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 李晋（思想史学者）、马丽（社会学家）
8月10号前后，英美各大主流媒体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卫报》、CNN和BBC等都在报道里重提了2007年的一部好莱坞大片——由威尔.史密斯主演的《我是传奇》。有趣的是，几大媒体所报道的主线均不是这部影片如何经典，而是，它是怎样成为反疫苗者们的信念指南的。
这部电影的故事梗概是，科学家正在研发治疗癌症的基因改良病毒，但在临床实验中病毒突然失控，导致地球上大约90%的人被感染而丧命，其余的人则成为了嗜血的丧尸，只有少数人因为自身的免疫抗体或者是疫苗的漏网之鱼，从而侥幸却孤独地活在人类的废土中。
到了2021年的现实生活中，在纽约布朗克斯区，一家眼镜店老板要求员工必须打疫苗才能返工，一位员工拒绝并提到，正是这部2007年好莱坞的经典类型片，让她觉得强制打疫苗是件很恐怖的事。这一事件后 来不断在网络媒体上发酵，美国人才发现原来身边很多人，都真的受到这部电影的影响，而选择不打疫苗。此电影情结与当下美国疫情焦灼的现实之间，存在如此超强关联性，以至于连该电影的编剧之一高斯曼（Akiva Goldsman）都不得不在社交媒体上发推说，“我的天啊，这是电影，那是我编的，都不是真的！”
然而，对反疫苗人士来说，一切关于疫苗科学试验的数据和好莱坞编剧的解释，都无济于事。在各种阴谋论网站（如“匿名者Q”）和公开社交媒体上，关于疫苗和丧尸、国家阴谋，以及外国不怀好意“他者”、甚至外星人，都被认为有可能是推广新冠疫苗的“幕后黑手”。其实不止疫苗，到目前为止，连“戴口罩”这种常识问题，都成为了党派之争的筹码，甚至各种阴谋论的温床。
事实上，美国已经出现过不止一次因科幻电影或者广播，而在民众中产生大规模的社会恐慌事件。例如，在影视尚未普及时的1938年10月30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新闻报道的形式播讲了著名科幻小说家威尔斯的《世界大战》这部讲述火星人入侵地球的小说。收听的人们以为这是新闻广播，在美国甚至欧洲引起了剧烈的恐慌。人们相信从空中坠落到新泽西州的陨石，正是火星人所搭乘的飞行器。尖叫、四处的逃窜、恐慌在人群当中蔓延。当时，至少170万美国人相信这个广播是真实的，120万人惊恐试图寻找能够生存下来的方式。没想到在近百年后的美国，依旧如此。
好莱坞作为意识形态工厂的简史
如果途径洛杉矶，就会发现醒目的好莱坞标记。它不仅是人们游览参观的景点之一，更是现代人的“娱乐”主体。不仅如此，好莱坞连同麦当劳已经成为了现代工业流水线的代名词，也是全球资本和美国的快餐文化的符号。
好莱坞并非只是提供娱乐，也是现代意识形态再生产中最重要的工厂之一，是名副其实的“梦工厂”，即便疫情重新塑造了好莱坞，但是好莱坞仍旧产生着强大的意识形态，塑造影响着每一个消费者的思维和生活方式。熟悉美国普通人生活的人不难发现，对于人们观念的塑造，除了公共教育就是大众文化的渠道，它们植入在选举辩论、影视、体育运动和各式的广告中。而深入的阅读，特别是《纽约书评》一类，则不过是一小群人的自我陶醉。
在1915年左右，美国电影产业和审查制度就已经在围绕着“自由表达权”进行着意识形态的斗争。1922年，美国成了了全国性的电影协会，而在1934年出现了电影审查和维护道德的《海斯法典》，禁止电影中出现裸体、贩卖白人、种族通婚、非正常性欲（包括同性恋）和宗教亵渎等形象和内容。
到了1950年代，被麦卡锡主义笼罩的美国政府以“共产主义者入侵好莱坞”为名，组成“非美调查委员会”开始了臭名昭著的“猎巫行动”，结果就是，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迫害了大批仅仅是被怀疑为左派的艺术家和剧作家。例如，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胡佛政府秘密调查了大名鼎鼎的喜剧大师卓别林（曾以电影《大独裁者》调侃希特勒而闻名于世），甚至试图将他驱除出境。在1952年，当卓别林短暂访问英国故乡时，胡佛政府建议美国移民局取消卓别林的入境许可。于是，卓别林发表了放弃美国永居权的声明，被迫流亡欧洲。他说到，“自从上次大战以来，我就成了强势反动团体制造的谎言和宣传的目标，他们有影响力，有美国狗仔媒体的帮助，创造了一种氛围，总让有自由意识的人被凸显，并受到迫害。因我我已无法进行我的电影工作，我决定，放弃在美国的居留权。”
在美国政府针对打击的黑名单中，也包括被称为著名剧作家勃朗特在内的“好莱坞十君子”，这十位知名人士一律被禁止发表演讲和演出。2015年的电影《勃朗特》就讲述了关于他的故事。在1950年代，他为了生计不得不化名创作剧本，其中《罗马假日》和《勇敢者》两次赢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剧本奖，却无法领奖，直到20年后，公众才逐渐知道这些剧本作者真正的姓名，而他的诸多朋友和伙伴却没有如此幸运，很多抱憾而终。
即便在1960年代，好莱坞电影甚至电影这个题材，在美国社会中也是饱受争议的，甚至很多人认为看电影是道德败坏的象征，像出生于密西根州的好莱坞知名导演保罗·施拉德（Paul Schrader），他在18岁之前，父母从来不允许他进入电影院，认为那是非常败坏的行为。然而，这并不妨碍在冷战期间，好莱坞用一种宣传的方式建构出了一套扭曲的“美国梦”的意识形态，这些影片不是让人思考和觉醒，而是让人们持久地昏睡。这一时期的电影通常会塑造出一个自强不息的主人公，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取得成功的人，在皆大欢喜的结局中，坏人最终受到惩罚，好人得到好报。法国学者居伊·汉尼贝勒（Guy Hennebelle）当时就指出，在1960-1975年代好莱坞电影的基调都是西方和男性中心主义：男性、白人、异性恋和基督徒作为主人公占据着压倒性的地位。
除了分级制度的审查会导致导演删减剧本外，按照学者雷吉斯·迪布瓦所写的《好莱坞：电影与意识形态》提供的案例，一些拍战争片的导演为了获得五角大楼的支持，让其提供服务和人力，也会不得不删减一些内容。例如，华人导演吴宇森在执导《风语者》时，删除了两个被五角大楼认为具有争议的片段，其中一幕场景是一位美国大兵撬掉一具日本兵尸体上的金牙，试图将之据为己有。
消费主义与政治霸权一同建立起的“美国救赎论”
一直以来，资本、市场受众和政治利益同时驱动着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模式。在好莱坞的流水线中，最为人熟知、受众面最广泛的是大量被分级为“G”的大众片，它们通常都是生活化喜剧，关注情感和家庭、正能量的个人主义和个人成长，最后再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尾。这一类包括如《狮子王》和各种暑期档“总动员”的大片。
其次，就是“PG-13”甚至是“R”中很多爱国战争片，试图在 “美国例外论”、“美国至上”和“个人主义”之间寻找到微妙的平衡。无论是普通的战争片《拯救大兵瑞恩》还是科幻片《变形金刚》都反映出了这点。让·安热（Jean Ungaro）在其书《美国人，电影中的英雄》就指出，在很多好莱坞电影中，美国人都被刻画成了上帝的选民， “肩负着特殊的救世主的使命，成为人类文明守卫者和庇护者”。在这一方面，好莱坞大片已经不满足于只是对抗纳粹和地球上的他者。例如在《变形金刚》系列中，拯救地球危机的也不再是来自外太空的博派汽车人，而是被巧妙地转化为“美国人”。这种“美国拯救人类的”意识形态最强烈的表现，不仅在好莱坞电影中凸显出来，更反映在小布什单方面宣布轰炸伊拉克这场在美国国内都饱受争议的战争中，他为此的辩解也是，“这场战争是为了拯救人类文明本身”。
冷战之后，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好莱坞的意识形态更多的不再是对危险的“他者”进行刻画，而是更多开始迎合资本市场和世界多元的进步主义口味。我们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黑人、亚裔演员成为了主角，少数族裔和边缘人群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X战警》系列电影已经触及到了美国社会的各种热点议题：种族问题、身体缺陷人群、外国移民问题和少数族裔、性别少数族群等等。而学者雷吉斯·迪布瓦对此的分析是，事实上，对 X博士和万磁王两个形象的塑造，也反映出美国1960年代民权运动的意识形态更趋向和平融合——美国人选择了反暴力、平等共存的马丁·路德金，而不是那个脾气易怒、想要彻底革命反抗种族压迫和意识形态的马尔科姆·X所化身的万磁王。但迪布瓦还指出，这些电影仍旧提供了一个单一的对世界的意识形态的解读：鼓吹温和的请愿，诋毁一切哪怕些微的改变、异议和抗议压迫的激进手段。
在这里我们需要澄清一点的是，对符号“好莱坞”的批判并不意味着是对它所生产的电影完全的否定，以及认为所有好莱坞的工作人员都仅仅是单一主导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工具。这样显然既不客观也不符合事实，比如剧作家勃朗特就让人钦佩和感动。但我们仍需要提醒的是，现代“好莱坞”出品的是美国社会很多意识形态的来源，并且是被资本和权力共同塑造而成的。
均质化的世界
好莱坞究竟生产了什么？它创造了一个均质化的世界，让人们经过影视体验去思考一些人类永恒的主题和未来的担忧，正如《爱、死亡、机器人》这部电影，它似乎囊括了一切，包括我们对于彼此关系的渴望、对于死亡的担忧，以及对于AI未来不可预期的摇摆。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好莱坞模式同时又用虚幻掩盖了我们太多人类社会的真实关系。事实上，在这几年全球社会都不断强调女性、少数族裔权利之时，个人为正义对抗强大权力，仍继续成为好莱坞弘扬的主题。讽刺的是，美国的反性骚扰运动所揭露的正是好莱坞只手遮天的大人物哈维·韦恩斯坦对于女性演员的侵犯。从骨子里，权力和资本仍旧是好莱坞最为根本的结构。
这些年世界其他各国的电影人一方面羡慕好莱坞的资本和技术，一方面也痛感好莱坞这种均质化生产对于地方性电影的伤害。即便是中国的观众，我们也会从大片的视觉冲击和高新技术中恍然发现，原来中国自己创作于八九十年代的陈旧老电影，其承载的文化和讲述的故事，远比炫目的电影科技效果更为持久。
在全球范围内，好莱坞作为资本-文化符号已经深入人心，然而最糟糕的可能是，当人们摆脱想要它的时候，其实却不停复制着它的模式，创造着仍旧是它的深层符号。这几年世界各地涌现出的各种资本堆砌的大片正是这种症状之一。
这就正如在文章开篇我们谈到的，好莱坞的影片已经不再是造梦者，而是被人作为对抗疫苗一个可信服的权威。一些消费者的认知已经无法区分现实和虚构世界的界限，而这却远不是一句“非理性”，“美国反智主义”所能概括的。
当然，也许我们仍旧满怀期待，至少数百年后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有能力区分这点，好莱坞的世界和他们祖先所生存的世界其实并不完全相同，即便它们同样充斥着权力、欲望和愚蠢以及希望、爱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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