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退场后,登场的却是桃木制成的木偶:辛亥革命失败后的鲁迅

2021年10月11日 09:00
在日本鲁迅研究者丸尾常喜所著的《明暗之间:鲁迅传》一书中,涉及到了鲁迅在辛亥前后的心路历程。丸尾看到,鲁迅用“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这样的句子来书写自己对革命失败的感受。

鲁迅雕塑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按: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的新军起义拉开辛亥革命的序幕。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随后宣统帝退位,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王朝统治就此结束了。今年,我们迎来了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日。

民国元年时,鲁迅三十岁。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部长蔡元培聘用了鲁迅,虽然时局动荡,但是鲁迅依然愿意投身于新政府的教育事业中。他在一封信中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这样的希望并没有延续很久。在日本鲁迅研究者丸尾常喜所著的《明暗之间:鲁迅传》一书中,涉及到了鲁迅在辛亥前后的心路历程。丸尾看到,鲁迅用“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这样的句子来书写自己对革命失败的感受。

《明暗之间:鲁迅传》是写给普通读者的大众读物,以鲁迅生活过的城市(绍兴—日本—杭州、绍兴北京厦门、广州上海)为线索,串联起鲁迅的一生,并且通过鲁迅自身生活环境的变化,结合当时的重大事件,探讨鲁迅心灵世界的变化,了解鲁迅的作品是如何诞生的。丸尾笔下,如果说民国元年是“光明”,那么辛亥革命的失败则是暗影——蔡元培的辞职、好友范爱农的去世、孔子祭的复兴、军阀的混战……鲁迅被卷入时局的动荡之中,这些给他带来失望与寂寞,也丰富了他的阅历和思想。

《明暗之间:鲁迅传》
[日]丸尾常喜 著 陈青庆 译
光启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9

《“辛亥”之死》

文 | [日] 丸尾常喜   译 | 陈青庆

1912年2月中旬,鲁迅前往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赴任。然而,能感受到“光明”的时间却十分短暂。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任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企图镇压革命,袁世凯控制的北洋新军拥有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但他依靠列强的支持,巧妙地操控了孱弱的清政府和武装力量不足的革命阵营,以清帝退位为筹码迫使孙文让步,得到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

革命派阵营派出蔡元培等六人作为特使迎接袁世凯南下。岂料袁世凯一方面用夸张的礼仪欢迎特使,另一方面则策划兵变,并以此为借口常驻北京不走。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首都迁至北京。如此一来,革命的成果就被北洋军阀的巨头袁世凯篡夺了。

5月初,鲁迅与许寿裳共赴北京,中途经过绍兴稍作准备。现存的《鲁迅日记》是从5月5日鲁迅抵达北京的那一日开始的。鲁迅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藤花馆中,从这里前往西单南大街的教育部上班。蔡元培仍旧任教育总长,鲁迅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兼任佥事。佥事是一种职务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参事、佥事、主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掌管博物馆、图书馆、动植物园、美术馆、美术展览会,负责文艺、音乐、戏剧等文化遗产的调查、收集及通俗教育等工作。

从这一年的6至7月,鲁迅深切地感到,“革命”曾相当于是他们的青春,但它最终失败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受到英国功利主义或是稍后的美国实用主义的影响,而教育总长蔡元培却是少有的研究德国哲学的思想家。他根据康德的美学理论,强调美感教育在人类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他有一个著名的主张,即“以美育代宗教”。因此,鲁迅的思想和教养深受蔡元培的信赖。蔡元培曾委托鲁迅在教育部主办的讲座上担任讲师,讲授“美术略论”(所谓“美术”,泛指所有“艺术”)。1912年6至7月,鲁迅共做了五场演讲。不过在此期间,为了抗议袁世凯的专横跋扈,蔡元培、宋教仁等四位出身同盟会的内阁成员递交了辞呈。尽管辞职是在7月14日得到批准的,但在蔡元培正式辞职的两日前,教育部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早已将“美育”从新制定的教育方针中删除。鲁迅在这一日的日记中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中豚犬,可怜可怜!”蔡元培辞职后,袁世凯派系的次长范源濂任代理总长。他上任那日,鲁迅和许寿裳及其兄长许铭伯一起喝酒,日记中写着“甚醉”。蔡元培的辞职,对于教育部官员鲁迅而言,意味着“辛亥”的败亡。翌日,即7月15日,鲁迅并没有参加教育部成员举行的欢送会。

7月17日,鲁迅做了“美术略论”最后一次演讲。然后是7月19日,周作人从绍兴来信,告知范爱农的死讯。鲁迅便写下了“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于是何几仲辈为群大蠹。”

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在汉口租界巡逻。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鲁迅离职后,绍兴孔教会的会长傅励臣做了山会师范学堂的监督,革命后成立的自由党绍兴支部头目何几仲势力壮大,夺了范爱农的学监一职。鲁迅在北上前曾回过家乡,那时他收到一封来自杭州的书信,信中写道:“听说南京一切措施与绍杭鲁卫,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唯死而已,端无生理。”鲁迅北上后又多次收到范爱农的书信。信中言辞悲痛之余,同时拜托鲁迅帮他另谋职业。然而,在袁世凯统治下的北京,鲁迅自身尚且难保,更何况帮范爱农求职。

7月20日傍晚,几人在绍兴出身的财政部参事陈公猛家中,为即将前往德国的蔡元培举行欢送会。这次聚会规模很小,仅有许寿裳、蔡克清(蔡元培的堂兄弟)、鲁迅等几人参加。这一日,北京下了大雨。鲁迅当夜回到绍兴会馆后,作了三首律诗悼念范爱农,题为《哀范君三章》,又名《哭范爱农》。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在铁路线上。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一)

风雨飘摇日,

余怀范爱农。

华颠萎寥落,

白眼看鸡虫。

世味秋荼苦,

人间直道穷。

奈何三月别,

遽尔失畸躬!

当二人留学归来在绍兴重逢时,情不自禁浮现在脸上的是自嘲和悲哀的笑。本是个人特征的长发,已发白得令人注目,但他那仿佛藐视别人的白眼却没有改变。兴许他曾用那双白眼傲然地看着何几仲,像是在看一只鸡或虫。(几仲与鸡虫同音)他因此被迫辞职,衣食穷困。难道正直的人无法活在这个世上吗?

(二)

海草国门碧,

多年老异乡。

狐狸方去穴,

桃偶已登场。

故里寒云恶,

炎天凛夜长。

独沉清泠水,

能否涤愁肠?

二人常常碰面,对饮时说些会被母亲哂笑的傻话打发时间。好不容易迎来了革命,立即不再饮酒,转而为工作拼命。原以为狐狸们退场后,新人的世界便会来临,然而随后登场的却是一群桃木制成的木偶。第四句中的“桃偶”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指袁世凯,另一说是指王金发。不过,由于何几仲是自由党绍兴支部的头目,而自由党(鲁迅后来在小说《阿Q正传》中写过)的党徽是一个银桃子,因此我认为“桃偶”一词是指以何几仲为首的一个群体,包括辛亥革命后新出现的所有掌权者。他们的出现,让范爱农又变回了革命前的范爱农。根据后来的传闻,范爱农和朋友们乘船去看社戏,他是在回来的路上落入河中死的。“已过夜半,又是大风雨,他醉着,却偏要到船舷上去小解。大家劝阻他,也不听,自己说是不会掉下去的。但他掉下去了,虽然能浮水,却从此不起来。第二天打捞尸体,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范爱农》,1926)

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三)

把酒论当世,

先生小酒人。

大圜犹酩酊,

微醉自沉沦。

此别成终古,

从兹绝绪言。

故人云散尽,

我亦等轻尘!

鲁迅猜想,莫非范爱农是自杀?据传,范爱农总说鲁迅很快就会发电报邀请他。鲁迅的寂寞一日比一日深重,从此以后,范爱农的身影一直都活在鲁迅心中。在鲁迅后来的小说《在酒楼上》(1924)和《孤独者》中,我们能看到投射在主人公身上的范爱农的浓重身影。

1913年3月,袁世凯暗杀了革命派组织国民党的领袖宋教仁,镇压孙文等人发起的“二次革命”,其后于同年10月又迫使国会让他正式就任大总统,进而解散国会,实行法西斯独裁体制。

“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满布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政府公报》上,是天天看见党人(国民党)脱党的广告,说是先前为友人所拉,误入该党,现在自知迷谬,从此脱离,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杀错了人〉异议》,1933)1915年6月,连此前的绍兴都督王金发都在杭州军事监狱遭人枪杀。据说是章介眉指使的,他到了北京,在袁世凯手下的陆海军统帅办事处做秘书。

全国各地都成立了孔教会,康有为提倡将孔教作为国教。孔子祭复兴后,鲁迅作为一名教育部官员,不得不出席在昔日王朝时代最高学府国子监举行的上个时代的仪式。

鲁迅在教育部任职的15年里,教育部总共换了34位教育总长,更换次数为42次。虽然置身于令人眼花缭乱的轮换之中,但鲁迅参与了一系列留传后世的重要事业,包括历史博物馆的开设、京师图书馆(即后来的北京图书馆)的迁移、将热河文津阁藏本的《四库全书》转移至京师图书馆保管、通俗图书馆的设立,等等。朱希祖、许寿裳、鲁迅等教育部官员为制定中国的表音符号——“注音字母”而殚精竭虑,他们都是章炳麟的昔日门生。

1916年5月,鲁迅搬到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对于此时的生活,鲁迅后来是如此描述的。

S会馆[绍兴会馆]里有三间屋[补树书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呐喊〉自序》)

辛亥革命后的变迁令鲁迅认识到,自己绝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这种日复一日长大、如毒蛇一般缠住自己灵魂、挥之不去的感情,鲁迅将其命名为“寂寞”。话说起来,自《新生》流产、《域外小说集》的销售惨淡以后,这种感情便萦绕在他心中,逐渐长大,终成寂寞。“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同上)“寂寞”之名,正是对这种悲哀的确认。这种寂寞过于令人痛苦,因此鲁迅不得不尝试用各种方法麻痹自己的灵魂。于是,他埋首于古籍的辑录、校勘,金石文、画像石、砖画拓本的收集、誊抄,佛教经典的研究。以佛教经典的研究为例,鲁迅由此了解了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真实状况,即佛教与道教融合产生了中国独特的生死观,而这种生死观又从根本上支撑着儒教追求的礼教秩序。这些工作的意义非常重大,它不仅进一步为鲁迅的小说史研究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关键材料,还成为鲁迅探究“国民性”,从事思想史、文学史、文字史研究的宝贵基石。不过,对当时的鲁迅而言,这些工作首先是为了蒙蔽袁世凯耳目的韬晦之策,也是医治失望与寂寞的药酒。

1915年,袁世凯开始明目张胆地表露自己想当皇帝的野心。为了实现他的专制君主梦,杨度、严复、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刘师培六人组建了“筹安会”,与袁世凯手下成立的“全国请愿联合会”相互呼应,积极开展活动。严复自不待言,是《天演论》的作者。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出于对中国国民主体力量挥之不尽的不信任。杨度和严复本是立宪派,孙毓筠、胡瑛、李燮原是同盟会的成员。刘师培是昔日的同盟会成员,也是以《国粹学报》为阵地的民族主义者,后来提倡无政府主义,被收买后背叛了革命派。他也曾担任《河南》杂志的编辑,该杂志刊发了《摩罗诗力说》等鲁迅留学时期的评论。于是,1916年1月,袁世凯登上帝位,下令改元为“中华帝国洪宪”。然而,即便是已经奄奄一息的中华民国,也没有丧失抗击袁世凯君主专制的生命力,各地的讨袁护国军举兵而起(“护国运动”)。1916年6月,放弃君主专制的袁世凯在失意中死去。此后,中国进入了军阀时代。以袁世凯扶植的北洋军阀的军人们为中心,各地军阀在列强的支持下各自割据,接连混战。

1916年6月28日,北京,袁世凯出殡。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元旦过后,1917年1月22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明暗之间:鲁迅传》的《“辛亥”之死》一章,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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