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狂热、政治秀场与军备竞赛：两座柏林动物园里的德国分裂史

记者 | 陈佳靖

编辑 | 黄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由美、英、法、苏四国划分占领，分裂为东德和西德两个主权国家。柏林这座特殊的城市也被分割为两个区域，成为美苏冷战的聚集点。在柏林墙被建起之前，东柏林人与西柏林人虽可以相互来往，但从东柏林去到资本主义的西方，总少不了被东德警察盘问一番。在这种情况下，声称去西柏林喝咖啡或看电影都是无效的，毕竟东柏林也有自己咖啡厅和电影院，但如果说去动物园游览，警察就无力反驳了。

柏林动物园（Zoo Berlin）建成于1844年，是德国最古老的动物园。园内共有动物1400多种，4000多只，可谓“一个物种的大杂烩”。二战中，这座动物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最终仅有91只动物在战争中幸存。在战后首位女园长卡塔琳娜·海因洛特的领导下，动物园经历了艰难的重建和整修，几年后才重新焕发生机，并转交给年轻的海因茨-格奥尔格·科略斯担任新园长。1955年，它迎来了新的竞争者：东柏林市政府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市民以游览动物园为借口与西方建立联系，因此在东柏林建造了一座新的动物园（Tiergarten Berlin），由动物园界的资深人士海因里希·达特领导。（“Zoo Berlin”和“Tiergarten Berlin”在德语中均意为“柏林动物园”，为便于区分，下文分别以“西柏林动物园”和“东柏林动物园”称之）

随着柏林墙的建立，东柏林动物园与西柏林动物园的竞争日益激烈，但也正因身处分裂的柏林，它们才能为彼此的存在提供合理性，一路发展至今。在近日出版的《别人的动物园》一书中，作者扬·莫恩浩特根据亲身走访和历史考据，为我们讲述了这场持续近30年的动物园“军备竞赛”，也透过动物园这一独特的视角，揭示出冷战期间东西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科略斯和达特是这场竞赛的主角，莫恩浩特称他们为“动物人”，他们不仅是专业的动物园从业者，也都将动物园看做生命中最重要的使命。对于铁幕之下的柏林人而言，动物园如同一片净土，人们热爱动物园，但这片所谓的乐园里依旧充斥着僵化的等级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两家动物园就是这座被分裂的城市的象征，它们代表着各自的社会制度，折射出东西柏林人的生存境况。

01 东西柏林动物园地位之争

1953年，东德当局意识到，东德人口正在明显减少。仅仅建国三年，他们就陷入了巨大的经济危机。东德当局希望国家按照斯大林模式尽快推进社会主义建设，首先发展的就是重工业，结果却造成了食品和消费品短缺。每年有几十万人越过边界逃离至西德，如果不能尽快为东德的民众提供些什么，这一趋势将会愈演愈烈。东柏林市政府也发现西边的动物园越来越碍眼，他们不希望市民去那里游览，和西方建立联系。为解决这一问题，最直接的办法便是在东柏林也建造一座动物园。

新动物园最终被设立在东柏林的腓特烈斯费尔德，可供使用面积高达160公顷。身为园长的达特认为，动物园是给游客建造的，不是给专家们建造的，他希望利用新动物园场地上的优势，为游客提供一座广阔的大公园、一栋栋宽敞的兽苑和一群群更大的动物，最重要的是与西柏林那所老旧拥挤的动物园划清界限。起初，达特一再强调东柏林动物园与西柏林动物园就组织结构而言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不存在竞争关系，但自从科略斯继任西柏林动物园园长后，双方便将彼此看作潜在的威胁。达特十分善于利用西柏林动物园的存在为自己的东柏林动物园谋取好处。为了建设动物园，他多次联系东德政府以获得补贴，理由是“西方正在睁大双眼盯着我们的发展，我不希望他们得意扬扬地断定，我们已经捉襟见肘。”

东柏林动物园开业第一年，西柏林动物园全年接待游客量就比前一年减少了8.5万人，但这并没有阻止持续不断的西逃潮。1961年8月13日，东德政府采取了新的行动——通往西柏林的过境关卡突然被全部封锁，随之出现在西柏林边界的是一条由铁丝网和砖石构成的边防围墙，这道柏林墙后来由混凝土进一步加固，全长155公里，成为了德国分裂的标志。西柏林动物园和东柏林动物园之间的战线也变得清晰起来。在莫恩浩特看来，柏林墙的建立使得两个园长之间的竞争变成了颇具象征意味的代理人战争，他们和他们的动物园都代表着各自的政治体制，两人的首要任务自此不再是取悦游客，而是要博得政治家和权贵的欢心。

冷战时期的动物园俨然变成了政治秀场。在政治上，达特是公认的东德所有动物园的“大主教”，科略斯的影响力也不仅局限于西柏林。时任西德联邦总统访问这座分裂的城市时，除了例行活动之外，科略斯总是想方设法在其公务日程里加上到西柏林动物园的参观项目，以提高动物园的声誉。由于西柏林隔绝于联邦德国的其他地区，这里的经济多年来一直落后于西德的平均水平，一切行业都严重依赖政府补贴，裙带关系统治着一切。在获取资金方面，年纪轻轻的科略斯一再令同行感到惊讶，他知道如何维系好和赞助商的关系，总是能要到钱为西柏林动物园谋取利益。

分裂之下，东德和西德动物园界的交流也变得困难起来，但总体而言，大家仍然互通书信，互相走访，保持着良好的沟通，唯有西柏林动物园和东柏林动物园之间什么联系也没有。西柏林动物园的管理员们与莱比锡、布雷斯劳、索非亚和布拉格的动物园都有接触，却只能通过媒体的报道了解东柏林动物园发生了什么。从东柏林人的角度看，他们或许也不想和西柏林人过多接触，因为他们怀疑所有事情背后都隐藏着间谍活动。不过，这一切都不是达特和科略斯所关心的，他们心里只有动物，以及如何打败对方的动物园。

02 作为明星和外交官的动物们

对于20世纪下半叶的动物园来说，想要战胜竞争对手，动物的比拼是重中之重。谁先拥有更丰富、更珍稀的物种，谁就能吸引公众的瞩目。二战之后，西柏林动物园流失了大量动物，但另一方面，战争也促使幸存下来的动物成了明星，比如河马“柯瑙什卡”、雄象“暹罗”、长颈鹿“丽珂”等。达特自然不肯落后，东柏林动物园开业后的前三年，达特先后建立了鹿馆、野猪馆、羚羊馆、欧洲野牛馆、美洲野牛馆、狼馆和蛇场，还在动物园的另一端为北极熊修建了一块半岛。很快，这座新动物园就成了城市东部地区的休闲胜地，连西边的人也把它当作郊游的好去处。

另一边，科略斯也不甘示弱，无论用什么手段，他都必须拿出点对方动物园没有的珍稀动物。他首先想到了类人猿，因为东边没有外汇，买不到猿猴，而“装猿猴的栅栏笼子需要铁管，东德那边到处都原材料紧缺。对他们来说，铁管子比外汇还难搞到。”后来，科略斯又试图为西柏林动物园添置印度犀牛，这是排在大象之后第二大的陆地生物，仅有几百头生活在印度和尼泊尔的自然保护区，几乎不可能买到，但科略斯却托人打通政府关系，花费了不少金钱，最终“抢”来了一头印度犀牛，为此不惜得罪动物园业内的其他老朋友。

科略斯还会直接从达特手里争夺动物。每当动物贸易公司运来新一批动物时，科略斯总会拿着预先从监事会申请到的丰厚预算，以最优惠的价格将品相最好的动物选走，但他也注意到，达特从东德文化部获得的支持相当雄厚。他曾对媒体抱怨：“我要是开一辆大卡车去拉动物，达特就能调来一整节火车车厢的动物。”在莫恩浩特看来，两位动物园园长的经营理念或许有所不同，但他们无疑都是收藏动物的狂热分子，为了比对方的动物园更胜一筹，两人都宁愿买两只新动物，也不肯因为空间不足卖掉哪怕一只动物。

在二人多年来的动物争夺战中，最值得一提的动物莫过于来自中国的熊猫。1958年8月，熊猫“姬姬”在达特的大力争取下来到了东柏林动物园。原本，奥地利动物商人海尼·徳默尔与美国芝加哥动物学会达成协议，准备用一批来自非洲的斑马、长颈鹿、河马和犀牛与北京动物园交换“姬姬”，但在运送“姬姬”去美国时，美国下达了对中国多种商品的贸易禁运，熊猫也在管制范围之中。徳默尔只好带着姬姬游走于欧洲各国，其中一站便是老友达特的东柏林动物园。在“姬姬”短暂停留的三周里，东柏林动物园吸引了40万游客参观，人们都好奇地打量着这个远道而来的稀有家伙，记录着它的一举一动。拜“姬姬”所赐，东柏林动物园的声望自此节节高升，达特也开始在国际上受到认可。

对于错过好时机的科略斯来说，熊猫成了他的心结。继“姬姬”之后，中国不再向西方出口熊猫，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渐渐向西方敞开大门，这次是以“熊猫外交”的形式，将其作为特殊国礼送给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1979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计划对西德进行国事访问，科略斯立刻给施密特的夫人写信，大胆建议她收熊猫作为国礼。事情最终取得了进展，1980年，熊猫“天天”和“宝宝”在无数市民的欢呼声和记者的聚焦下缓步走进西柏林动物园，它们很快成为了城市明星。印有熊猫形象的贴纸随处可见，旁边配有文字“柏林很好”。这也意味着科略斯在时隔20年后，终于从老对手达特那里扳回了一局。

03 柏林人的动物园狂热症

莫恩浩特认为，柏林东西两座动物园的园长之所以能在各自的“半城”中享有极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与柏林人对动物园的特殊好感密不可分。柏林人酷爱动物，这一点从城市公共生活中“动物明星”的频频出场和被讨论的热度就可见一斑。今天的人们恐怕难以想象，在“柏林封锁”期间，很多柏林市民都曾自发地从自己的口粮里节省出卷心菜，用来喂养当时匮乏食物的明星河马“柯瑙什卡”。作为二战中幸存的极少数动物之一，“柯瑙什卡”的生存危机或许唤起了柏林人对其自身命运的感同身受。对于当时的柏林人来说，动物园更像一片“心灵上的自留地”——身处一座被封锁的城市，还有什么比自然与动物更能寄托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呢？

柏林人与动物园的关系是深刻的，他们不仅是游客，也是动物园的建造者和见证者。1955年，东柏林动物园在短短几个月内施工建成，多亏了柏林市民参与这一“国家建设工程”。这种由东德发起的志愿工程规定，只要市民们花时间参与修建工作，如铲除沙地、填充沟渠、平整道路等，就可以获得一个标签贴在自己的工作卡上，表现出色的人还可以获得纪念徽章。据统计，这些志愿者们为了东柏林动物园的建设工作贡献了近10万个工时，整个东柏林仿佛爆发了一场动物园狂热症，就连小学生们也被调动起来，穿梭在大街小巷募集捐款。

由于东柏林动物园占地面积巨大，这里也成为了很多少数人士的庇护所。莫恩浩特通过达特的日记了解到，该动物园虽有400余名正式员工，但达特还是经常临时凑人以完成园子里的众多建设工作，他不得已要动用那些“通常游离于正常运转的工作程序以外的人”，比如来自监狱、疯人院和残疾人中心的人。东柏林动物园也逐渐形成了一种亚文化，无论是狂热的动物爱好者、与社会主流观念格格不入的边缘人士，还是不同政见者，都能在动物园里找到一席之地。东柏林的动物界人士也可以不受打扰地在此与他们的西德同事见面，因为“史塔西”不会监听动物园，他们相信动物爱好者都是人畜无害的。

随着柏林墙的倒掉以及冷战的结束，德国动物园界的政治气氛越来越弱，幸运的是，西柏林动物园和东柏林动物园最终都被保留了下来。2007年起，两家动物园开始由同一位园长领导，双方的关系也重新融洽起来。莫恩浩特看到，尽管今天两家动物园在寻找资金来源和展示吸引人的动物养殖方法时仍然存在竞争，但这种竞争不再是政治化的，而是以经济为核心——一切工作都围绕吸引游客而进行。动物园的定位和运作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现代化的动物园来说，仅仅展示稀奇动物、培育濒危物种已经不够，动物园还需要关心生态系统的问题，让公众了解动物们不断受到威胁的栖息地。大部分动物不再以买卖的形式，而是以委派的形式在各个动物园之间交流。

东柏林动物园在创立之初或许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但在运作几十年后，它已成为重要地标，和位于西边的对手一样标志着柏林城市的文化记忆。西柏林动物园则是全世界物种最丰富的动物园之一，但熟悉它的人只要进入那狭窄的空间，总难免想起昔日西柏林的遗迹。德国历史学家米珂·洛舍尔（Mieke Roscher）认为，柏林在冷战时期的隔绝状态造成了其自身的文化特征被强烈地凸显出来，“在某种程度上，西柏林和东柏林本身就是两个动物园。”两座动物园也如同一面无形的墙，至今仍在柏林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上发挥作用。根据一份2014年公布的游客调查，在两德统一已经过去近25年后，西柏林人和东柏林人还是倾向去他们各自的动物园。这不禁让人想起现任园长安德烈亚斯·克尼里姆为两所动物园写下的题辞：“如果你想塑造未来，你必须回顾过去。”

（注：文中配图除注明外，均来自书中配图，经出版社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