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在成为作家之前，娜塔莎·布朗（Natasha Brown）在金融服务业工作了几年。她的第一部小说《晨会》（Assembly）今年夏天由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社推出，书中的叙述者是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英国黑人女性，在金融领域事业成功，前途光明，拥有私人医疗保健计划和一套属于自己的公寓。打开小说，读者将跟随书中主人公经历她人生中这几天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一次学校晨会上发表讲话；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但她决定对此听之任之不采取任何行动；其间还参加了她白人男友的父母举办的一场奢侈的上流阶层家庭庆典。小说以并不连贯的现在时第一人称写成，这部小说——整整有一百页——里充满了对种族主义、种族融合、殖民统治和民族神话的印象、感觉与观察，也有不少有关普通人平常生活的主题，如周一恐惧症以及接受不想要的亲吻时所产生的尴尬等等。
《新政治家》：《晨会》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做出了一个虽并非自杀，但是拒绝接受治疗、任由自己死去的决定，以此作为一种拒绝或抗争的行为。这种接受自己患癌诊断的想法一直处于这部小说的核心主题之中吗？
娜塔莎·布朗：这个内容其实可以以多种方式来解读，但我的写作意图主要是字面上的。在英国和美国，黑人女性患乳腺癌的死亡率高于其他社会群体，这类人群存在着一个显著的“超额死亡率” （“excess mortality”，指死亡人数超出正常节率——译注），而且这个现象是无法用社会经济背景、副发病变（co-morbidities）或其他已知因素来解释的。在英国，年轻女性的这种超额死亡率更高。在许多其他地区，普通人的健康状况也存在着类似的差距——女性的分娩死亡率尤其令人心碎。这是一个属于社会群体层面的现象，它困扰着小说主人公，在面对生活中的难题时，无论她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都并不会改变这个已经广泛存在的现状——或许这一点才是我这本书的核心主题。
《新政治家》：《晨会》的异乎寻常之处在于，此书并没有为读者提供一部小说必备的核心元素，诸如主人公的姓名、确切的年龄、主人公的基本外貌等，也缺乏其他一些小说基本组成成份和故事背景（以及标点符号），而这些都是人们阅读小说时在某种程度上习惯读到的。你认为这本小说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简化（reduction）写作的尝试？
娜塔莎·布朗：我将这种写作方法视为一种小说的构建方式，真的，我是从小说叙述的“首要原则”开始着手的。小说的呈现形式确实有其传统惯例，但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硬性规则，因此小说中省略掉了哪些元素实在是作家非常个性化的行为——尽管出版时都会通过小说的封面设计、新书推介和作者简介等向读者提前透露，以帮助读者形成对该小说风格的一种预先期望。我希望，这种读者预先形成的期望（即被看作是“缺失”的部分）与实际读到的文本之间的差距，能够揭示出目前尚未定论的《晨会》应该归属的小说类型。
《新政治家》：很显然，这部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英国当代社会的一种抨击。你是否借创作这部小说表达自己对英国文化的一种含蓄态度？
娜塔莎·布朗：“对英国当代社会的一种抨击”——我不同意这样的界定描述。《晨会》写成于英国这块我所熟悉的土壤中，它所探索的也是英国小说中非常传统的思想、地点和人物等要素。而且小说以非常温柔的方式来对待以上这些主题，小说中的任何一个角色都没有发生不好的事情，没有一个角色在书中受到过严厉的批评指责，甚至连不友好的对话都没有。相反，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总是强调她是多么了解她身边的所有人。我是奥斯汀的粉丝，她的小说无疑对我的写作方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新政治家》：你认为有可能把种族问题与阶级问题区分开来吗？
娜塔莎·布朗：我认为这些元问题（meta-questions）至关重要。为什么某些特定的观念总是成对地一起出现？一份答案的呈现是否总是能注意到问题后面所隐含的深意？这类问题通常总是针对哪些人群提出？为什么会如此？在我的作品中，任何与种族或阶级有关的话题都限于一个极其特定的语境背景之中：即英国和美国经济中第四产业的增长是如何破环“种族”曾经为社会阶级体系提供的保障的。我主要感兴趣的是由此导致的新闻行业在修辞和用语方面发生的变化，以及在文学和其他媒体中同时出现的（有可能是反动保守的）新的趋势。
《新政治家》：在我看来，你的这本书做到的一件事就是明确了小说可以成为某种言论载体——能够让书中的主人公说出她的职业话题无法表达的东西（尽管叙述时使用的是第三人称），也许同时还能让作家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和相关想法，而通常这些观点和想法即使是在辩论文章中也是难以完全表达的。书中有些部分主人公谈论的只是这个主题——即什么才是讲述这个大故事的正确形式。如果说你是在含蓄巧妙地善用小说这一种表达形式，你会同意吗？
娜塔莎·布朗：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的。学校晨会的那个场景几乎就是这部小说本身要表达的一种隐喻。我很希望读者在解读一部传统小说的内容时，能够考虑到小说的一些更为广泛的创作背景，以及在小说中作者可能做出的妥协。这部小说的其余部分并非书中叙述者想要传达的信息，这只是另外一个故事，受到与叙述者身份相关的对当前文学的期望的约束和导引。如果有什么异议，《晨会》恰好证明了如你所描述的那种借用小说的形式来表达某种言论的做法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至少应该认为只有那些不具备讽刺能力的人才会那样做。
《新政治家》：在你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有哪些艺术、文学或音乐作品对你起了重要的影响？
娜塔莎·布朗：在我构思这部小说的写作手法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美国当代作家、社会活动家，以不遵守书写规则的小写姓名表明自己抗拒主流文化的态度——译注）的文章《后现代黑人特质》（Postmodern Blackness）在很多方面给予了我不少启发。
《新政治家》：为什么我们需要金史密斯奖？
娜塔莎·布朗：“难懂的”小说、异类的小说、不符合常规的小说……如果有一个奖项来赞赏这类书籍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效果会非常好。就算不能获奖或入围，金史密斯奖也能够激发人们对那些不走寻常套路的小说产生更为广泛的文化兴趣。在我看来，设立这类奖项令读者和作家都能受益。
《新政治家》：在以前的英国或爱尔兰小说中，你认为哪些作品值得金史密斯奖追发一个回顾奖项？为什么？
娜塔莎·布朗：印度小说家梅娜·坎达萨米（Meena Kandasamy）写的《精致的尸体》（Exquisite Cadavers）。那是一本精致的小说。这部小说一开始是按照“潜在文学工作坊”（oulipo，1960年创立的一个由主要讲法语的作家和数学家组成的松散写作组织，尝试用某些限定的写作技巧来进行文学创作——译注）的做法，承诺在小说文本的页边空白处注明每种写作方法受到了哪位作家的影响，这部小说颠覆了那种别出心裁但并不实用的设想，也突破了文学创作上对有色人种女性更为普遍的限制。这部小说极具启发性，构思巧妙而且十分感人，探讨了小说中侃侃而谈的“作家”与现实生活中的作家之间的不为人知的差距。另外，这本书的文笔非常精彩优美。如果你喜欢金史密斯奖支持的小说，而又还没有读过这本书，我建议你去读一读。
本文作者Leo Robson是《新政治家》的首席小说评论家。
（翻译：郑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