做核酸用小程序登记，更不用说日常去哪都要打开健康码看一看，这些规定似乎只考虑到有独立行动能力、会使用智能手机的青壮年。我们小区封控已经一个月了，我楼下住着一对八十多岁的老人，女儿在国外因为疫情无法回来，他们不知道怎么看微信通知，更不知道要怎么登记核酸，女儿只能拜托我们周边邻居敲门告知，平时帮他们订菜。我想很多时候不是老年人身体衰弱产生种种困难，而是社会对他们考虑得太少。

衰老意味着多大程度的“脆弱性”，受社会环境影响很大，一些地方的老人和残障人士比一些地方更“可见”，他们常出现在街道上，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有时候自己开着轮椅出来逛超市，这不一定是因为他们身体更好，可能是社会提供了更充足的支持，比如无障碍通道的设置，比如交通信号灯考虑到他们走路慢于是把行人时间设置得更长。有些北欧社会学家认为老龄化并非一无是处，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也会倒逼人们更关心弱势与残障群体的需求，提醒我们无论是在基础设施上还是政策规定上，都要考虑到不同群体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