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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着比较大的风险，短期因素包括新冠疫情、汛情、短期能源市场的中断等。但是在这些短期因素的背后，其实蕴含着很多的长期经济运行的风险，比如新的增长点还没有完全打造出来。
明年经济运行风险面临三大国际风险。
第一，需求下降风险。国际上很多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水平比较高。美联储应对通胀的情况下会逐步收紧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造成直接影响，也会影响到整个国际市场的外部需求。
第二，产业链重组风险。现在发达国家反复呼吁，要把原有产业链环节回迁到本国，避免产业空心化。因此未来一些订单会随着工厂的迁移产业链布局逐步挪到其他国家去，应当提前做好思想准备。
第三，低碳风险。发达国家现在是第三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占60%以上，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远低于我国。发达国家出于政治考虑和其他压力，想方设法要减碳，减碳成本不成比例地压在了新兴市场国家上。
应对这三大风险，必须要重启我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具体而言有两点：
一方面加快城镇化。中国经济目前是14亿人口，4亿多人口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10亿人口还没有迈入中等收入水平，这10亿人口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0亿人口中大部分是受了比较好的基础教育的年轻人，而且总体上讲是非常健康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和其他新兴市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同龄人相比是干劲十足的，具有为了追求美好生活而奋斗的精神，这是非常难得的。要想方设法给他们创造一个增加收入、把他们纳入到现代经济生活轨道中的一个机制，关键还是城镇化。
另一方面是产业升级的问题，包括数字经济、包括绿色经济等。
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需要重修一门功课——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用一句话总结，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就是所有现代经济分析中，政府的角色必须作为一个重点来突出。具体到今天中国的环境下，我们必须要解决好政府的角色和激励。
一是城镇化的打造。现在阻碍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很多地方政府不愿意张开双臂欢迎外来人口。地方政府是理性的，他们必须要有欢迎外来人口的激励。当前，他们的激励不足。当前税收大头归中央，小头归地方，地方政府从地方经济发展中获得的税收激励少了，相反债务水平变高了，疲于应付，所以地方政府在吸纳外来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和改善公共服务的激励上都不到位。要解决这个问题，从宏观经济学和财政角度来讲，需要把地方债一次性变成国债，给地方政府减负，同时给地方政府新的激励，让他们专心致志打造城镇化这个新增长点。
二是绿色低碳问题。从经济学本质分析，就是要政府来培育一个绿色低碳市场。低碳的问题，无非是两个思路。首先，我们目前主要采取的是限制数量。给每个部门限制一个排碳的量，有了这个量以后部门之间可以进行交易，于是形成了碳市场。其次，通过碳税确定碳价格。只要是用了煤或者油或者天然气，那就按照每一克煤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的量定一个价，据此确定一个碳税税率。然后让这个市场运转起来。举个例子，如果给煤炭加碳税，很自然钢铁厂就会以比较高的价格即带着碳价的价格购进煤或者焦炭，钢的价格就会上涨。价格是传递的，税务的负担是传递的。在经营一段时间后会发现，钢铁的价格有可能下降，而水泥的价格下不来，因为水泥不能回收。所以在水泥厂生产的过程中必须生产新鲜水泥，而钢厂不一样，一旦钢的价格上涨，废钢的价格就会上涨，很多钢厂就会回收二手钢，二手钢进来后炼钢过程中用的碳就少了，钢的成本就会下来，钢铁行业就会发展，钢铁产量就会增加并逐步取代水泥。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过程，我倾向于认为可能用价格机制比较好，比碳交易更好。
总体而言，我认为当前经济运行的风险不容小觑，如果不加以应对的话，明年经济下滑的趋势还会延续。因此必须从现在开始进行匡正，必须从根本解决当前经济增长的新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尤其要重修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这门全世界的经济学功课。
（以下观点整理自李稻葵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