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冰会客厅 | 艺术家马良:五个工作室

2022年04月02日 10:00
工作室只是一个工作的空间而已,重要的还是在其中创造的作品。

撰文 | 马良
来源 | 苏冰会客厅

一个时刻让人保持清醒的时代,一定是个最无情的时代。

寄身于此时此地,我一直努力的不过是让自己活得不像一个笑话。

“工作室”这个词,我在大学毕业之前是没有听到过的,这也是个从港台舶来的词汇吧,读美院那会儿我们常用的词是“画室”,后来工作之后和几个小哥们儿筹划着自己创业,搞个画广告插画的小团体,印名片的时候第一次用了“工作室”这个名称,那时可是个时髦的词,很少有人用。十多年后我开始搞创作的时候,四处找房子,后来终于定下一间,门口不远就有一个发型工作室,二个婚庆工作室,好像还有一个纹身穿刺什么的工作室,想必和我一样,都是些想要自圆其说却又实在拿不出个什么说法的人。我心里却是喜欢把自己工作的地方称为“画室”的,只是画画越来越少,乱七八糟做的都是些说不清楚的工作,摄影又不算是摄影,装置也称不上是装置,只好拿个“工作室”来搪塞了。

2007年工作照 于上海696艺术园区

那间前文提到的谷仓里的画室,如今常常会在我的回忆里浮现出来,虽然是和同学合租的,但那是我人生里第一间所谓“工作室”。如今时光漂白了所有阴郁的颜色,只留下些阳光灿烂的日子,再看那间小小的破屋子,是我生命里的一片处女地吧,我把自己种了下去,从那里发了颗小芽。只可惜这颗种子生命力并不顽强,此后不死不活在尘土里埋没了,我决定再要松土施肥,再找一片土壤,找一间画室重新开始创作的时候,已经十多年过去了。

画室的晚上

第二间工作室是在上海旧城区的一条小巷里,估计是曾经辉煌过的,住过一些大户人家,后来颓败了,本来就狭窄的巷子里停了好多自行车,汽车是肯定进不去的,走路都有些难。但是那栋小巷深处的房子实在是漂亮,殖民时期的洋房,陈旧不堪但非常安静沉稳的样子。20多平方的一间采光明亮的房间,价格很便宜,我一分钟都没有犹豫就借了下来。后来几天的时间里,每天都在福州路文化街,大批的进各种美术用品,画架画布,一捆捆的笔和整箱的颜料。似乎觉得拥有了工作室,再坐拥满满一房间的画具,这就离成为“艺术家”不远了吧。几天之后一切初具规模了,特别是下午坐在窗口的阳光里,面对一张空白画布的时候,心里真的美极了,完美的气氛,眼前未知的一片空白,是如此崭新而充满魅惑,以至于一笔都不舍得画,经常就什么事情也没干,一天就沉浸在这种“艺术”的氛围里虚度掉了。这是我成年之后再次拥有一间自己的画室的感受,很美,至今回忆起来都觉得是这样。

可惜,这事儿开始得完美,之后就真不怎么样了。后来渐渐觉得不对劲,那栋洋房里有种很不吉祥的气味,一进楼道就有一股子不正常的尿臊气,如果不开空调,这气味会从门缝里不停涌进来,让人非常心神不安,有一种行将就木的死亡气息。后来在那里也真是没有画成什么好作品,我总想归罪于那股子气味,当然是有些耍赖,画画的人要的是视觉完美,那房子至少看上去无可挑剔。后来我向邻居打听,才知道那栋建筑本来属于一个有钱人,文革时候房子被闲人占去了大半,只留了一层楼面,我闻到的气味就来自于这位垂垂老矣的主人,他常年卧病在床,所以我也一直没有见过他。一个游手好闲也已经人过中年的儿子,嫌脏不愿照顾老人,只请了一个护工草草照料,自己搬了出去,多余一间房子便租给了我。回想起来,那个和我签约的房东果然是有一张什么都无所谓的痞子脸。知道了这个故事,我心里更是不舒服,画儿也更是画不出来了。这样将就了大约半年多,突然有一天这气味就没了,这老人死了,楼道里放了几个简陋的花圈,看得我心里竟有些歉意。再往后的事情更是不可思议了,几周以后房东过来找我,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有3个月的房租,他还是那幅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是赌博把房子输掉了,他情愿按照租赁合同违约赔钱,叫我赶快搬走。我的第二个“工作室”就这样在半年之后草草落幕了。

水仙花和旅行者

小玩具装置-大吊灯

邮箱改制的柜子

装置作品-由天真做引信的人体炸弹

之后我又找了一个老房子,这第三个工作室还是上海的旧时洋房,视觉上还是无可挑剔,邻居们也还是几位老人,只是他们都还健康,每次看到我都满脸警惕,终有一战的样子。我和他们主动微笑搭话了几次都被白眼相向,后来索性也就关起门来成一统,再不和邻居交流了。那时我已经开始做摄影方面的创作,每天会在路上捡一些别人丢弃的东西,扛回去自己修修补补做成拍摄用的道具。房间很小,画画的空间不够,我便越来越多做些手工的事情,东西堆得越来越多,我也闷头玩得越来越开心。这样工作了将近一年,突然一天门板被急急地敲响,我正拿着电烙铁在鼓捣一个东西,慌张去开门,竟是几位弄堂老阿姨带了一位片警,老阿姨们口气倒还客气,动作却是极其彪悍的,一进屋子立即占据了有利地形,把我团团围住。“你是做什么的?”“你的暂住证有伐?”阿姨们四处打量,各种问题急速涌来,我正疑惑这阵势,民警开口用很不标准的本帮普通话向我解释原因,原来是有邻居去居委会报案,说有个样貌怪异的人每日关在房间里,不知做些什么,怀疑是地下加工厂之类。唉,我听了不知该做何解释,真让人啼笑皆非。气氛稍稍缓和后,我用一口标准的上海话,巧妙地回答了我不需要暂住证,也拿出刚出版的画册,向阿姨大妈们解释了我神秘的工作。他们相互使着眼色,胡乱夸了几句果然艺术家都是有个性人之类的话,怏怏退了出去。回身关门重重坐在沙发里,突然就觉得该搬家了,这个房间实在是不适合我的工作,每天都不敢动用大声的工具,大白天敲钉子都小心翼翼地,生怕搅扰了老人们的午觉,这样憋屈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

工作中的马良

之后几天我满大街骑着自行车四处找房子。竟然苍天不负有心人,在市中心发现了一个旧厂区,也是几天就决定搬了过去。之后通知了很多的朋友,渐渐把那里变成了一个自发的“艺术园区”,那儿的确是一个适合创作者工作的地方,在那里我做了自己创作生涯里最重要的几个作品,在2010年代时候,甚至把工作室都搬去了上海双年展,原样复制了一个工作室的样貌。展览的那几个月里,工作室一半都搬空了,我四处游荡如同丧家之犬,因为同时也接到了政府拆迁令,这个完美的工作室,在屹立了5年半之后终于不敌这个国家的建设狂热,和上海这个商业都市对文化艺术的冷漠无情。唉,拆就拆掉吧,总也算在美术馆里做了个告别仪式,几万人随我一起凭吊了过往的这几年岁月。

马良位于696艺术园区的工作室

上海双年展作品——我的工作室

第五个工作室,是在上海远郊的一栋别墅里。房子很大,租金也便宜,就是离市中心太远了,我一般一周才进城一次。租赁合同上,房东只肯签为期三年的期限。他说,现在什么都变化那么快,三年已经很长了啊。想想他说的也没错,的确,给我三年的安定,也该满足了。

马良在松江泗泾的工作室

一次又一次的动荡,让我渐渐不再愿意花时间营造自己的工作室了。毕竟工作室只是一个工作的空间而已,重要的还是在其中创造的作品吧,那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也比工作室本身能存在得更久远。觉得可以不再依赖那个能给我某种安全感和身份确认的“工作室”了,其实也是一种解脱。去年我做了一个叫“移动照相馆”的作品,是一辆装满摄影器材和道具的卡车,我和几个朋友一起驾驶着到中国的各地,免费为陌生人也是有缘人拍摄类似老照相馆形式的照片。每到一处,都是临时找个场地就立即搭建一个工作空间,真正的拍摄只几天时间,拍完之后拆散了搬上车就走。一路下来,我拥有过了35个临时的工作室。既然这可怜的创作生涯一直如此漂浮不定,干脆就走了个极致,建立35个工作室,35个有时限的乌托邦,渐渐习惯于盛放和幻灭不停交替,直至不再因此而伤悲,不再有倦意,直到终于在“工作室”这件事情上真正超脱了。

后来的二十年里我回过两次那间“谷仓”工作室。第一次去是十年后某个晚上,那里成了一个城中村,曾经开阔的田地不见了,视线所及到处都是简陋的低矮房子,临时搭建租给打工者的逼仄的出租屋,像是蚁穴一般纵横交错,没有路灯,我也寻不着路旁的那些树了,我原以为那些我认识的树可以给我些指引的,漆黑的夜里我完全迷路了,只有路边夜宵店的惨白色的灯光,和四处密布的发廊里粉红色的暧昧的光,交替照出脚下依稀可辨的前路,哪里都寻不到我回忆里的那处乌托邦了,那房子沉没在了一片黑暗里。七八年后我又去过一次,那边已经都是高档住宅区,一栋栋一模一样的大厦仿佛是粘贴复制出来的,我连方位都无法确定了。其他几个曾经的画室,路过时也去看过一眼,也都物是人非,看了反而生出后悔来。

想想最初其实是因为和父亲闹别扭要离家出走,才有了第一个租来的画室兼宿舍,再后来也是为了离开原来不喜欢的生活,硬是要给自己搞一个工作室,逼着自己往前走,不料种种原因又从此离开来原来的家,这些年里都寄居在工作室里。我这潦草荒唐的人生真像是一场负气的远行啊,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下一站,却只想着要离开,一站一站渐行渐远,直到都忘了来处,只能埋头一路向前。上路的时候心里曾想着再不要回去了,后来却发现的确也是回不去了。那赌气渐渐成了无主的怨怼,时间长远,所有说过的狠话气话再也无处安置了,便只好随手一扔,随便忘了。只有那些所谓的“工作室”成了临时停靠的站台,一站一站的接起了支离破碎的生活。不过,远行者既然不避风雨四处漂泊了,随遇而安是必修的功课,好在“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心得安处便是家,离开家也算是回家了。

马 良

2013年于泗泾工作室

如今马良在新桥的工作室

*以上图片均来源于马良工作室

马良 Maleonn

1972年马良生于上海,11年间一直接受专业美术教育。

1995年,马良开始从事广告影片的导演工作,继而成为中国当时有影响力的的广告片导演之一,两次获得中国广告节金奖。

2003年,马良回到艺术领域,开始从事视觉艺术创作,主要以摄影为媒介,并有绘画、装置等。作品在世界多个城市进行大量个展及群展,并获得澳大利亚国际数码艺术奖(IDDA),第四届Spider国际黑白摄影奖之年度杰出成就奖及艺术摄影大奖、奥地利超级巡回摄影展杰出作品金奖等多项国际大奖。 2019获颁中国当代影像艺术中心第一届中国当代艺术摄影金熊猫奖十大杰出影像艺术家。

2012年,马良发起了艺术项目《移动照相馆》。他将自己的工作室装入两辆卡车,用10个月时间穿行全国35个城市,用搭建临时照相馆的形式,免费为1600个陌生人拍照,轰动全国,网上报名人数超过两万,引起的热议至今未息。英国《卫报》、《每日邮报》BBC,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等知名国内外媒体对此均进行了专题报道。

2014年,马良开始尝试木偶戏剧创作,作为送给一生从事戏剧事业的父母亲的礼物。他用两年半的时间创造出一套独特的真人比例大型木偶系统,并编剧、导演了独特的木偶剧作品《爸爸的时光机》。该剧成为首部入选国际演艺协会年度会议(ISPA)戏剧单元的中国戏剧作品,2016上海国际艺术节首推项目,第十七届加拿大表演艺术交易会(CINARS)官方推广节目,2016乌镇戏剧节邀请剧目。并受到美国耶鲁艺术创想艺术节,斯波莱托艺术节、以色列国家艺术节,加利福尼亚戏剧节等多个国际一流艺术节邀请。

2019年,以马良的创作为故事的纪录片电影《我们的时光机》在美国获得洛杉矶亚太影展评审团大奖,旧金山亚美影展最佳纪录片奖,纽约翠贝卡影展最佳摄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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