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郭强（博士，某宏观机构研究员）
昨日（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每年的4月和7月政治局会议都是中央对近期经济的定调和宏观政策的微调指导窗口，对于后续经济运行有着重要的前瞻意义。
本次会议召开的时点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窗口，美联储taper的苗头越来越明显，国内外金融市场的波动幅度在不断增大，全球经济复苏的节奏似乎正在被德尔塔变异毒株的蔓延打乱，国内的疫情零星点状爆发也增加了下半年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笔者梳理了本次政治局会议的新提法：
在经济运行的定调方面，本次会议认为“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演变，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仍然不稳固、不均衡”，4月的政治局提法是“要辩证看待一季度经济数据，当前经济恢复不均衡、基础不稳固。要用好稳增长压力较小的窗口期，推动经济稳中向好”。显然，“稳增长压力较小的窗口期”没有再提，主要可能是因为二季度的GDP低于市场预期，且增长结构方面也是出口的比重要更大一些，表明内生性的增长动能还是欠佳。而“国内经济恢复仍然不稳固、不均衡”的提法，更加凸显了对于下半年宏观经济判断的谨慎和担忧。
整体宏观政策思路的定调是“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跨周期”的提法表明当前决策层对经济运行判断的整体性和长期性，相应也就强调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整体思路和4月的政治局会议并没有特别大的调整。
财政政策方面，本次政治局会议提到“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政策效能，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合理把握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推动今年底明年初形成实物工作量”，4月政治局会议的提法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落实落细，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发挥对优化经济结构的撬动作用”。2020年，受疫情影响，财政政策积极发力，但实际上，由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债券发行完毕，但项目也没有办法上马，导致了财政资金实际并没有按照预算的使用，更没有对经济形成实际的拉动力。今年6月7日，财政部部长刘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作《关于2020年中央决算的报告》称，2021年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指导地方加强项目储备，适当放宽专项债券发行时间限制，合理把握发行节奏，提高债券资金使用绩效。本次会议再次提到投资和地方债的发行进度问题，更加强调了财政刺激要落到实处的要求，这也可能意味着，今年后半年的投资力度或许不会超出市场预期，预计地方政府债的发行安排或持续至年末，发行节奏将更趋平滑。
货币政策方面，本次会议的提法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助力中小企业和困难行业持续恢复。要增强宏观政策自主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对比4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强化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支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提法，可以得到几点预判，一是下半年的货币政策可能仍保持着偏松的格局；二是针对中小企业和困难行业的信用贷款可能会有所发力；三是人民币汇率目前没有引起决策层太大的关注和担忧；四是大宗商品价格引发高层关注，但发力点在于疏通供给而非收紧货币政策。
产业政策方面，本次会议提到“要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加快贯通县乡村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资”。相比4月的“要引领产业优化升级，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发展工业互联网，加快产业数字化。要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积极发展新能源”，本次会议再次强调了新能源汽车和电子商务及物流配送体系。实际上，新能源车已经成为金融市场的最热门赛道，尤其是在A股，新能源车概念股以及锂电池板块已经持续创出历史新高，未来也是资金配置的首选。此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房地产调控基调未变。
民生方面，本次会议强调“坚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畅通农民工外出就业渠道，……落实三孩生育政策……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要毫不松懈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持续推进疫苗接种工作”。可以看出，疫情以来，服务业的恢复是比较艰难的，而服务业恰恰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从近期全国多地的新冠肺炎疫情点状爆发来判断，后续餐饮、旅游等服务行业又将面临至少1-2个月的拖累。此外，近期监管层对教育培训行业的重拳出击，也可能会相应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就业压力。“三孩”政策也是首次出现在政治局会议中，近期已有部分省份提出了“三孩”的补贴政策，未来预计还将会有更多的实际支持政策落地。
风险防范方面，本次会议提法是“落实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完善企业境外上市监管制度”，4月会议的提法是“建立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说明“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已经构建完成，一旦压实主体责任，未来隐性债务、房地产等将面临更严格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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