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际航协（IATA）发布警告称，经证实，机场和空中导航服务提供商（ANSP）费用收取增长高达23亿美元，如果机场和ANSP的提案获得批准，费用可能出现十倍的增长，“机场和空中导航服务提供商计划增加的费用将阻碍航空旅行的恢复，并破坏国际连通性。”
具有代表性的是欧洲空中导航服务提供商，数据显示，29个欧洲所在国（其中大多数为国有）的ANSP正寻求从航空公司收取近93亿美元（80亿欧元），以弥补2020/2021年因疫情影响未实现的收入，也希望在2022年增加40%收入和利润。
此外，加拿大空管导航服务商（NavCanada）在五年内将费用增加30%；埃塞俄比亚ANSP2021年收费增加35%。
机场方面，希思罗机场2022年收费增加90%以上；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要求在未来三年内将收费增加40%以上；南非机场公司（ACSA）要求在2022年将收费增加38%
民用运输机场、空管系统设施等是保障民航旅客运输的重要基础设施，专门为各航空公司提供有偿服务。
以我国民航业为例，民航局2021年8月发布的《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征求意见稿）显示，机场收费既包括起降费、停场费、客桥费、安检费等航空性业务项目，又包括头等舱公务舱休息室出租、办公室出租、售补票柜台出租、地面服务收费等非航空性业务重要项目。
在机场收费标准制定和调整上，采取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两种收费方式，按照“成本回收、公开透明、非歧视性、用户协商”的原则，综合考虑机场成本变动情况、资源稀缺程度和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
而空中交通服务单位主要为航空器提供机场和进近阶段、航路阶段的空中交通管制、通信导航监视、航空情报、航空气象等服务。
AviationFile网站资料显示，空中导航服务提供商要么是政府部门（如土耳其的DHMI、美国的FAA）、国有公司，要么是私有化组织（SERCO）。全球较为知名的空中导航服务商包括挪威AVINOR、爱尔兰IAA、加拿大NAV、德国DFS等等。
国际航协理事长威利·沃尔什先生（Willie Walsh）说：“危机中增加23亿美元的费用简直骇人听闻。利欲熏心地将灾难性危机的财务负担不负责任地强压在客户的身上，是垄断企业才能想出的商业策略。在最大限度上降低成本、而不是增加收费，才是每个机场和ANSP应该做的，航空公司客户生存下来才有未来。”
据了解，一些监管机构已经认识到基础设施提供商的行为所带来的危险，印度和西班牙的监管机构成功地干预了机场提议的加价，可以成为其他监管机构的榜样。
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在其最近发布的报告中警告，提高收费弥补疫情造成的利润损失，将表明机场系统地利用其市场力量，损害脆弱航空业的复苏能力，损害消费者和经济。
为此，国际航协向机场和ANSP提出呼吁，首先是实施可持续成本控制措施，据实际交通量调整基础设施，在考虑新投资之前提高现有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并在2021年后继续实施成本削减措施。
与此同时，发挥股东作用，机场和ANSP在“正常”时期获得了良好的资本回报，足以让股东在疫情期间介入并提供支持。在截至2019年的五年中，六个最大的欧洲机场发放了120亿美元的股息，仅此一项就超过了这些供应商在疫情期间所面临的全部收入损失。
机场和ANSP也可选择进入资本市场——机场和ANSP继续被视为安全投资，并随时可以进入商业债务融资和资本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