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距离远近，我们对处于贫困中的人都负有相同的道德义务 | 一周新书推荐

记者 | 陈佳靖

编辑 | 黄月

《小说六讲》

1977年，王安忆写下了第一篇获出版社接纳的散文。写这篇文章时，“文革”尚未结束，但随着 “四人帮”被打倒，形势发生了变化。那篇原本已经定稿并印成册的文章里，很多内容都不再适合当时的环境，因此最终没能问世。尽管如此，王安忆却将1977年认定为自己写作的开端，因为那是她个人的写作第一次受到社会承认，并真正建立了她对写作的自信心和兴趣。

《小说六讲》整理自王安忆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短期客座期间的六堂公开课实录。她从创作生涯的开端讲起，回顾了写作兴趣的源起、如何掌握小说创作的机要，也谈到了她的阅读史和在复旦大学讲授创意写作课的过程。在书中，读者将看到王安忆对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托宾、纳博科夫等名家经典作品的叙述和拆解，另有两章分别讨论了“类型小说”和“张爱玲与《红楼梦》”。这些内容不仅能拓宽我们对小说这一文体的认识，也能从中窥见她的创作理念和反思。

《鹿川有许多粪》

这是韩国导演李沧东继《烧纸》之后在中国出版的第二本小说集，也是他的封笔之作。本书首版于1992年，当时李沧东还没有从事电影工作。和《烧纸》一样，《鹿川有许多粪》也关注韩国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现实问题，多篇故事都涉及1980年代韩国民主抗争历程中的至暗时刻，比如“六月抗争”、“富川警察署性拷问事件”，以及史称“舍北事件”的矿工暴动等。但李沧东想要描写的并不是大事件和大情绪，而是那些与现实中的痛苦进行抗争、寻找生活意义的普通个体。

小说中的主角大多是社会底层人物，在复杂多变的历史浪潮中，他们的人生发生了转变，使得他们逐渐对生活的真正价值和自己的身份认同提出疑问并进行探索。创作完这部小说后，李沧东曾表示：“我现在想要重生。我感觉到了一种欲望，想要写一些与之前不同的文字，想要过与以往不同的生活。就像脱掉旧衣服一样，想要脱胎换骨。”正是在这之后，他进入电影界，借由电影开始了全新的探索。如今看来，这部小说也见证了他从作家到导演的转变，并将他的文字与电影贯通，让我们意识到创作者内心始终如一的对人的存在与价值的关切。

《树语》

美国自然文学家爱默生曾说：“田野和树林带来的最大喜悦，在于指明了人类与植物的隐秘关系。”在《树语》中，九个不同国家、不同时代背景的故事，借由树木串联在一起。这部以树木主题的小说囊括了北美森林中的许多物种，它们看似遥远和陌生，却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正如书中的九位主人公之一、野外生物学家帕特丽夏·韦斯特福德所说，树木就像人，它们是社会性生物，虽然没有大脑，却有意识。这些树木说话、歌唱、经历痛苦、梦想、铭记过去、预测未来。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以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为主题的“生态小说”正在重返主流。《树语》以巧妙的结构为我们呈现了一种叙事的可能。小说中的九位主角有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律师、艺术家等，他们的经历不同，但都热切地支持同一个观点：必须保护森林，否则大自然将发起复仇。在小说作者理查德·鲍尔斯看来，当他者展现出与我们类似的一面时，认同才更容易发生。这部小说正是将树木这种与人类生活时间框架迥异的生物塑造成了人类自身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它们的确就是。

该书作者理查德·鲍尔斯刚刚凭借新作《Bewilderment》第二次入围布克奖短名单，这部《树语》此前也曾入围布克短名单，虽最终无缘此奖，但捧得了当年的普利策文学奖。

《象群中的蚂蚁》

苏迦塔·基达拉出生于印度安得拉邦的一个不可接触者家庭。“不可接触者”即是印度种姓阶级的最底层，在印度的村庄与城镇里，每个种姓都有其特定的职责和居住的区域，而不可接触者的特定职责——他们祖传的工作——是为他人劳作，或者去做那些印度教社会认为肮脏不洁的工作。因此，他们被视为“贱民”，被其他种姓认为“与之接触即会沾染污秽”。事实上，基达拉及其家人不是印度教徒，而是基督教徒，这也是他们成为不可接触者的原因之一。但印度同样存在着出生于地位极高的古老婆罗门种姓的基督教徒，他们仍可享受优越的社会地位。

宗教与种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种姓与社会地位、社会地位与财富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在《象群中的蚂蚁》中，基达拉通过母亲、舅舅和朋友们的口述，记录了一个不可接触者家庭对不公命运的感知和抗争。种姓是印度社会各族群天然的烙印，也是了解印度历史及现在的关键一环。基达拉的家族史正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它揭示了印度传统种姓制度下“贱民”遭遇的不平等和不自由，也让人看到了整个家族为建立美好生活和一个更为公平正义之社会的全力付出。

《公共卫生史》

公共卫生是人类抵御疾病、捍卫健康的制胜法宝，但它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它仅仅与流行病有关吗？在没有疫情的时代中，公共卫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乔治·罗森的《公共卫生史》首版于1958年，是公共卫生领域的里程碑之作。它梳理了欧洲和北美公共卫生的发展，从古希腊罗马健康观，到中世纪的瘟疫和隔离，再到现代的卫生改革运动，全面展现了公共卫生的历史、曲折与进步。

过去二十年，历史学家愈发关注疾病、药物和公共卫生的历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处理的是具体的问题、机构、人物、地方和疾病，少有人尝试呈现一个跨大陆、跨世纪的全面视野。罗森凭借他在公共卫生领域的经验以及社会学和政治哲学的丰厚知识弥补了这一缺憾。他将医生和公共卫生从业人员置于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下，展现他们不断变化的想法和实践如何与背后的政治经济条件相关。这部书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代公共卫生从业者对社会的关切，对进步和社会改良本质上的乐观信念，以及对科学和实证知识的推崇。

《饥饿、富裕与道德》

20世纪70年代，彼得·辛格凭借《动物解放》一书和《饥饿、富裕与道德》一文声名大噪，前者被誉为“现代动物解放运动圣经”，后者引发了学界和大众关于全球贫困的激烈辩论。本书收录了辛格的三篇代表作：《饥饿、富裕与道德》《解决世界贫困的辛格方案》《亿万富翁应当捐赠什么？你应当捐赠什么？》。在上述文章中，辛格提出了他的重要主张：如果我们有能力阻止某些不好的事情发生，而不必因此牺牲具有同等道德重要性的东西，那么从道德上来说，我们就应当如此行动。这一原则可以应用到如下情境：假如我路过一个浅水池，看见一个小孩溺水，我应当跳进水中将这个孩子救起。这意味着我会弄脏衣服，但就孩子的死亡而言，这并不重要。

那么，如果我们具有提供帮助的能力却不作为，是否就是不道德？辛格在书中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认为，对于处于贫困中的人们，无论距离远近，我们都负有相同的道德义务。他进而提出了一个解决贫困问题的激进方案，在其中确立了富豪和普通人对于穷困之人的不同捐赠标准以及分别负有的义务。书中另附有安德鲁·库珀批判“辛格方案”的文章《超越慈善》以及辛格对此文的回应《贫困、事实与政治哲学》。辛格强有力的哲学论证，将挑战人们对极端贫穷的固有态度。

《斯坦福大学奇幻地理：科学、艺术与想象》

早在18世纪，人类已经探索了地球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但细节仍不清楚。大众渴望认识这个新奇的世界，从而造就了19世纪风靡一时的地图集。在最常见的一览图上，我们既能看到遥远的未知土地，也能看到熟悉的人类城市空间，还有山峰和瀑布的高度、河流的长度、湖泊或岛屿的面积等地理数据。有些人认为，这些一览图提供的数字、名称和图表应该能缓解这个时代对知识的狂热渴求，但事实上，它们展示的是由艺术想象构造的乌托邦。其中的确有一些可以被归入图解的范畴，但它们侧重的不是科学的客观事实，而是视觉享受，其目的是为了迎合人们对未知土地的幻想。

本书荟集了19世纪具有代表性的比较地理绘图，是近代地理学的开山之作。它既是一部制图和探索的历史，也是一部艺术作品。书中的很多插图描绘的是山水，但与严格意义上的风景画截然不同，它们是由测量数据衍生出来并经过再创造的景观。如今，当我们欣赏这些纸上的微型世界时，也是在见证过去时代的梦想，了解那时的人们如何用科学记录和游记的叙述方式，创造阅读和遐想的空间。

《我们为什么要行走》

人类直立行走的能力与生俱来，自然而然，但这却是将我们与其他生物区分开来的重要特征。相比之下，人类的近亲黑猩猩手脚并用地行走，这种被称为“指关节着地走”的适应行为并非高效的移动方式；一些鸟类也用双腿在地面前行，但它们的脊椎不是直立的，头部也不能自由移动。对人类来说，双足直立行走带来了全身的剧变和适应：我们的双手从爬行中被解放出来，能够去做更多别的事情；我们的感觉也变得敏锐，思维充满创造力，焦虑和抑郁得到缓解。

这本书将带我们回到时间深处探寻行走的起源，了解行走为何不仅仅是一项关于身体的活动，还是解放思想的关键。因为行走，人类得以变成社会性动物，与他人握手拥抱、传递信息、相互依靠。行走因此也具有社会功能，无论是一场高尔夫球赛，一次结伴而行的乡间漫步，还是一场试图改变社会的游行，众人一起行走有助于促进交流、凝聚社会。在外卖、电动车、人工智能充斥生活的时代，这本书提醒我们从座椅上站起来，重新感受脚下的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