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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西双版纳“断鼻家族”北迁引起全世界关注。
2021年7月9日，云南省昆明市召开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亚洲象）国家公园前期工作成果专家咨询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云南省人民政府和各界专家共同商议亚洲象国家公园创建前期各项基础性工作，并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完成亚洲象国家公园的建设。
近年来，已有多位专家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在亚洲象分布区建立国家公园，整合已建各类保护地，建立统一、高效的管理体制”。这项提议的依据，是2013年11月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的国家公园体制。
2015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对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提出了具体要求，强调“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利用、改革各部门分头设置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化自然遗产、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体制，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文化遗产原真性、完整性”。
张立是倡议建设亚洲象国家公园的专家之一。他从事亚洲象保护保护工作已有二十余年，目前担任北师大生态学教授、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秘书长。
2021年7月6日，张立及其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呼吁为中国亚洲象建设一体化国家公园保护系统，“充分考虑亚洲象的觅食习惯、迁徙模式和其他阶段性活动。”
1999年，张立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生态学专业博士毕业，第一次来到西双版纳地区，参与修订《中国亚洲象保护名录》的工作。
他和团队于2003年在野象谷建立亚洲象观测基地，用三年时间测算出野象谷的亚洲象数量：69头。经过多年努力，亚洲象种群数量，也由几近灭绝，繁衍至今天的300余头。今天，亚洲象在西双版纳地区的数量以每年5%的速率稳步增长。
然而，我国的亚洲象保护工作一直面临着发展与保护不断拉锯的矛盾。据林业和草原局文件，自1958年建立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来，亚洲象分布区已建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5处，面积3527.99平方公里，使亚洲象及其栖息地热带森林得到有效保护。
同时，西双版纳与邻国合作，实施联合保护行动。自2006年起，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老挝北部三省农林部门合作，开展跨境保护、科研、监测等工作。2012年，中老双方签订联合保护区域协议，中老跨境生物多样性联合保护区域全部贯通。
与此同时，由于人口增加，城镇发展，电站、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许多亚洲象历史分布区成为橡胶、茶叶、咖啡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地，导致热带森林碎片化、保护地孤岛化情况日益严重，亚洲象活动空间受到挤压，栖息地适宜性下降，种群间基因交流受到阻隔，加强亚洲象及其栖息地保护及生态修复迫在眉睫。
张立认为，扩大亚洲象保护区，建设国家公园，是实现发展与保护平衡的有效举措。那么，哪些区域应该划入国家公园范围？建设亚洲象保护国家公园，怎样才能避免让渡当地居民的利益？建设国家公园，是否能成为未来野生动物保护的借鉴模式？
亚洲象保护区内外交困
界面新闻：在野象谷和保护区的基础上，再建亚洲象国家公园有何必要性？
张立：目前，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区的分布是支离破碎的，60%至70%的亚洲象分布在保护区之外。在保护区之外生活的大象，会靠吃附近村庄的粮食生活，繁殖也更快，越发加剧由于大象造成的农业损失。这时，改造保护区之外的栖息地就变得格外重要。
近20年以来，亚洲象的栖息地缩减超过40%。从1975年到2014年，西双版纳地区的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了286%。橡胶种植面积超过了39万公顷，即3900平方公里。2005年普洱茶价格飙升后，茶园种植面积从1万公再次顷增至7万公顷，侵占了大面积的大象栖息地。
过去十年间，普洱茶价格区域稳定，但橡胶价格却波动较大，甚至贬值。于是当地居民又继续扩建茶园面积，使亚洲象生活的原生森林减少了4300多平方公里。
另外，修路也会加重对象群的人为干扰。2015年开始修建的玉磨铁路，穿过勐养、西双版纳、勐腊保护区，虽然考虑了保护区周边生态，以桥梁、涵洞为主，但修建过程产生的噪音、震动等，很影响亚洲象的生活质量。
界面新闻：人为干扰，是否和此次“断鼻家族”的北迁也有关？
张立：有。引起动物扩散迁移的直接因子很多，比如极度高温、干旱、觅食环境变化等等，象群也一样。作为负责任的科研工作者，我不能保证大象北迁只有单一的原因，但大象迁徙的终极原因，就是人为干扰引起的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
我们团队去年做过研究，在整个亚洲象分布区，人象冲突比较激烈的地方，大象的粪便里采集到的皮质醇激素含量会更高。
皮质醇激素增加，是紧张和受到惊吓的表现，比如高考前，考生的皮质醇激素水平会上升。大象粪便里的皮质醇激素水平表达了它们焦虑的状态。对比之下，亚洲象保护区内的象群皮质醇激素水平就比较平和。
我们不确定是哪件事触发了这头母象决定带着它的象群远走。有观点认为可能是2020年1月的极端的干旱，我认为也有可能是高铁修建工程建设中产生的噪音等等。
为什么这群象迁徙距离如此远？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是象群出发后，既没能在周围找到适宜的栖息地，也没有藏身之地，还被大量的人和车跟踪，于是它们越来越焦虑，走得越来越快，短期内才能走那么远。这是象群远走的行为生理基础。
界面新闻：断鼻象家族从勐养子保护区出发，这里目前人象冲突剧烈吗？
张立：只能说这个保护区有很多可能的人为干扰。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因为人类活动扩张，人与野象的接触越发频繁。
大象会到人类农田里觅食。据统计，仅在西双版纳一个地区，平均每年由大象造成的直接农业损失就超过1000万人民币。人被大象踩踏致重伤或死亡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为了保护自家农田，有当地农民私拉电网，导致大象被电死。2015年，有一头勐海地区的两岁小象因为误食喷洒过多农药的庄稼而死亡，导致小象家族产生了很强的报复心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勐海的大象见了人就攻击。
大象是很聪明的动物。西双版纳的工作人员曾反映，当地村民建造脉冲电网后，大象渐渐记住了电网构造，便不再触碰铁丝网。但铁丝网由木杆支撑，木杆是不带电的，于是大象用鼻子抓着电线杆头摇晃，把杆扳倒，之后电线短路，也就不再有效，它们就能踏着电网通过了。
界面新闻：1998年，云南出台了《云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这个办法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了人象冲突？
张立：赔偿机制在一开始有效地缓解了人象冲突，但并不是长久之计。1999年，勐海财政部门花500万为居民购买了农业保险，当年赔偿了490万，后来增加至1000多万，2020年赔偿了2000多万，照这个趋势，赔付金额只增不减，对当地财政也会造成负担。
同时，有政府财政支持、保险公司赔付，民众就会缺少寻找替代生计的动力。若要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政府必须考虑怎样让民众寻找替代的生计，或者改变补偿模式。比如大象喜欢吃甘蔗，农民如果连续种甘蔗，就不再补偿甘蔗地的损失。
先给居民生计，才能谈保护大象
界面新闻：建设国家公园，能否为当地居民带来替代生计的机会？
张立：建设亚洲象国家公园能为当地带来更多旅游业收入和的生态服务价值。生态服务价值是指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得到的利益，包括村民采集野生农产品获得的收入、热带雨林提供的碳汇（指通过植树造林、植被恢复等措施，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等等。
以勐养保护区为例，保护区内村寨与热带雨林共存，有9.67%的原始雨林属于集体林，理论上可改造为种植区。如果改种培育性产品，可能会为少数社区带来短期收益，但整个生态系统因此不再健全，总收益将减少1亿4200万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将降低43%。
当前，西双版纳的野象谷只占保护区3%至4%的面积，每年接待超过两百万人次游客，为当地带来2亿7500万人民币收益，也能给邻村居民增加几百个就业机会。如果建设亚洲象国家公园，能为当地带来更多的生态服务价值：园内收获性物品如野生大红菌、竹笋能带来收益，森林的面积产生巨大碳汇量；还能带来更多的旅游业收入，公园门票、周围的商铺经营收益，都能纳入统计。
至于为当地居民提供怎样的替代生计，则是各级政府需要做的工作。保护大象是地方政府协调多个部门的工作，林业部门、发改委、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生态厅、林草局，以及周围各个地区政府需要一起统筹，在保护耕地的同时保护森林，在发展和保护之间找到平衡。
最终我们要给人以生计，然后才能谈保护。
界面新闻：目前西双版纳地区做过哪些寻找替代生计的尝试？
张立：2019年，我们曾经为勐海做过一个公募项目，筹款为栖息地回复和人力建设提供方案。两个月时间，在淘宝“公益宝贝”平台上，通过4500万笔交易，筹得345万人民币，商家每次只需捐献几分钱到一毛钱。
我们用这笔钱为当地农民提供蜂箱养蜂。大象不喜欢蜜蜂嗡嗡的声音，也就不会来损毁养蜂设备。
但养蜂这个办法并不是哪里都适用。养蜂是技术活，如果是潮湿的地方，如果做不好通风，蜂巢会长霉菌，蜜蜂会死亡；如果农药化肥用的特别多，蜜蜂也会死亡。所有还要配套技能培训，授人以渔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也有人说大象不喜欢辣椒，所以有人种红辣椒。但实际上，大象不吃辣椒，但照样踩踏。
界面新闻：可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恶化了大象和人的关系？
张立：所以说，大象保护要和政府的生态补偿结合起来。以上说的方法都是短期的权宜之计。长期规划需要进种区域性的产业结构调整，寻找替代生计，这是国家应该来统筹规划的事。
为了改善人象关系，我们在勐海建造了5个人工硝塘。硝塘就是小河流过来，在里边放盐，供大象去取盐水。大象是非常喜欢吃盐的，因为它们的食物中含盐量不足。如果没有硝塘，它们会跑到老百姓家去舔铁锅。
还有一种方法是国有林的抚育间伐。先把橡胶林伐除，然后把清除林下的沉积物，之后，这里很容易长出野芭蕉小树。这是一种栖息地恢复和改造示范。
勐海当地还为居民做大象教育读本，所以本地人都知道，大象来了要主动进屋避让。2019年，西双版纳地区被大象踩死了十三四个人，大多数是外来务工者。
修复栖息地也是修复人象关系
界面新闻：目前在西双版纳地区，人象关系怎样？
张立：目前，野生动物肇事农业保险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缓解人象冲突的作用。因为我们不可能把大象和人完全隔离开。对于大象造成的经济损有一定的赔付，当地居民比较容易接受。经过教育，当地居民对动物保护的意识也是在不断的提高的。
并且，大象在傣族传统文化里是一个吉祥物，当地傣族民众对大象有历史感情的传承。在普洱，驱赶大象的村子一般都是移民的村子，不是本地的民族。
我国对伤害大象的行为惩罚力度也非常大。198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后来经过多次修订，最近的一次修订是在2015年，将亚洲象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猎杀大象、盗取象牙、有可能被判处死刑，这在国际上都是没有的。
现在全亚洲35,000至42,000头亚洲象，我们国家只有这么300多头，比熊猫的数量还少，所以它们一直是我们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近年来，我国亚洲象数量相对于70年代、80年代增加了近一倍，说明我们保护工作做的不错。
界面新闻：即便如此，我国大象数量还是很少。为什么？
张立：在70年代的中国，猎杀大象是很普遍的行为。在198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之前，西双版纳的野象或是被猎杀，或是被抓到全国各地的动物园，或是被盗猎偷取象牙。到1975年，普洱的亚洲象一度被猎杀干净，一直到1996年才重新出现野生大象。
界面新闻：现在全亚洲13个分布地区，保护亚洲象保护做得最好的地方是哪里？
张立：不好评价。印度亚洲象数量最多，2万多头，但印度每年大约有三四百人被大象踩死，约有两三百头大象被人打死，人象冲突很剧烈；缅甸有6000头大象，但许多大象被抓捕、圈养、奴役，被迫去伐木。
从1998年开始, 西双版纳进行全面的禁枪禁猎，对猎杀亚洲象等濒危野生动物的惩罚也更为严厉，因此国内盗猎亚洲象的活动几乎消失。
但是，南部的尚勇子保护区由于与老挝的南木哈保护区毗邻，老挝的非法盗猎活动依然猖獗，经常有老挝的盗猎分子从南木哈保护区非法跨境进入尚勇保护区南部及核心区猎杀亚洲象，仅在1992—2007年间尚勇子保护区内就有32头亚洲象死亡。
所以不能以数量来判断保护得好还是不好，我们国家捕杀大象都是严令禁止的，执法很严格。
界面新闻：建设国家公园能否有效改善人象关系？
张立：我认为，随着人们对大象的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人类改善和大象关系的意愿会越来越强。但是在操作上，经济林在保护区的无序扩张，造成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需要系统规划。
亚洲象保护不是林业部门野生动物保护部门一个部门的事，需要进行国土空间的统筹规划，保护耕地的同时也保护森林，在发展和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然后才能改善人象关系。
国家公园保护的不仅是大象
界面新闻：哪些区域会包括在国家公园之内？
张立：建设国家公园，保护的不仅仅是大象，而是整个地区的物种多样性，包括孔雀、各种珍惜植物。所以亚洲象国家公园的区域会包括大象的栖息地和雨林。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称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88%提高到现在的95%以上，且都在亚洲象保护区内。但大象不是典型的热带雨林物种，它们的栖息地还包括灌草丛、沟谷等。
如果只关注雨林保护区，就会有一部分大象栖息地不能被包括在内。未来30年，由于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预计亚洲象在西双版纳的适宜栖息地会进一步减少45%。因此我们需要更大范围的亚洲象国家公园规划。
界面新闻： 国家公园的建成后的所有区域都可以发展旅游吗？
张立：不一定都能成为旅游区。非洲建野生动物国家公园，中国四川建大熊猫保护区，都是为了让人能够看到动物。但大象是可望不可及的。
大象是很怕人的，而且它们的记忆力很好，现在的亚洲象社会仍存有猎象的集体记忆，它们会尽量避免与人正面接触。
界面新闻：既然看不到象，怎么建设旅游业？需要怎样的配套措施？
张立：人在野外很可能见不到野生大象，但能见到大象取食的痕迹和大象的粪便，这时我们需要结合自然教育，为参观者介绍大象的食性，讲大象的故事，帮助人们增强保护大象的意识。
并且，大象并不是国家公园唯一值得参观的动物。和城市的动物园不同，国家公园面积很大，包含丰富的热带景观和其他的动物，同样值得参观和学习。
界面新闻：目前大象保护还面临怎样的困难？
张立：目前，野象的跨境迁徙管理是一个主要困难。我国某些沿边地区，比如吉林延边、内蒙古、新疆，都修建有大型防护栏，虽然保护了草场等重要生态区域，但对野生动物的迁徙造成了分隔，影响了它们的自然迁徙活动。
疫情以来，云南采取措施防止非法移民从缅甸偷渡，但也有可能影响大象的迁徙。
为此，我们建议在大象跨界的地区为它们预留通道，这很重要。需要国土空间规划的综合的来制定计划管理，或者说在某些重要的区域，对野生动物进行有效的恢复和管理。至于防止偷渡，可以加强监控，安装红外摄像头，以及加强人为的边境巡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