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玉
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浦东作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要从要素开放向制度开放全面拓展，率先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府特聘决策咨询专家石磊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指出，制度开放的实质是追求共同价值。
“中国体制的建设，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市场运行，它跟国际社会也应该存在一些更大的交集，我们实际上是在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我们相互交合的半径。”他说。石磊表示，共同价值的第一点就是竞争更规范、减少政府对市场交易的影响，此外还包括信用更常态化，操作规程更严格。
《意见》在支持浦东开展制度型开放试点的同时，还强调支持浦东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在石磊看来，体制先改先试是“最重的担子”“最硬的骨头”之一。
“（浦东在）抢占先机的同时也承受了更多的压力，因为能改的过去都已经改了，现在要看能不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再有更大的突破。”他说，“如何以浦东一地之努力来形成服务国家新发展战略的能力，那么我们就要站得更高一些，不是站在浦东的立场上，也不是站在上海的立场，甚至还不仅仅局限在长三角的立场上，而是应该站在新时期国家的立场上来看这个问题。”
以下是专访实录，经界面新闻整理
界面新闻：《意见》提到从要素开放向制度开放全面拓展，率先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哪些国际通行规则我们需要做好衔接，能举例说明吗？
石磊：第一要完善与开放相关的法律体系，过去我们可能是按照国内的法律，只要它跟WTO法没有什么冲突，那么可能就这么做了。那么现在从更严格的意义上来把握，看看在法律体系上怎么进一步完善。第二个是治理方面，过去我们强调要素市场开放，包括人力资源要素的开放、知识产权的开放和资本市场的开放，那么走向制度化的开放就是围绕这三个要素所对应的制度。
制度开放实际上着眼点就是更加稳定性，这个问题的真实背景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里边讲的世界共同价值。中国体制的建设，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市场运行，它跟国际社会也应该存在一些更大的交集，我们实际上是在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我们相互交合的半径，这样我们就不至于把中国的特色过于放大。有一些地方基本制度上可以强调中国特色，但是与物流市场交往相关的这些制度安排，就不能太多的强调一个国家的特色，这样人家就没办法跟你交易了。那么这里边我要把共同价值找出来，共同价值概括起来，第一点是竞争更规范，减少政府对市场交易的影响。第二个就是让信用更常态化，就是通常的交易是否恪守信用合同，这个实际上是制度的一个操作层面。第三个就是操作规程有没有严格起来，如果没有严格的操作规程，那好比医生给病人做手术就有问题了。实际在国际上有很多事情，它都是有具体的程序的。
界面新闻：《意见》指出，更好发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试验田”作用，对标最高标准、最高水平，请问您认为这个最高标准和最高水平有没有什么可以参照的标准？
石磊：这里边分几个层次，比方说港口贸易从浦东机场、外高桥和洋山港、上海港四位一体的港口物流中心形成以后，事实上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如果说光交通枢纽物流中心的世界最高水平，可能大家都会考虑到荷兰的鹿特丹。相对来说它就是国际最高的水平。那就要研究一下，上海现有的物流中心跟鹿特丹相比，有没有什么算得上国际标准的短板。这个可能会存在一个问题，国情的差别它不一定是我们短板，可能跟我们这个制度有关的这些因素，是我们的一些特点，或者是有的地方还表现出我们这个优势。所以这个要具体看一些可以比较的指标，比方说第一是贸易便利化的程度、第二是交易结算的方式、第三是第三方金融服务，包括保险、银行信贷服务、离岸服务。通过这些来看看有没有达到鹿特丹以及其他国际上标准化程度比较高的物流中心港口中心的服务水平。当然也还可以列出其他一些具体的分项指标，这个用来衡量，如果有短板的话，怎么去把握短板，怎么进行分类。
其次，是涉及到数字化的问题。数字化也是衡量当今国际贸易体系和物流中心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数字化水平实际上就是看智能化的物流配送、仓储，风险控制，还有涉及到国家安全保障体系。这是与信息相关的4大类，是看我们有没有达到国际上先进的水平，至于国际先进水平是什么样的状态，可能也要研究一下，我们说存在短板的地方，恐怕国际上还不一定比中国水平高，尤其是在智能化的仓储物流这一块，中国这些年发展水平很高的。
第三个方面看专业化服务体系，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方面，看看国际上是怎么做的，哪些方面比我们先进或者是我们是怎么做的，在哪些方面有我们的特点。如果我们在政府服务这一块可能比较先进，那就说明我们已经达到了世界最高的标准，那以后就按照这个标准继续往前走，进一步提升自我完善。
第四个方面是人力资源队伍建设，因为现在新型物流、现代化物流、标准化物流、全程安全物流对人才队伍的要求更高。过去可能只是传统的这种搬运，码头运输，现在显然都次要了，目前更多的是与高端人才相适应的港口运输物流体系，看看我们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我估计用最高的标准来建设浦东，从这四个方面来把握，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界面新闻：《意见》提到，在浦东全域打造特殊经济功能区，加大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压力测试。您觉得需要做哪些方面的风险压力测试？
石磊：这里涉及到几个国家安全上的事情，第一个是信息安全，尽管现在后台信息管理有一些措施，但是这里边有没有存在重大的信息盲区、漏洞，我们并不知道，那么在具体的措施出台之前，我们可以用实验室的状态来进行模拟实验，通过模拟实验就可以在虚拟状态下把问题给找出来，不至于把这个问题放到实际操作当中，实际上就是把管理控制前置。
第二是看适应性，如果它仅仅是适应于浦东一个地方，那么推广起来可能就有问题，但只适应浦东的话不是不可以做，那么通过风险实验，我们就知道多大程度上只对本地有积极的影响，对全国未必有重要的影响。比方说它可能涉及到具体区位条件的特殊性，在这个地方就可能享受到它的好处，那不在这个地方可能就享受不到，这个就涉及到中国大国体系上点的发展与面的发展之间的差别，看能不能通过压力测试能够发现。
第三个是风险对冲机制，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技术性的风险，比方说国际船舶运输可能会受到一些技术因素的影响，会对我们的口岸设施造成一些破坏，比如英国那年的大型货船对中国桥墩的破坏，那么要把各种坏的情况都做一些模拟，万一碰到极端天气和严重的疫情传播，我们怎么事先做到有效控制。
界面新闻：对于《意见》中提到吸引更多国际经济组织和企业总部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落户。在这方面，我们看到落户浦东的企业总部已经很多，您能谈谈如何“吸引更多国际经济组织”吗？这方面其他国家有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
石磊：《意见》中讲的国际经济组织主要还是指企业，然后再加上一些科研机构跟我们来开展一些合作，现在这个领域压力比较大，尤其是欧美对中国防范越来越紧，当然不排除学者本身所在的机构依然会跟中国做一些互惠的合作，尽管有限制，但是一旦合作对他们也带来很大好处，他们最后还是愿意合作的。
怎么吸引，主要还是利用好保税贸易、保税仓储、保税物流这三个税收方面的优惠，然后再加上离岸金融支持与服务，就是他们的业务到这里来，我们能不能提供信贷支持服务，再加上法律保障，就是万一遇到法律诉讼案件或者是重大利益上的纠纷，我们能不能参照国际通常的做法，法律保持中立，不受到政府倾向的影响，如果要真正走向国际化，那这一点就很重要，也是获得别人对你信任的基础。
可以借鉴新加坡的港口贸易，对于马六甲海峡，实际上它的港口控制权是在新加坡的。那么港口之所以那么重要，显然不仅仅是这个海峡重要，还因为新加坡可能采取了有效的服务与管理，要研究一下，看看他采取哪些比较好的管理的方法，能够降低各国在从事贸易活动所产生的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加强贸易安全。尤其贸易安全很重要，如果消防设施和服务体系很完备，运营的成本相对更优，那么有这三个条件的话，吸引力就很大。
界面新闻：《意见》说“支持浦东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在您看来，什么是最重的担子，什么又是最硬的骨头？
石磊：第一是体制先改先试，抢占先机的同时也承受了更多的压力，因为能改的过去都已经改了，现在要看能不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再有更大的突破。
第二是浦东它所承担的任务不是局限于浦东本身的，因为这个方案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安排，那么如何以浦东一地之努力来形成服务国家新发展战略的能力，那么我们就要站得更高一些，不是站在浦东的立场上，也不是站在上海的立场，甚至还不仅仅局限在长三角的立场上，而是应该站在新时期国家的立场上来看这个问题。与此相关的要有一个很好的战略研究团队，对国际上最先发展的态势要做一些研判，使操作变得更主动、更自由，方向更明确。
第三个是结合前面所讲的风险压力测试，因为是在做一个全新的尝试，里面有很多因素是不确定的，所以要大胆探索，谨慎操作，控制风险，防止重大失误。
第四个是要整合上海和全国以及国际化的战略研究资源，在《意见》里漏掉了一个部分，漏掉了浦东所在的华东地区有这么多的优势高校和科研机构，即如何利用好发挥好科研机构在咨询当中的作用，使得风险能够做很好的研判，风险做很好的评估，并且为控制风险提供一些资政服务的意见，这个没有明确的指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