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记者 | 陈琼烨
国内高校本科生导师制全校覆盖的进程又有了新动作。
近日，北京市教委发布的《北京高等教育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行动计划（2022-2024年）》提到，要促进科教融合发展，探索推进本科生导师制，支持有一定基础和潜力的本科生进课题、进实验室、进团队，培养学生科研兴趣和基础科研能力。
本科生导师制最初起源于14世纪英国牛津大学，随后在世界各高校中被广泛推广。中国大陆高校中的本科生导师制也由来已久。
“全面推广本科生导师制很有必要，利于加强老师和学生的衔接，让学生了解导师的专业背景，使四年的本科学习有一个‘聚焦’方向，甚至毕业论文就坚持导师的方向。”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陈何芳对界面教育表示。
陈何芳介绍，她所在的南京师范大学已于2014年实现了本科生导师制全校覆盖。担任博士生导师的同时，她也担任本科生导师，通常每年带两名本科学生。
过去几年，多所高校已经陆续开始在本科生中实施导师制度的探索。总体呈现各校、各学院自发推出，自主定义导师职能内容及工作模式。
2020年1月，北京科技大学已实现本科生全程导师制全覆盖，全校1360名专任教师担任10638名本科生导师，覆盖学校全部院系和所有专业。
2019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全面实施“导师领航”系列项目，为每一名本科新生配备成长导师。
2019年3月，东南大学发布《2020一流本科教育行动计划》，推出导师制。 该校每年本科招生人数在4000名左右，将从包括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及院士在内的2800多专任教师中择优选任本科生导师，平均每位导师在每级指导2名本科生。
除了从学校层面出台本科生导师制政策，部分高校以院系为主体，自发制定符合学院自身状况的本科生导师制度。
南京师范大学物理学院于2015年开始实行院本科生导师制，据其官网显示，主要面向大二的本科生，一般每4-6名本科生配备一名导师。导师工作内容包括学生学业规划及课程学习的指导，科研及科技活动的指导等。
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于2021年5月开始推行院本科生导师制，导师职责包括指导学生开展社会实践、学科竞赛和科研活动，指出“有条件的导师适当安排学生参与科研课题或教学改革课题的研究或辅助性工作。”
高校陆续推出导师制也是顺应政策要求的体现。2018年10月，教育部发布《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相关意见》，提出要建立健全本科生学业导师制度，让符合条件的教师帮助学生制订更具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和学业生涯规划。
今年1月，河南省教育厅发布首批19所本科生导师制学校名单，并将其纳入到高教系列职称评审条件。此前，河南发布该试点方案，探索在双一流、特色骨干大学、应用型本科分类建设不同类型本科生学业导师制模式，推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像对待研究生一样，平时陈何芳会在微信群向所带的本科学生分享专业相关热点内容和资讯，在QQ“群文件”共享学术资料。也会不定期开展线上学术研讨，“例如课程论文、暑期社会实践设想、调研项目设想和学位论文设想等。”陈何芳告诉界面教育，“再就是‘事后总结’，比如提交完调研报告后，反思研究过程中的得失和开展研究展望。这种‘研讨’主要帮助本科学生锻炼分析能力、熟悉学术规范。”
然而，本科生导师制推广的效果可能并不乐观。
“主要是投入度不足，”陈何芳认为，“导师如果不投入，就会疏于管教和培养，沦为‘放羊’。虽然我国大学师生比要求1：18，但如果导师所带学生过多，可能会影响指导的数量和质量。”
“一名导师带几名学生合适”？看法不一。
复旦大学要求每位导师指导学生人数最多不得超过40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规定受聘导师要带多个年级10名左右的学生，东南大学计划平均每名导师负责各年级2名本科生，南京师范大学要求每位导师在每个年级指导的学生人数，一般不超过4人，具体人数由各系酌情议定。
在陈何芳看来，如果导师所带学生过多，可能会影响指导的数量和质量。为充分保证导师的精力投入，1位导师指导2名本科生较为合适。
现行的高校导师制仍有亟待改进的方面。
一篇刊登于东华理工学院学报2007年12月刊的题为“近年来高校本科生导师制研究综述”的论文指出，本科生导师制在国内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还很不完善，存在的问题包括：导师的责任心有待加强；缺乏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使部分高校的导师流于形式、名不副实。
上述现象目前仍存在。由于考评激励机制不畅，导致投入刺激不足。陈何芳认为，导师激励措施不完善容易降低导师的工作热情，师生关系方面就会出现导师和学生联系不足、互动流于形式等现象。
同时，职责权限设定不清也会导致导师投入意识偏弱。
举例而言，本科生在校期间要接触班主任、辅导员和导师，“三者之间也容易互相推诿，在观念上觉得‘不是自己的事’，会狭义理解自己的角色，当然也可能‘在指导上相互重叠或产生冲突’。”
陈何芳告诉界面教育，“导师制主要是想弥补教学与学生管理相脱节，但其和班主任制、辅导员制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各有侧重和形成互补。本科生就像被踢的皮球，看似多方关照、多途径育人，实际上没有人愿意真心付出、主动承担更多的育人责任和任务，把合作育人变成推诿责任，甚至互相拆台。
此外，她还指出，如果导师“重科研轻育人”，也会因现实功利而积极性不高。
部分学校开始意识到本科生导师制度在实行施行过程中的局限，推出切实激励措施鼓励导师投入到培育学生中。以东南大学为例，其在2019年发布的《行动计划》中指出，为引导教师将更多时间、精力用在学生身上，明确把教学作为首考标尺，人才培养占绩效考核指标的60%，每年投入1000多万元用于激励教师个人，单人最高可奖励100万元。
导师制也离不开学生的配合。陈何芳建议，学校需要为师生匹配提供更多帮助，例如鼓励学生加强信息搜寻和分析，通过新生导论课等途径让所有导师有展示机会，为师生提供更长时间的观察和试探；同时，加强“新生适应”教育和帮扶，增强学生求助导师的意愿，能主动保持沟通以获得所需的指导与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