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在此衫中:村上春树的作家衣橱

2021年11月30日 09:00
村上春树写给自己T恤的低调情书表现出我们如何赋予自己的东西以生命,反之亦然。

图片来源:Yasutomo Ebisu

作为一个喜欢穿着新奇T恤且一向爱好收集各种物品的人,这些年来我(指本文作者Charlene K. Lau)攒下的T恤数不胜数。1990年代的某个夏天,我们一家人去Ben & Jerry’s(美国冰激凌公司)工厂参观,期间收获了一件色彩鲜艳的扎染T恤,最近在疫情期间又得到了一件森林绿长袖T恤,它来自以苹果蛋糕闻名的多伦多Mystic Muffin餐厅。我随手把前一件扔在了储物柜里,却在天气偏凉爽的时候都一直穿着后一件。

当然,T恤再新奇也是消费品,是服务于做大某个品牌的。但它们也与各种故事息息相关,让我们的历史变得富有实感以及广为人知,如同一幅可穿戴的图画,表现出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感受。在新冠疫情刚爆发的那段时间,T恤的双重角色是尤其突出的,当时支持独立企业的情绪迅速高涨,那些被迫中止面对面营业的商店及餐厅的主题商品也因此而销量激增。《The Cut》杂志将夸耀此类穿戴的风潮称为Zizmorcore(即以纽约地铁里随处可见的广告里的医生名字Zizmor来命名),它是一曲本真性的赞歌,也关乎对高度本土化的品牌的不加掩饰的自豪感——重点是归属感,与特定的某次交易关系不大。但这种趋势并不只在困难时期才流行。购买、收集与穿着主题商品,一直以来都是忠诚的消费者显示其自豪以及顺带做一些营销的方式。

我略有些沉迷于收集衣服,视其为纪念品,这可能源自于以下的想法,即我可以把这些衣服所代表的记忆保存在自己身边。基于这一理由,我对村上春树的那一柜子T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位因《挪威的森林》与《海边的卡夫卡》的大卖而闻名的作家最近在钻研自家藏品背后的心理学。研究的结果便是这本名为《村上T:我挚爱的T恤》(Murakami T: The T-shirts)的小书,它既是颂歌,也旨在展览,字里行间透出对自家无意间积累的克制情感。对村上而言,成堆的东西——唱片、用过的铅笔、杂志剪报——皆为不经意间自行累积,他自称“基本不关心”有意识的收藏。

《村上T:我挚爱的T恤》

在最初发表于日本男士时尚杂志《Popeye》上的文章里,村上以平淡的口吻将每件T恤背后的故事一一道来。1998年纽约市马拉松赛的纪念T恤上有一群灵动的、棱角分明的跑者,这场比赛让他有了穿越纽约各大行政区以及进入他从未知晓的社区的难忘经历。各国为他的书做推广用的T恤(如西班牙出版商制作的“保持冷静,阅读村上”T恤,另一件则因应《舞!舞!舞!》在美国出版,由佐佐木真希负责绘制)则让村上感到十分奇怪,因为他“根本不打算穿着它们大摇大摆地走上东京街头”。不如说,这些都是藏在纸板箱里的羞耻秘密,代表着他所谓的“过往的不寻常材料”。这篇文章的日记式条目使展示与讲述显得简洁明了,与村上的闲散笔法结合在一起,叙说了一段有关其衣橱的物质史。作家摇身一变成了分类学家,依照主题来为衣橱分类:威士忌、唱片店、蜥蜴与乌龟、文学。透过他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他对美国的欣赏。他的藏品里还不乏以啤酒、可口可乐或番茄酱为主打的设计。

纵观书中展示的T恤——一件来自纽约锡拉丘兹的熟食店Brooklyn Pickle;一件是2016年村上参加耶鲁大学毕业典礼并获颁荣誉博士学位的纪念品——我不能说他这些T恤都是独一无二的,他自己也这么看(“这些T恤都谈不上值钱什么的,而我也没有主张它们具有任何特定的审美价值。”)。他最喜爱的一件T恤是他在夏威夷花1美元淘到的,后来还以它为素材创作了一部短篇小说,并被改编成了电影。此时此刻,我们一下子就有了“村上春树也和我们一样”的感觉。是的,他也喜欢在Goodwill二手店的大箱子里翻东西!但更重要的是,这些T恤保藏着一段极富个性的历史。我们在追求和保留什么东西这个问题上所做的选择,直指我们的内心世界。不管是出于冲动还是共鸣,我们心仪某样东西的原因,都在于它们与我们的价值观相符,或是因为我们希望看到自己性格里的某一方面反映在自己身上。也许,我们的个人收藏品才真正能道出我们的身份认同,而那些公开展示的私人细节则不然。

村上春树的T恤并非独一无二,但仍然保藏着一段极富个性的历史。图片来源:Yasutomo Ebis

村上春树写给自己T恤的低调情书也表现出我们如何赋予自己的东西以生命,反之亦然。我们与自己的东西的关系可以引发本能的反应,我们可以像爱宠物一样爱一件破旧的毛衣。有时,舒适感和安全感足以表明我们的东西也能以爱回报我们。以低调的纽约艺术收藏家桃乐丝(Dorothy)和赫伯特·沃格尔(Herbert Vogel)为例,二人分别为图书管理员和邮政职员,50年来收集了大约4000件作品。桃乐丝曾经提到,自己对自家艺术品的爱“就好比它们是自家的孩子”。两人在家里保养自己的艺术品,将数十年来的所有艺术品都存放在曼哈顿的某处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里。在1995年的一次有关沃格尔藏品的《60分钟》专题节目里,已故的艺术家二人组“克里斯托与让娜-克劳德”(Christo and Jeanne-Claude)里的让娜-克劳德谈到了沃格尔一家的收集冲动,认为那已经是一种痴迷,近乎于“病毒”。后来桃乐丝对此评论称,“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才这么做的。”这一说法暗示了某种难以言喻的驱动力,似乎我们天然地就会与特定的物体相互吸引。

T恤也同样有着这种无形的品质,无论它是什么版型(制服、运动装、纪念品)。2017年现代艺术博物馆时尚展——世界各地有影响力的服饰的巡回展览——上的一件恒适(Hanes)白色T恤就十分典型,其受推崇的理由就是它极简主义的功能点。而纪念品T恤则可以兼具平凡性与稀有性,它的产量可能很大,但销售地点有限制。这两种情形都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瞥。

我们购买和收集各种东西的理由究竟是永不满足的消费需求,还是我们在自己买的东西里看到了自己?回顾我的众多藏品,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有什么特别的模式,但我想它可能是这两种因素的奇妙混合体。自幼以来,我去博物馆就最喜欢逛纪念品店,几乎每次出门都会买一件纪念衫。早年我还攒过贴纸、橡皮擦、铅笔、贝壳、石头和硬币。现在我的事业做得稍微大了一点:路边的垃圾、服装、食品罐头、艺术品。和村上春树类似,我收集东西的时候也是无意识的——攒了就是攒了。“T恤就属于那类会自然地堆积起来的物件之一,”他打趣道,我很赞同这一说法。但如果收藏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极端平凡的活动,那这种接地气(mundanity)的性质便正好赋予了它以意义。

原文作者Charlene K. Lau系艺术史家、评论家。

(翻译:林达)

来源:大西洋月刊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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