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市场上中文推理小说还很少，但中国创作者模仿学习西方日本的阶段已经过去 | 专访

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凌晨，北京地铁10号线的一辆列车突然从轨道交通调度中心的监视器上消失。110接到报警，称这辆列车被劫持，车上有炸弹。不仅如此，市区也即将发生多处爆炸。在地下，罪犯在列车广播中给被劫持的乘客布置了限时90分钟的游戏——在10号线回到起点前，他们需要找到某个人才能够安全脱身。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谜团能够解开吗？市民可以得救吗？与一般推理小说不同的是，《地下游戏》这本推理游戏书的读者可以打开纸盒包装，利用游戏道具来协助探案。这些道具既包括北京地铁线路图、列车设计图、罪犯留下的拼图、记者拍下的现场照片等实体线索，也包括可以扫描获得的地铁广播等线上线索，一面协助警方破解凶手布下的迷阵，一面参与到被挟持乘客的推理过程中。这部作品采用了袋封工艺（袋とじ），意味着读者只有在解决了一个谜团之后，才能打开下一个口袋，触发下一段剧情，读者的推理速度也会影响到故事的展开——你晚到现场一步，有些线索就会不翼而飞。

《地下游戏》是推理作家吴非“胜者出局”系列第二部作品。2018年，他辞掉工作，投入写作，卖掉了一套房子，靠卖房的钱和线上众筹的方式，实现了“胜者出局”系列第一部的出版。一经推出得到不少好评，岛田庄司就评价说：“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作品！”

推理游戏怎么玩？推理和互动如何辅佐故事的进行？吴非如何将他对城市和轨道交通的理解融进这些轨迹的设计之中，既逼真可行，又要避免被坏人学去利用？在推理小说和推理游戏这个领域，中国创作者距离西方和日本的创作者还有多远的距离？让我们从《地下游戏》入手，解开这一个又一个谜题。

01 推理书提供咖啡与香水，是谜题也是人心

吴非曾是复旦大学推理社团的成员，2003年还在校时，与几位校友创办过全国高校BBS推理大赛，并曾帮助策划“午夜文库”与“古典推理文库”大量早期选题。他曾在日本本格推理杂志发表推理论文，还是创刊自1941年的短篇推理杂志《EQMM》迄今唯一的中国大陆作者。

他有打工旅行的经验，根据个人体验写就的第一本书《打工旅行 : 一年实现一个梦》和2016年出版的《S.：忒休斯之船》来自同一个编室。《S.》是美国导演及制作人J.J.艾布拉姆斯和小说家道格·道斯特的作品，其中有一本做成图书馆藏旧书的《忒修斯之船》和材质各异的附件，附件包括信笺、机密档案、旧照片、明信片、罗盘、餐巾纸等——这些是书中角色穿越时空留下的第一手资料，也让读者参与进谜题之中，成为探险旅程的一员。吴非告诉界面文化，“胜者出局”系列的诞生与《S.：忒休斯之船》有关。他意识到书的形式也可以成为内容的一部分，这种形式上的创新带来的沉浸感是非常独特的体验。

如果把范围从全部书籍缩小到推理小说，吴非觉得，岛田庄司对他的褒奖并不夸张。“亲手分析案发现场的各种线索，进行推理，亲手搭建案发现场，用手电寻找指纹，拨打真实的电话，读者的选择导向不同的结局，多达几十张实景插画增加阅读的画面感，能做到这些的推理小说，我的确没有见过。”他说，“胜者出局”这个系列能够让读者有一种“我就是侦探”、“我真的在参与一起案件的侦破”的强烈感觉。“我的目标是做出让成年人和小孩、爱推理和不爱读推理小说的人都能感受到推理魅力的作品。”

虽然作品是“推理游戏书”，但是推理和游戏并不是吴非最看重的，他最看重的是故事——“故事是精神体验的灵魂，互动和推理只是故事的辅佐”，是为了让读者能够进入故事，如角色一样，感受到他们看到的风景，触摸过的物品，嗅到的气味，品尝到的食物，进而获得更加真实的情绪和情感体验。他举例说，在《胜者出局：地下游戏（珍藏版）》中，读者会拿到某两个核心角色接触过的香水和咖啡，其中包含的不仅是谜题，更是这些物品背后的情感与人心。“比起好玩，我更希望听读者说，他们读了一个精彩的故事。”

02 既要确保诡计真实可行，又要避免被不法分子学习利用

在《地下游戏》里，读者可以看到地铁10号线一列行驶中的列车突然失控——罪犯在无数摄像头和监控人员的眼皮底下进行了大胆的犯罪。这一切都是怎么做到的？吴非说，设计在都市中的诡计需要和现代科技对抗。无论是躲避摄像头，还是劫持地铁，没有过硬的技术支持，基本上就等于自投罗网。但这不是他设计诡计时的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利用读者的思维盲点制造陷阱，进而产生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解答。如果让一个懂摄像头技术的工程师和一个不懂技术但是写了很多诡计的小说家来比赛，可能还是小说家先想到适合小说的诡计。”

写作过程中，他先从专业人士那里搜集必要的信息，确保诡计的实施是基于现实世界的运行规则，有一定可行性，同时也要避免被不法分子学习利用。“我得感谢在北京地铁工作的朋友的帮助，让我对地铁运营系统、列车的技术参数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小说中有一张北京地铁的列车图纸，我可以自信地说，其中的数据就算是专业工程师也挑不出毛病。”

为什么要把犯罪场景设置在北京地铁上？很多推理小说描写的是城市——比如柯南道尔的伦敦、江户川乱步等日本推理作家的东京、程小青写的上海。“有人的地方就有悲欢离合恩怨情仇，谜在本质上是基于此的尚未被解释的动机，人性的幽暗滋生犯罪，城市的人多，也更复杂，所以犯罪的谜就更多，”吴非说。

《胜者出局》《地下游戏》这两部推理游戏作品分别对准了上海和北京。《胜者出局》的故事虽然发生在上海，但城市文化或者城市精神在案件中的存在感并不强——那是一个发生在上海的绑架案，而不是一个“只能发生在上海的绑架案”，上海更多是作为一道附加的风景线服务于故事的。在支付赎金的线路上，他选取了最有上海风情的一些地点，设计了一条线路——从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到黄浦江和陆家嘴CBD，再到旧法租界的公园和教堂。读者在追凶的过程中，也获得了视觉上的享受（书中有大量的插画，是在实景的基础上绘制的）。终点的武康大楼被誉为上海建筑的“颜王”，他和出版社也把这座建筑的模型做了出来，读者可以用书里的零件亲手搭建这个案发现场。

到了第二部《地下游戏》，吴非不满足于北京仅仅作为案发的物理空间而存在，“北京的历史、文化、变化和人都充满了故事性，建筑也是和谐杂处，很接地气和很高大上的空间可能就隔着一个胡同，这种和而不同代表了一个城市的生命力。”他提到，地铁的现代性、便捷性、流动性和一个巨型大都会没什么区别，但也是充满压迫感的。他看过一位在地铁上工作的警察的采访，说早高峰时的地铁是个高压锅，能将极小的摩擦升级为流血事件。

推理小说往往需要有人物冲突和戏剧张力，所以故事的空间和时间被压缩到了运行中的一辆地铁上的90分钟里，读者的肾上腺素从故事一开始就立马飙升。他说，人们在这里狭路相逢，聚散匆匆，携带者各自的精神行李，其中肯定有“危险品”，而这种危险品是没有安检系统的。“前段时间新闻上播出的地铁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了看似庞大坚硬的地铁生态背后的脆弱。”

03 国际市场上的中文作品很少，文化输出比商品输出更难

虽然如今世面上已经有了包括推理游戏书等各种类型的推理读物，但在吴非上学的年代，情况并非如此——20年前，岛田庄司的《占星术杀人魔法》被誉为梦幻之作，全中国也没几个人看过，繁体版的出版也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他曾为了读这本书专程从上海去南京，在南京大学宿舍的一张床上通宵读完了这本书。“现在的读者是幸福的，也是不幸的——幸福是因为现在可以读到几乎所有经典推理小说的中文版了，不幸则在于他们没体会过一种苦苦追寻后才终于得到的快乐。”

在吴非眼中，现在的出版机构也今非昔比，“古典推理文库”和“午夜文库”创立时还曾为选题和版权苦恼，许多作家和作品没有任何中文信息资料，也因此有了他们这群“专业编外人士”的用武之地。如今，随着网络发达和出版品种增加，一本在日本最新获奖的作品，第二年就可能出现在中国书店里了，保罗·霍尔特甚至选择在中国做自己新书的全球首发。

当被问及如今本土推理是否还处于学习西方和日本的阶段时，吴非说，中国曾经有过学习的阶段。第一次是民国时期，程小青为代表的作家们以刚刚被翻译引进的福尔摩斯、亚森·罗平为参考，创作了一系列探案故事；第二次是本世纪初开始，新的一批年轻作家同样接触到了引进的优秀作品，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约翰·迪克森卡尔、岛田庄司等唤起了很多人的创作热情与灵感。但如今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他认为，推理小说是随着科学技术——比如医学、解剖学、法医学、犯罪心理学等学科——的进步发展出来的文学，所以近代科技水平先进的国家必然成为被模仿的对象。日本从战前开始学习西方——比如江户川乱步的名字就是跟着爱伦·坡取的——到自己成为发达国家，大师也渐渐多了起来。但现在已经不是一百年前，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已经大大缩小，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越了日本和欧美。

“推理的本质是用逻辑探寻世界的真相，这一点是全人类共通的。所以无论是推理小说中需要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还是推理的手法，中国的创作者并不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什么。推理小说家真正需要学习的是如何写一个好的故事，而不是怎么写推理。这用不着和国外学，国内就有大把优秀的榜样。”吴非说，“刘慈欣是否能得到雨果奖都无碍《三体》是一部杰作。我们用了外国的评判标准，不代表我们还处于模仿学习阶段。”

但是吴非也看到，中国本土推理在欧美、在日本的影响力也有待提高。尤其是在欧美，中国的本土推理“基本没什么影响力”，卖出小说的英文版权比卖影视版权还难。翻译就是第一关，国外出版社都得看小说的英文稿。“没有Ken Liu（刘宇昆），大刘的全球影响力可能会推迟很久。”吴非向短篇推理杂志《EQMM》投稿，也是在译完之后再交给外方编辑润色，前后花费了很多时间。

但是中国本土推理在日本情况稍好，“因为日本读者喜欢读推理小说，推理小说是经常可以上畅销榜的，所以日本对推理小说的需求大于欧美，各种类型的推理都有市场。”过去日本较少关注中国推理是因为缺乏渠道，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无论是孤身在日打拼的陆秋槎，还是创办行舟文化株式会社、专门出版华语推理的张舟夫妇，都在为中国推理文化的输出做着自己的贡献。文艺春秋、早川书房、讲谈社这些老牌大社，近年都有计划性地推出了华语推理作品。”近年来一些华文推理在日本卖得不错，也让出版社有了更多的信心。

“总的来说，国际市场上的中文作品就很少，不只是推理，所有的文艺作品都少。往大了说，我觉得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殖民的结果。世界范围内用得最广的是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中文说的人多，但用的国家少。”吴非说，“文化输出和商品输出的难度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我辈需要努力，道阻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