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的政治:为何正装是权力的同义词,花边和蕾丝却无缘?

2021年06月03日 12:00
男性反复强调定制款西装、卡其裤、高尔夫衬衫这一着装规范,并借此透露着这样的信息:男性的尊严高于表面功夫与无关痛痒之事。

从18世纪晚期开始,男性着装日趋素净,浓重的色彩与华丽的绸缎不再受欢迎。“大男子禁欲风……令低调成为了一种新型的地位符号,”理查德·汤普森·福特写道。图片来源:Krisztian Bocsi/Bloo

说到时尚,男人一直以来都不愧为狡诈的魔鬼。他们运用时尚来强化自己的权威和抬高自己的名望,同时也传达出一种优雅的拒斥姿态。一代又一代的男人造就了一种文化氛围,它深信男人是因为太专注于商业、政府、科技以及其它所谓的严肃追求才与时尚界无缘的。他们反复强调定制款西装、卡其裤、高尔夫衬衫这一着装规范,并借此透露着这样的信息:男性的尊严高于表面功夫与无关痛痒之事。

时尚及其宝贵的傻气(silliness)只属于女士们。这种突出男子气概的着装规范把男性伺候得十分周到。

这些法则和预设经历了多个世纪才站稳脚跟——其中自然也少不了一些花招。男人并不是一贯喜爱极简主义的。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着装都走华丽路线,旨在凸显自己的社会等级和财务上的成功,以及百步之外即能感受到的性吸引力。浓重的色彩、奢华的修身款式以及光彩照人的绫罗绸缎是他们的最爱。但到了18世纪晚期,在大约三个世纪的时间里,“全欧洲的男性都抛弃了多年以来象征着财富和权力的着装风格,”理查德·汤普森·福特(Richard Thompson Ford)在《着装规范:时尚法则如何创造历史》(Dress Codes: How the Laws of Fashion Made History)一书里这样写道。“从自身立场出发,精英男性开始青睐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乌托邦’里论及的那种素净、克己的着装,而清教徒则是此规范的第一批拥趸:简练的羊毛和亚麻织品,以深蓝色、棕色、灰色及黑色等朴素色调为主。”这一变化后来被称作“大男子禁欲风(Great Masculine Renunciation),”在福特的这本对着装法则与仪式有精到研究的历史论著里,它是一再出现的主题。

福特不是时尚史家,他执教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鉴于此,他不会迷失在有关萨维尔街(位于伦敦西区,19世纪以来逐渐聚集并培养了一批世界顶尖的裁缝,被誉为高端定制男装的圣地——译注)裁缝店的细枝末节中,也不会流连于第七大道的各色人物(位于纽约曼哈顿区,以潮人聚集地著称——译注)。他拥有一双律师的眼睛,聚焦于立法与普通法对时尚态度的塑造,同时也抱着一种粉丝的心态,对时尚界的视觉语言有持久的好奇心。

《着装规范:时尚法则如何创造历史》

福特称,自己在男装领域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便是他2009年时参加了《时尚先生》(Esquire)杂志的年度最佳衣品评比。福特并没有胜出——他甚至没能赢得去纽约免费旅游的机会——正是这次经历迫使他开始思考自己的着装方式以及理由。

决定我们着装选择的原因很多:舒适、得体、自我表达、传统。我们的衣柜里也充满了有关权力、财富和地位的编码信息。福特考察了我们的法律和传统对着装的一系列规定,以及这些法则是如何维护秩序的。曾几何时,只有道德上成问题的女人才会戴耳环。黑人男性与女性被规范限制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这些规范也规定了他们能在服饰上投入多少心思——而那些着装被指有“僭越”嫌疑的人则会遇上麻烦。一般只有在去教堂做礼拜的日子里,男人和女人们才获准穿上他们最好的衣服。

在塑造我们对社会性别的理解与误解上,时尚的影响力几乎达到了顶峰。有关着装规范未能平等对待男性与女性的法律大战从来没有中断过。女性哀叹自己要交“粉红税”,这反映出她们单单因为自己的性别就不得不多付出额外的费用,包括衣装及其保养。在有关个体认同以及国家是否为它的充分表达提供了足够空间等火药味十足的对话中,时尚与社会性别更是当仁不让的焦点话题。

从历史上看,男人和女人都可能会因为着装不符合当时的社会性别法则而受到惩罚。福特引用的一项1848年在俄亥俄州哥伦布通过的地方法令已足以说明问题。“赤身裸体或身着不属于他或她的性别的服装者,不得出现在公共街道或其它公共场所。”

旧金山在1863年也通过了一项类似的规定:“在公共场所赤身裸体或身着不属于他或她的性别的服装者,犯行为不检罪,一经定罪,须……支付不超过五百美元的罚金。”

《着装规范》作者理查德·汤普森·福特

跨越性别藩篱无异于把枪口对准权力结构——进入20世纪它依旧岿然不动,诸如可可·香奈儿和伊夫·圣·罗兰这样的设计师会为女性设计裤子,而此类服装仍会被认为不适于出入曼哈顿的高档餐厅以及美国参议院的厅堂。

在和服装打交道的过程中,福特注意到,着装其实根本无所谓女子化或者男子化。裤子和裙子都可以被裁剪得适合于任何身体——解剖学在此是不相干的。花边、羽毛和亮片并不专属于女人。细条纹和人字形花纹也不专属于男人。这些元素之所以会与社会性别发生关联,无非是个权力问题。

“大男子禁欲风扭转了确立于中世纪晚期的一系列地位、性别与政治权力符号,为个体性的表达创造了一套全新的服饰语言。它还令低调(understatement)成为了一种新型的地位符号,而这些符号既依赖八面玲珑的社交能力,也要求有足够的金钱来予以展示,”福特写道,“此外,鉴于这是一个男子气概主导下的现象,它也排斥寻求权力与地位的女性。”

这一变革使那些无法把握这种新式语言之奥秘的人面临着多层次的矛盾以及数不清的障碍。福特观察到,诸如莫尔豪斯学院(Morehouse)这种历史上主要招收黑人的学院和大学就以谨慎著称,不厌其烦地强调建制派职业装当中的各种细微差别——而这仅仅是为了确保学生充分理解他们可能希望回避的规范。男士着装的变革还凸显了当权的女性依旧面临着的诸多挑战。女子化的着装规范——亮色、装饰、活力——长期以来被视为专属于无权者的衣装。

即便如此,时尚仍有很强的可塑性。而福特也提出了一项简明有力的论证:由于时尚是一门活着的语言,它必然有变化发展的潜能。想要打破既定规范的人可以迫使法则做出改变。她们迫使权力易手——或者至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为更多人所共享。

(作者Robin Givhan为资深时评家,主要关注政治、种族与艺术等议题,2006年普利策批评奖得主,为多家媒体及出版社撰稿)

(翻译:林达)

来源:华盛顿邮报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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