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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林子人
“在变得博学多才的过程中，他仍然是一种没有体毛的猿类。”
面对以“智人”自诩的人类，《裸猿》作者德斯蒙德·莫利斯从比较动物学和生物人类学的视角不留情面地反驳：这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裸猿”，在花精力获得和研究高尚的文明行为时，也“并未丢掉自己土气而悠久的旧动机”——那些沿袭于远古祖先、与动物并无二致的生物本能。
自1967年出版后，《裸猿》迅速风靡全球。因为将人类完全当做动物来审视，这部视角独特、论述大胆的作品也成为了最具争议的畅销书之一。莫利斯之后还写作了《人类动物园》和《亲密行为》，作为《裸猿》的续篇，这两部作品从更微观的层面分别剖析了在都市社会与人际关系中人类“动物性”的一面。
人类从未放弃对自己的探索。不仅是生物学或动物学，各个学科都在以自己特有的视角构筑着“人类”及其行为，这似乎让成书于半个多世纪前的《裸猿》稍显过时。但正如莫里斯在书中所写的那样：“（裸猿）想要挣脱整个演化史中积累在身的生物遗传，那是没有希望迅速办到的。如果他正视这个事实，他就不会那么忧虑……”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知识，也积压了越来越多的问题。通过正视“动物的”那个自己来重新定位历时旅程与共时平面中的“人”，也许更有助于看清今后的道路。
日前，上海自然博物馆副研究员何鑫博士，科普作家、B站知识类up主唐骋博士出席“裸猿三部曲”新书发布会，为读者从不同角度解读了这套经典，在探究应如何看待人类的行为及其背后的生物本能时，也引发我们有关人类地位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
热度与争议并存的经典
《裸猿》是一部热度与争议并存的作品：一边是全球畅销并引发大量跟风模仿之作，一边是来自学界与宗教界的多方“围剿”。
“我自己读这本书的时候，不是所有观点都认同，但是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在上个世纪会造成那么大的冲击。因为在此之前人们从来没有想过要用研究动物的方法去研究人类的，并且把人类的一些行为复回到动物，认为这是一种动物性的延伸。”唐骋在与现场读者分享他阅读《裸猿》的感受时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学校里的生物学老师虽然会讲到“人是一种动物”，可在这之后还会跟上一个转折与附加条件——“但人是一种高级动物”。在已经普遍接纳演化论观点的当下，“人类”的优越与独特性仍被视为理所当然。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上世纪60年代，莫利斯将人和动物放在一起讨论，不得不说是一个创举。
何鑫指出，1960年代的西方社会正处于各种思潮争相涌现的状态：“我们的课本里面不会有神创论的说法，都是讲生物演化。但是放到西方，从这个书出版的时代乃至到今天，西方其实一直持续着很重的宗教影响。”以现在的学科体系去看“上帝创造万物”的说法，会觉得毫无根据；但西方的宗教体系有一套自己的自洽理论。因而对于《裸猿》采用的视角与论述，科学家和社会民众一方面部分地接受，另一方面又仍然对宗教、对神创论有很强烈的认同。莫利斯的观点便正好在这样思想的碰撞中收获了各种正面与负面的反馈。
“哪怕是现在比较支持演化的这些人，因为书毕竟是50多年前的作品，里面有一些观点现在看来可能比较偏颇或者比较激进。”唐骋说。这也与该书的写法有关。作为一本科普读物，《裸猿》设想的受众并非专业学者，而是普通大众。莫利斯没有严格遵循动物行为研究的方法，比如确定目标物种的行为谱、定义行为、观察时间分配、建立等级关系等等；而是调用一些亲历的或大家熟悉的现象，通过经验性的推论抛出观点。何鑫表示这是一种非常经典的科普写作手法，莫利斯本身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学者，用这种写法既使科普免于学术的枯燥、让文本能够更好地传播，也大胆挑战了传统观点。
正如《黑猩猩的政治》一书的作者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评价的那样：
“《裸猿》问世时，诸如此类的提议是不允许的：基因影响人类行为，性行为塑造了社会而不是相反。人类被视为人类自己的作品。文化使人之所以成为人——这是昔日的表述，遗传学被排除在论辩的范围之外。打破这一禁忌对莫利斯之类的生物学家来说显然是重要的一步，无疑，这就是《裸猿》最伟大的贡献。它在一个理念上戳了一个大洞： 人之初犹如一块白板。作者的文风拔掉了一个非常敏感话题的刺芒。它的成功一劳永逸地证明，人们已经准备好用演化论的观点来思考自己的生活了。”
人类至今没有逃离动物的本能
为了说明人类的“动物性”，莫利斯从动物学家的立场出发研究人类行为和社会形态；而串联起这些的线索，便是基因及其演化。这一主线贯穿了“裸猿三部曲”。
顺着“演化”的思路，人类至今没有逃离动物的本能，也并不比其他动物高明。莫利斯断言，现代人的基本性行为都可追溯到人类祖先身上，在基因中找到解释。以现在的科学观点看，唐骋认为莫利斯把握住了一个大方向：“人类很多行为确实可以从动物那边找到一些根源”，不管是人还是其他生物，其共时层面的特征“都是基因和环境共同塑造的”。
何鑫分享了书中的一个观点：人类所属的灵长类大多是植食动物，后来生存环境由森林迁往了草原，才出现了“杂食”习惯。在此基础上，人类以及跟人类族系非常接近的黑猩猩就逐渐产生了主动的捕猎行为，一路从“树栖猿”变成了草原上的“狩猎猿”。“进入草原以后又有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一种就是像狒狒，他们会演化出更接近于食肉动物的强悍性格；另一种就是人类，在身体上没有大量的变化，但是却触发了社会行为的改变，比如以集体的方式去跟食肉动物抗衡。”
这种主动的“狩猎”行为及其背后的动机仍保留在现代人的基因中，按莫利斯的话说，就是“高度活跃和探索的生活”。只不过其具体表在现代都市社会中发生了改变，比如现在人们对数据、信息的搜寻，就是一种探索的需要。“我们的狩猎猿祖先承担着艰难的角色，我们特殊的天性即由此而来……在如今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可以更多过久地躺倒休息了，但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卸下身上的担子。相反，我们不得不去寻求刺激。”在莫里斯眼中，寻求刺激是人类基因所携的本能。
在《亲密行为》一书中，莫利斯还阐述了更多有关人际交往的“远古延续”：人的动物性决定了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上限。何鑫指出，“大家现在的交际方式肯定跟原来有很大不同，比如微信里可能有上千人。但是你最熟悉的，最频繁接触的，仍然是几百人的一个圈子。”这正是人类最初的部落人数的大致范围。唐骋提到互联网的“去中心化”曾让人们对沟通的自由无碍充满了畅想。但实际上，网上的交流圈子并没有扩大多少；我们只不过“从线下的部落变成了线上的部落”。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对个体间“联系”的渴望，本身也正是动物的本能。
此外，还有人类用闲聊取代灵长类的毛发梳理行为，以此来承担互相关照的功能（在此过程中刺激了语言的演化）；或者是当动物的集体内部存在矛盾时，其本能会使得它们去制造一个外部敌人以达成重新的团结，这与人类国家间的地缘政治、战争行为非常相似……而随着现代物种研究的深入和生物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相似之处正越来越多地被揭示，比如从基因检测结果上看，人类与黑猩猩之间的区别就非常有限。“一些传统定义下的人与动物间的差异可能都早已打破了。”何鑫说道。
在动物的尺度上重新认识人类
莫利斯在写作《裸猿》时怀抱着对人类、对地球未来的忧虑——1960年代是人类经历二战之后美好的和平时光，但人口的快速增长、核武器技术的掌握，将生态问题提上议程。责编刘宇婷提到，著名的《寂静的春天》就诞生于那个时代。而“裸猿”（The Naked Ape）这个莫利斯自创的、带着点“丑陋”意味的词汇，也正是作者泼向人类“自我膨胀”时的一盆冷水——要把人从天上拉回地上。
“现在重新看这本书，会让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有没有资本去一家独大。”何鑫认为，由于人类对自身的研究比较多，并且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论，人类会觉得自己是极为特殊的存在，但相比起来对其他物种研究的投入则少得多。这种“观察者偏差”，实际上是“人类给自己创造了一个限定空间，好在里面去表达自己”。
唐骋与何鑫还谈到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也影响着人类对于“环境保护”的看法。“人类把自身置于很超然的位置，说我们要去守护地球，是拯救地球的超人……但本质上还是人本主义，服务于人类。”因为地球所历经的气侯、地质变化是频繁而常态的，而适宜人类生存的这几百年在其中实在过于短暂。发生在地球上的几次物种洗牌让我们心知肚明：地球对人的生存至关重要；而对地球来说，“人类”这一物种不过是一个沧海过客。地球根本不需要人类的拯救；而保护地球，确实就是在保护人类自己。
对于个人而言，莫利斯在“裸猿”系列中的思考方式——直面人类的动物性——也可以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去审视和分析自己的行为。比如“养宠物”不单单是一种“喜好”。从动物性的视角看，灵长类动物个体之间的接触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个体之间关系的标志。何鑫谈到在对灵长类动物的行为观察中，会通过理毛的关系来确定它们的等级序列，包括理毛的时间，理毛的动作方式等。而人类在演化过程中毛发存量越来越少，成为了“裸猿”，这种相互间“理毛”的仪式便没办法进行了。但人类始终保有着对亲密接触的渴望，因而饲养宠物、抚摸猫狗成为了一种可行的替代。当然，这一过程中还涉及到人类对动物的“驯化”。其中，人类充当“造物主”，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对动物进行的违反其生长规律的改造，是值得反思的。
直面自己的动物性，用演化的观点思考现代人类生活，看看我们如何在“现代部落”这一新环境中，创造性地满足原始本能的，并通过这种“回溯”，去理解、调节，进而接纳或反思自身的行为。人不是万物的尺度；相反，人类要将自身置于万物之中，才能定位和认识自己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