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44-1956，法国告别德占时期的维希政府，成为自由法国，也迎来了十几年的知识分子高蹈的公共生活，其中萨特尤为瞩目。这12年，萨特们面对的是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共产主义的新东欧。以最激进的姿态，他们成为了时代的先锋，他们批评他人的沉默，同时自己却选择性地对一部分暴政和恐怖保持沉默，甚至为之辩护。托尼·朱特在《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2016年4月）中指出了他们的愚蠢和不负责任。本文为该书节选，有改动和删节，标题为编辑所加。由三辉图书授权界面发布。
译者 李岚
一种将责任归咎于时代的习惯发展成了简化的、几乎是标准化的现代法国知识分子自传：根据年纪的不同，带着逐渐清晰的政治意识，主人公度过了1930年代；之后摆脱资产阶级共和的世界，被吸引到或左或右的阵营当中；他（间或还有她）惊异于1940年所发生的一切，发现了生活和历史的真实面貌；随之而来的是抵抗运动、法国光复、作为知识分子左派介入政治；接着是对斯大林主义逐步清醒的认识；最后是1956年爆发式的拒斥和重生；在此之后，分析的术语和涵盖的标准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并且很少有人再提及这一段令人不快的早期经历。
即便路易·阿尔都塞认为没有理由抛弃或是否认自己早年的政治介入，然而在后来，他也采用了这一原始的叙述手法，他在1960年代解释道：他之所以加入共产党，是出于年轻时的经历和对于自人民阵线到光复运动这一关键时期的政治观察。这一点似乎言之成理，但是为何要等到1948年才加入呢，那时斯大林主义正处于全盛期，法国光复已4年有余，阿尔都塞年已三十。
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认为阿尔都塞加入党派是其战时经历和德占时期的直接结果，正如皮埃尔·埃马纽埃尔认为，每一个法国人（或者至少每一个法国知识分子）都受到了共产主义的迷惑。他们这一版本的故事，以及他们那一代人的故事，早已覆盖了更为凌乱，写起来不那么方便的个人叙述。
1944年毕加索的戏剧《抓住欲望的尾巴》演出之后。波伏瓦（右二站者）、萨特（左一坐者）、加缪（左二坐者）
那些年的故事，同法国新近的历史一样，都是修正和有选择利用的对象。直到1977年，它才在集体记忆中落土为安，如同之前的维希年代。人们感到，这些事情已经得到了解决；萨特的贡献尤为重要，他对苏维埃共产主义的激烈拒斥以及他在1968年以后的作品能绰绰有余地掩盖他早期的作品——那些作品如今同泛黄的无人问津的杂志堆放在一起。同德占时期的通敌者一样，战后十年苏共的同路人是令人为难的存在；与通敌状况类似，人们认为他们已经被从民族精神当中清除了出去；首先是借由抵抗运动和英雄的光复运动，而后是1956年的流血事件，以及在道德上无懈可击的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介入。
解释不通的地方，总有历史做挡箭牌：不管后来犯过什么错，萨特、布尔代、穆尼埃及他们的同伴在困难时期都曾站在天使的一边，因而可以获得原谅；不管怎么说，他们犯下的错误都是以反资本主义的名义做出的，而后者的吸引力尚未消失殆尽。
1977年之后，视角发生了转变。新的“哲学家”参与到了某种具有亚恋母情结特点的公共纷争当中，不加区分地谴责所有过去的思想大师。在埋葬了他们自己在60年代犯下的小过失、如熔岩奔流般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他们的老师之后，他们又不分青红皂白地抛弃了以往的思想，将萨特以及他那代人全都装进了一个麻袋当中，连同着阿尔都塞、海德格尔、马克思、黑格尔、卢梭和其他人一起。在这种认识论上对异教徒执行的火刑之中，种种往事就此消失，使得尤其依赖情境的对现代知识分子行为的解释变得再也说不清楚。如此行事的争议性是相当大的。而它的持续效应会将“所有这一切”推得更远，任由时间、道德上的厌恶和哲学上的拒斥将我们与它分开。
一个能表现法国近代记忆受到歪曲的案例，是许多人所特有的对战后那些年的怀旧之情，尽管萦绕在其周围的道德矛盾性散发着恶臭。毕竟那个时期，所有的知识分子，不管有多么不完美，都会有一个位置、一群读者和一个自我界定的角色，这同样是非常真实的。抵抗运动，连同维希政权，最终成了严肃的历史研究对象。
加缪与萨特，两人曾是密友，最终因政治上的分歧彻底决裂
这种对于法国知识分子快乐往昔的错误记忆，包含着一系列对历史文本的滥用和曲解。1944年至1956年不仅不如通常所以为的那样荣耀，细致观察之下，它们所处的立场甚至与当今的怀旧人士对它的理解恰好相反。今天的知识分子最常抱怨的状况之一，就是他们的无关紧要；由于他们的话语没有分量，他们就被豁免了所有的责任；可以说，他们苦恼于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据称，在早些年，知识分子不仅地位显要，而且他们的话语是具有影响力的；他们在历史之中；他们对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很明显，这是萨特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以所有知识分子的名义提出的主张。他宣称，一个文人以写作的方式介入，并且必须对他的言说负责（据此推论，也对他的沉默负责）。这是他批评福楼拜和龚古尔从未大声疾呼、反对镇压巴黎公社成员时的根据，这也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希望看到通敌的新闻记者巴西拉奇遭到枪决的原因。
问题在于，这一论据受到了持有者本身的行为的削弱；萨特从未公开反对过苏联的反犹主义，也从未为审判秀的牺牲者辩护，他的追随者和继承人也未曾要求他对此及其50年代早期以来的更加过分愚蠢的宣告负责。
换句话说，1944年至1956年不是知识分子责任的黄金时代；事实恰恰相反，法国知识分子从未如那时那般不负责任，随心所欲地言说和著述；前一个月愤怒地谈论一个主题，随后就抛之脑后，这对他们的名声或面子都不会带来什么后果。与其说他们的介入和结盟是出于一种集体的道德责任感或是想要影响公众情感的愿望，不如说是他们自身想要寻求一种问心无愧的社会和政治良心。此外，这也不能被看作是一种只能归因于1940年的道德教训的行为方式；早在1938年，鲁热蒙就曾攻击过知识分子介入的“低劣”方式——后者以“愤怒的羔羊”自居，自1934年以来不加区分地在每一个请愿书上签字：“简而言之，在过去的四年当中，被‘法国知识分子’全面抨击的世界什么也没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