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Teresa Hartmann 世界经济论坛气候倡议项目负责人
经过多年试点，中国全国碳市场于2021年7月正式启动上线交易。
纳入碳市场的首批企业碳排量达40亿吨，约占中国全国碳排放的三分之一。中国的碳市场一经启动，就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碳定价机制存在于全球45个国家之中，但仅覆盖到了全球约21%的排放。中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ETS）将全球碳排放覆盖范围扩大了6%，这显示出中国政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影响力。
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如果我们想在2030年之前实现1.5°C的温控目标，碳定价所涵盖的排放必须大幅增加。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提高碳价格，包括土地利用所产生的碳排放，当然还需要中国继续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
什么是碳市场？
碳市场通过以最适合的价格提供减排服务来减少碳排放。简而言之，在碳市场中，企业相互买卖“污染权”。
在交易阶段初期，排放许可证可以免费分发给企业，也可以通过拍卖购买。由于排放许可证的数量是有限的，获得许可证的机会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给参与国带来投资于清洁生产与减少碳排放的压力。
碳定价可以与额度抵消相结合。该机制可以让企业为其它地方的减排项目出资，而非将资金投入到工厂所在国（进行高排放生产）。这可以带来额外的好处：避免在新兴市场或发展中市场产生更多的碳排放。
资金都投到哪里去了？碳交易计划可以为政府带来收入，然后用于对绿色发展项目进行再投资。
但是，要使碳定价体系发挥效用，碳价格就必须提高。目前，经合组织将有效碳价格定在每吨60欧元（约70美元）左右。根据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Nicholas Stern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oseph E. Stiglitz的说法，碳排放的社会成本甚至更高，大约每吨100美元。如果我们不迅速采取行动，到2025年，气候变化每年将给世界带来约1.7万亿美元的损失，到2075年损失将增至每年30万亿美元。
尽管如此，大多数碳排放仍是“未定价的”，这意味着没有监管压力迫使企业购买信用额或减少排放。引入新的大型线上碳市场，如中国的碳市场，将会给企业带来压力以减少排放或购买碳信用额，从而推高碳价格。
土地利用转型
尽管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中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仅涵盖了少数能源与工业领域，不包括土地利用带来的碳排放。
土地利用碳排放占全球排放量的25%。森林砍伐的排放量比整个欧盟的排放量都要多，且就其价值而言也是航空业排放的四倍。显然，如果不解决土地利用的问题，我们就无法应对气候变化，比如停止森林砍伐、改变土地利用方式，以及从根本上减少农业生产的排放。除了减少排放之外，这对再生农业与林业对生物多样性、水质与土壤健康、农场的长期生产力以及加强粮食安全都有诸多好处，这也是拥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所面临的一个核心关切。
在过去十年中，作为农渔业商品的主要生产国，中国的领导层强调了有必要在“生态文明”的理念下收紧国内环境标准来保护国家自然资本。此外，中国政府提出了生态保护红线（ECRL），承诺将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以上用于不同程度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减灾以及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将土地利用排放纳入中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向农业生产者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是时候转向更可持续的模式，并投资于自然气候解决方案了。
迈向国际低碳俱乐部
除了减少排放，碳市场同时还具有将大量资金投入碳与生物多样性相关项目的潜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已经迈出了积极的一步，下一步是建立国际碳市场。虽然国际社会在去年的第25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未能达成一致，但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为围绕国际减排转移机制（ITMOs）商定协约与发展国际碳市场提供了机会。
此外，许多观察人士认为，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为雄心勃勃的国家提供了一个组建“低碳俱乐部”的机会。“低碳俱乐部”是由愿意采用跨境交易排放额度（信用）的国家组成的联盟。这将有助于工业化国家实现其国家气候目标，并为森林国家提供保护资金。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国家对跨境协议的兴趣：瑞士与秘鲁签署了一项协议，瑞士将为秘鲁的节能炉灶提供资金，并根据瑞士的国家目标计算抵消额。如果中国释放支持“低碳俱乐部”的信号，这可能会有助于使我们离解决气候变化更近一步。
在中国承诺到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并建立一个全国碳市场之后，其正迅速从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之一转变为全球气候变化的领导者。下一步是通过快速的政策行动来履行这些承诺。随着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及将于昆明举行的第十五届生物多样性大会的临近，中国有机会大放异彩。与此同时，中国与世界都有巨大的机遇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取得有意义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