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名厨村田吉弘（Yoshihiro Murata）每次出国旅行时，都要带上日本的水。他说这是制作正宗出汁的不二法门，而出汁是日本料理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他的理论是有科学依据的：日本的水质明显比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更软，即水中所含有的可溶解矿物质成分更少。因此，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品尝到的日本料理都不能称得上正宗。
脱离了原本的地理或文化背景，事物自身往往会发生改变。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食物领域。
就拿“Namaste”这个词来说。在现代印地语中，它只是一句人们互相问候时使用的敬语，相当于我们对长辈说的更为正式的“你好”。但在美国，这个词语和瑜伽之间的联系之密切，使许多人误以为它本来就是一个与精神世界相关的词汇。
另一个随着时间和地点发生变化的文化传统是正念练习。正念是对自身经历不做任何评判的全面觉知，常通过冥想来培养。一系列研究发现正念在很多方面对练习者都是有益的，却很少有人研究过它对社会、职场和社区的影响。我（指本文作者、水牛城大学心理学副教授Michael J. Poulin）在水牛城大学做社会心理学研究，我想探究的是：大众在越发热衷于正念的同时，是否也忽视了一件事，那就是个人练习正念的方式可能会影响他身边的人。
正念产业蓬勃发展
在过去几年里，正念产业在美国十分火爆。就目前估计，美国的冥想市场（包括冥想课程、工作室和应用程序）大约达到了12亿美元的价值。预计到2022年，它将增长到20多亿美元。
医院、学校甚至监狱都在教授和推广正念，超过五分之一的雇主也在为员工提供正念培训。
正念在全球如此风靡，但它并不是新型智商税。研究表明，正念可以减少压力，提升自尊，并缓解精神疾病的症状。
鉴于以上发现，我们很容易认为正念几乎没有任何缺点，推广正念的雇主和教育工作者似乎也这么认为。也许他们希望正念不只是让人们自我感觉更好，而且还能让他们变得更好。也就是说，也许正念可以使人们更慷慨、更愿意合作、更乐于助人——所有这些特质在员工或学生中都是可取的。
是自私还是大爱？
但在现实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以美国现下流行的方式实践正念是否真的只会带来好处。事实上，它可能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正念已经脱离了它的背景。它原本是作为佛教的一部分发展起来的，它与佛教精神教义和道德密切相关。而正念在美国常以纯粹的世俗功用被人们学习和实践，往往被人们作为单纯的集中注意力和提高幸福感的工具来运用，这种语境下的正念被一些批评者称为“快餐正念”。
不仅如此，正念和佛教都脱胎于亚洲文化。在亚洲文化中，一般人们思考自我的方式与美国不同。具体而言，美国人往往以“我”为中心来思考，比如“我想要什么”和“我是谁”。相比之下，亚洲文化中人们更经常以“我们”为中心，思考起来也不分公私，比如“我们想要什么”和“我们是谁”。
人们思考自我的方式存在着微妙的文化差异，且很容易被忽视——就有点像不同种类的水。但正如那些不同种类的水可以影响食物的味道一样，我想知道不同自我思考方式是否会改变正念的效果。
对于长期浸淫在集体意识中的人来说，他们对自身经历的正念认知是否自然而然地代入了他者的存在，并进一步使他们更加乐于助人或慷慨大方呢？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对于更为独立化和个体化的人来说，正念会不会导致他们更多地关注自己的个人目标和欲望，从而加深他们内心深处的自私？
从“我”变成“我们”
我向我在水牛城大学的同事希拉·加布里埃尔（Shira Gabriel）提出了这些假设，她是独立型与相互依赖型思考方式研究领域公认的专家。她也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于是我们与学生劳伦·米尼斯泰诺（Lauren Ministero）、凯莉·莫里森（Carrie Morrison）和阿莎·奈杜（Esha Naidu）合作展开了一项研究。我们让366名大学生来到实验室（疫情发生之前），要么进行简短的正念冥想，要么进行涉及思维游离的控制练习。我们还测量了人们以独立或相互依赖的方式思考自己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思考自我方面的文化差异真实存在，但即使在各种文化内部，这一特征也存在差异）。
在研究结束时，我们问参与者是否可以帮忙寄信给潜在捐赠者来帮助一个慈善机构。该研究结果预备在《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杂志上发表，其内容详细说明了短暂的正念冥想如何使对他人依赖性更强的个人变得更加慷慨。具体来说，相较于思维游离，简短的正念练习似乎使相互依赖型的人所塞的信封数量增加了17%。然而，对思想相对独立的人来说，正念似乎使他们对自己的时间不那么慷慨。这组参与者在正念条件下装好的信封比在思维游离条件下少15%。
换句话说，正念的效果因人而异，取决于人们对自己的看法。这种具象的“水”可以真正改变正念的配方。当然，水是可以过滤的。同样，人们对自我的思考方式也是流动的，我们都有能力在不同时期以独立和相互依赖的方式思考自我。
事实上，有一个相对简单的方法可以让人们转变对自己的思考。正如研究人员玛丽莲·布鲁尔（Marilynn Brewer）和温迪·加德纳（Wendi Gardner）所发现的那样，你所要做的就是让他们阅读一段被改成含有很多“我（I）”和“我（me）”的表述或者有很多“我们（we）”和“我们（us）”的表述的文章，并要求人们识别出所有的代词。研究表明，这个简单的任务能够有效引导人们在思考自己时更多地考虑到独立与相互依赖的关系。
我们研究小组想看看这种简单的效果是否也能迁移到正念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上。基于这一点，我们又展开了一项研究。由于新冠肺炎大流行，这次的研究变成线上的形式，但我们进行了同样的练习。
我们首先让人们完成上述的代词任务，然后再问他们是否自愿联系一个慈善机构的潜在捐助者。最终得到的结果是惊人的。简短的正念练习使那些识别“我”这个代词的人降低了33%的志愿意愿，但它使那些识别“我们”的人增加了40%的志愿意愿。换句话说，仅仅是改变人们在当下对自己的看法（过滤与自我有关的想法），就能够改变正念对参加这项研究的许多人的行为的影响。
全情投入的两面性
我们能由此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正念可能带来好的社会结果，也可能导致坏的结果，这取决于环境。
事实上，佛教僧侣马修·李卡德（Matthieu Ricard）认为，就连狙击手的行为也是一种正念的体现。他补充说：“全情的投入”就算再完美，也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这种极致的注意力可以给人带来大量好处，但同样也能“造成巨大的痛苦”。
如果人们尝试使用正念来减少痛苦，而不是增加痛苦，那么重要的一点是要确保人们也能注意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所在——这种“水”可能是发挥正念地道风味的关键成分。
本文作者Michael J. Poulin是水牛城大学心理学副教授。
（翻译：张璟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