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阿吉翁等：警惕技术创新的破坏效应，丹麦“弹性保障”体系可供借鉴

【编者按】所谓“创造性破坏”，是指新的创新淘汰现有技术的过程。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塞利娜·安托南和西蒙·比内尔在新书《创造性破坏的力量》指出，创新是一把双刃剑——长期对经济和发展是有利的，但短期对社会的冲击不可忽视，包括失业、压力、焦虑、健康风险以及幸福感的丧失。对此，丹麦的做法值得效仿。本文摘自该书第十一章。已获出版社授权。

在《21世纪的死亡率与发病率》一文中，安格斯·迪顿与安妮·凯斯精确描述了近期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美国中年（50~54岁）非西班牙裔白人群体的死亡率在经过长时间下降后，从21世纪初期开始回升，而且自2011—2012年来明显加速。

凯斯与迪顿强调的另一个惊人事实是所谓“绝望而死”现象的增加，意指由于自杀或物质滥用而死。在美国，50-54岁的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因绝望而死的比例快速攀升，而在其他发达国家没有出现对等情形。凯斯与迪顿指出，此类死亡的快速增加主要发生在低技能群体中。而前文已提到，这部分人群的工作与收入受创新的冲击最严重。

对于非西班牙裔白人死亡率的逆转趋势，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工作保障被削弱，并带来家庭不稳定加剧等后果。我们已告别了过去的世界——人们可以预期把整个职业生涯放在一家公司，从事一种工作，有确切的向上发展轨迹——走向一个创造性破坏成为惯例的新世界。创造性破坏尤其威胁到20世纪70年代的“工人贵族”群体，他们的工作、地位和收入丧失的风险加剧。这种风险感受导致的焦虑造成抗焦虑药品、阿片类药品与酒精的消费增加，继而使药品滥用、酒精中毒、肝病与自杀的风险提高，这些都引发死亡率的上升。

丹尼尔·苏利文(Daniel Sullivan)与蒂尔·瓦赫特(TillVon Wachter)在200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裁员对美国的死亡率有显著影响。“该研究利用20世纪70-80年代宾夕法尼亚州居民就业与收入的行政数据，并与1980-2006年的死亡率匹配，主要分析在失业前为同一家雇主至少连续工作3年的员工。发现这些员工的死亡率在失业后的1年上升了75%以上，并长期稳定在比未失业情形高出10%~15%的水平。该研究随后分析了导致这一现象的潜在因素。从短期看，死亡率上升主要来自解雇导致的平均收入降低(50%~70%),以及收入不稳定性增加(20%)。从长期看，收入降低依然是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其后果是个人对健康的投资减少和慢性压力增大。

丹麦奇迹

有没有可能打破失业与健康风险之间的这种恶性循环，让人们更平静地度过失业期？亚历桑德拉·罗莱特(Alexandra Roulet)于2017年关于丹麦裁员对健康影响的有趣研究为此带来了某些希望。”她指出，当国家采用较完善的安全网保护遭遇失业的群体时,裁员对健康没有负面影响。

丹麦与美国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1993年，丹麦在劳动力市场的监管中引入了名为“弹性保障”的新体系，它包含两个支柱。首先，企业的解雇程序被简化，例如给离职金设限额，很少发生诉讼，使劳动力市场变得更灵活。“其次，作为提高灵活性的补偿，有两种类型的保障：相当于工资90%的失业金(但金额有封顶)，最长领取时间达三年；加上政府对职业培训的大力投资，让劳动者尽快掌握返回劳动力市场所需的技能。

在这一研究中，罗莱特主要依据丹麦在1996-2013年的若干行政数据库，包括个人纳税记录、与员工信息匹配的企业层面信息、失业保险机构的数据以及死亡记录等。为测算失业对个人健康或药物上瘾的负面影响,她利用了抗抑郁药物或止痛药物的购买记录以及酒类消费作为指标。反映健康恶化的其他指标包括住院记录和医生的疾病诊断记录等。罗莱特对比了在2001—2006年间关闭的就业机构的劳动者的健康状况，与就业机构未受影响但在其他方面(如年龄、工作履历和技能等)类似的劳动者的健康状况。结果表明，企业关闭似乎对各种健康指标没有显著影响，包括抗抑郁药物或止痛药物的消费以及找全科医生咨询的次数等。此外，该研究还发现，企业关门对其员工的死亡率也没有显著影响。

丹麦与美国的对比意味着，制度，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安全网存在与否，对创造性破坏如何影响健康和预期寿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下面我们将考察创造性破坏与幸福感的关系是否也存在这一现象。

创造性破坏与幸福感

人均GDP是一个有用的指标，为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和发展程度提供了具体而客观的测量。不过，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关注点是人均GDP,为什么把人均GDP增长作为我们的主要目标？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清晰。国际比较确实表明，一个国家的幸福感随人均收入提高而上升。”不过，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指出，相对于全体人口的比例而言，1970年感觉“非常幸福”的美国人并不比1942年更多。身处一个极端的人们认为，我们必须追求人均GDP的客观增长，因为这是一切繁荣和就业的源泉。另一个极端则是反增长派，他们认为人均GDP增长及支持此类增长的政策是不幸福的根源：导致环境退化、不平等恶化，并给大多数国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压力和不安。

我们的几位经济学研究同行，如让-保罗·费杜斯、阿马蒂亚·森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介于上述两个极端之间，他们认为除了人均GDP,我们还应该把其他发展指标纳入考虑，特别是反映环境、教育和健康的质量，以及控制失业和不平等的内容。

从之前各章到本章,我们讨论过创新与创造性破坏如何促进人均GDP增长同其他发展目标的协调。这里还能更进一步：来自民意调査的新数据让我们能够直接分析创造性破坏带来的增长同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指数有何联系。不过与之前一样，在深入解析数据之前，我们最好还是从理论视角讲起。

理论上做何预测？

创造性破坏的第一个效应是消灭工作岗位，从而提高了劳动者失业的概率。这至少会在短期破坏幸福感，尤其是当失业导致短期收入立即而显著下跌，并增加了更长期收入的不确定性时。反映这一短期满意度打击的最佳民意调査办法是询问人们感受到的压力水平。

创造性破坏的第二个效应是创造新的岗位，从而提高未来找到新工作的概率。除此之外，创造性破坏还会推出新的业务、新的产品和生产工艺，使消费者的货币变得更有价值。创造性破坏的“创造”一面大多在长期发挥作用，通常可以提升生活满意度。

最后是第三个效应，创造性破坏的创新会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使未来的收入前景变得更光明。

以上理论推导能够得出至少四个可以开展实证检验的预测：一方面，创造性破坏会增加压力或焦虑，主要源于它提高了人们遭遇失业的概率；另一方面，创造性破坏会促进增长、创造就业，这对生活满意度有积极作用；在短期内消极影响占据主导，积极效应在更长期里较为突出；最后，当失业保障较为充分时，创造性破坏对生活满意度的总体效应也更为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