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纳富瓦评兰波:他太早成为大人,又当小孩子当了太久 | 一诗一会

2021年05月02日 11:00
鲜有作家像兰波一样热忱地认识自我、定义自我,想要改变自身成为另一个人。

法国诗人伊夫·博纳富瓦与他的《兰波评传》

五月是万物盛开的季节,是人们精力最充沛的季节,对于超现实主义鼻祖、法国诗人兰波而言,150年前的那个五月还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那是他决意改变创作方向,努力成为“通灵人”的时候。在1871年写给老师伊桑巴尔的信中,兰波首次使用了“通灵人”(voyant)这一措辞:

“现在,我尽一切可能荒淫无耻。为什么?我要成为诗人,且我努力使自己成为通灵人:您完全不会理解,而我几乎不知如何向您解释。这涉及通过打乱所有感官抵达不可知……”

兰波所言的通灵人,指的是诗人通过“打乱所有感官”从而抵达“不可知”状态。他还解释道,这就要求诗人必须找到一种语言,让“灵魂通达灵魂,概述一切,芳香、声音、色彩,思想与思想相互勾连,并引出思想。”那年夏天,兰波开始将他的通灵人理论付诸实践,他开创了一种求索于潜意识和幻想力量的自由诗风,《元音》和《醉舟》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而在接下来的《地狱一季》和《彩图集》中,兰波更是打破了诗歌的传统形式,以散文诗描绘了种种诡谲难解的画面,展现了他以通灵人之身“检视不可见之物,谛听不可闻之声”的结果。

兰波为什么会突然转向“通灵人”?他渴望通过诗歌求索什么?法国当代诗人、评论家伊夫·博纳富瓦在《兰波评传》一书中为我们阐述了兰波动荡的一生及其精神发展的轨迹,这本书已于日前推出中译本。不同于其他评论家,博纳富瓦在分析兰波的诗学时有意避开了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的阐释传统,在他看来,兰波诗学的出发点实际上源于一种现实主义。童年时期的孤独和爱的匮乏或许早就为“通灵人”的出现埋下了伏笔,母亲的严酷和冷漠迫使兰波滑入“残忍的怀疑主义”的深渊,离开了生活的国度。兰波的矛盾在于,他既要梦想,又要生发出清醒的批评意识。他渴望改造社会现实,用“新的爱情”来重塑人与人的关系、重建词语与世界的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兰波评传》初版于1961年,正好处于博纳富瓦诗歌创作的转型期,可以说,他对兰波生涯的回顾,也是对自己先前求索的一次小结。博纳富瓦曾将自己的很大成就归功于兰波,如他所言,兰波的诗歌是“永无止境的战役,是存在与本质、形式与非形式激烈搏斗的剧场”,鲜有作家像兰波一样热忱地认识自我、定义自我,想要改变自身成为另一个人。

《兰波评传:履风的通灵人与盗火者》
[法]伊夫·博纳富瓦 著  杜卿 译
拜德雅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1-04

《乞丐的童年》(节选)

文 | [法]伊夫·博纳富瓦    译 | 杜卿

01 他太早成为大人,又当小孩子当了太久

1854年,兰波出生在夏尔维勒的一个地主家庭,他的母亲带着丰厚的嫁妆嫁给了一位职业军人。他的童年在母亲的不同住所(在主干道或“林荫道”上)和两所学校(他迟迟入学的罗萨私立学校和位于荒凉的圣墓广场的公立中学)里度过。不过,即便在这些街道和班级里,他也显得出奇地孤僻——比他大一岁的哥哥弗雷德里克也是如此。他的同学德拉艾在《亲朋回忆》(Souvenirs familiers)中写道:“通常,玩耍的时候,学生们总在笑喊;他们却只是交换只言片语,在玩乐时喜欢保持沉默。”人们常说,这两兄弟遵从异常严格的道德束缚。他们的母亲经常带着他们和他们的两个姐妹去往集市,他们排成一列,仿佛昭告着他们的不群与孤独。路易·皮尔甘(皮尔甘与德拉艾一样是兰波的好友)写到,首先“迎来的是手牵着手的两个小女孩,维塔莉与伊莎贝尔;走在第二列的是两个男孩,依旧手牵着手;兰波夫人走在队末,保持着合乎规矩的距离”。这小小的军队在杜卡尔大广场的圆形铺路石上,在鸡蛋篮子和蔬菜箩筐间颠簸前行,行人讶异地望着极端严谨又或许极端疯狂的他们。

兰波的妹妹伊莎贝尔(图片来自《兰波评传》)

兰波夫人似乎有心在她的孩子身上扩大这种孤独感。她早早便离开了丈夫。更准确地说,他们只在兰波上尉的两次长期驻扎间隙短暂地住在一起。小女儿伊莎贝尔写到——但这或许是她的编造——兰波上尉既活跃又胆大,时而慵懒,时而暴躁。也许他本可以为他的儿子打开一些精神的出口,但他无法忍受妻子恶劣的本性,很快便习惯脱离她的生活,从1860年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开始,他大概已与她停止来往。

兰波身边,有长兄弗雷德里克,他又懒又傻,帮不了什么忙;还有两个奴颜婢膝的妹妹,维塔莉和伊莎贝尔。没有什么可以缓和他与母亲之间不停歇的对峙,其中充满外露或内敛的暴力,他因而被封禁在母亲的怨恨和焦虑中。

我们不由想起兰波的诗句:“父母啊,是你们铸成了我的不幸,也铸成了你们自己的不幸!”兰波夫人固执、贪婪、傲慢、乏味、深藏恨意。她是纯粹能量的化身,被带着盲目色彩的信仰驱使,为虚无与死亡着迷——如果我们相信她在1900年的一些非同寻常的书信里所说的话。

只因她心中的深深惶恐,她才变得如此非人。她所遵循的,并非社会习俗(她的儿子身披女性一样的长发,成为夏尔维勒的笑柄,对此她不为所动;她异常宽容地接受了魏尔伦),而是她附加于自身、控制住自己神经官能症的绝对律令。

破裂的婚姻也留下了伤口。“夫人在草原上立得过于挺直”,在《回忆》(Mémoire)一诗中,兰波带着洞察力与某种爱意如此写道。我们可轻易想象出一位倔强却或许陷入爱河的女性,她在关系破裂后重拾让她远离丈夫的骄傲。“惋惜纯洁的芳草那厚实而年轻的手臂”,她的儿子补上了一句。他引入了水做成的台布这一意象,“无泽、无源、灰暗”,而他自己,“停泊的小舟”,则始终静止。

兰波的母亲,约1890年(图片来自《兰波评传》)

她无比依恋孩子们。后期的散文诗中,兰波也为此怀念儿童的体肤。“啊,童年,绿草地,甘霖,岩石上的碧水蓝湖,钟楼敲响12点出现的月光!”很快,兰波夫人便厌恶起孩子长成了“小大人”,男性的世界与精神将再一次从她手中偷走她的所有。她试着中止他人生必经的成熟过程。至少,她想要压制他独立与自由的欲望。结果,自视为孤儿的他产生了深深的矛盾情感,对母亲爱恨交织。因为不再被爱,兰波暗暗推断出自己有罪;但出于自身的无辜,他又激烈地推翻这一判断。“河岸边的儿童扑灭厄运……”然而,被母亲否认是男人,也激励他在她面前成为男人,准备爱她,准备取代父亲的角色,很快,他便因母亲无休止的冷漠而沮丧,但又重新准备好迎接新的拒绝。他太早成为大人,又当小孩子当了太久。

他像极了他母亲,他将拥有同样的固执、天真(或许),总之,有一种乡下人的实证精神,再往后,他也将拥有同样的贪婪与傲慢。是否正因如此,他才在母亲面前始终摆出消极、丧气、接受现状、静止不动的模样,却暗中滋养浓烈的憎恨?不过,纵然他被打败了,他的意识仍是自由的。兰波永远都清醒着。我想到了他那首精妙的诗作《七岁的诗人》(Les Poètes de sept ans)。我们可将之视作他童年的真实图景,并在当中看到他精神里蠢蠢欲动的否定力量。

七岁的兰波是什么样子?他的人生里,危机接踵而来;可以肯定,在伊莎贝尔出生后父母分开之时,第一场危机已经光顾了小小年纪的他。他的外祖父尼古拉·居伊夫刚刚去世。兰波夫人放弃了主干道上的漂亮公寓,在工人住宅里找了间更简陋的临时住所。她的管教变本加厉,让子女同四周穷人邻居家的孩子们保持距离。夫人保有对丈夫和这个世界的怨恨。她一直用双绉衣物与黑色长裙释放出的阴郁气场来与之抗衡。他,阿蒂尔·兰波,刚刚度过童年的第一个阶段,丈量着自己的孤独。但从他每晚望着回家的工人身上,从他们的疲惫与贫苦中,他得出想法,要改变这迫使他孤单一人的残酷社会。从最开始,他的诗歌便是反叛的,因为它们是失落的爱情,是对“新的爱情”的欲念。

02 “我们没有真正活在人世,真正的生活缺席”

每当兰波追寻爱情时,他总会预感到失败。“最后,当你饥渴,便有人将你驱逐”,这是一场梦的尾声,收录在《彩图集》中的《童年》。它似乎证实了他遭受过的暴力,证实了不曾忘却的失落——我相信,兰波夫人让她的儿子经受的正是这些。她用爱的匮乏将他赶出了生活的国度。这指的是有着信赖的世界,在那儿,人们不畏随时可能出现的磨难,敢于相信事物与存在并不必然充满恶意或虚幻。最初的谎言具有怎样不可修复的破坏力啊!“这很好,她有着蔚蓝的眼神——它撒谎!”这就是兰波夫人,她对儿子百般注意,在他周围布满警戒,无微不至地照料他,乃至过了头。然而,孩子们中最清醒的这一位不可能察觉不到,这些意料之中的举动不过是无情的义务。它们像极了爱,是的,因为她给予关照、忧心和体贴,这些都是爱的符号。不过,这符号在撒谎,是纯粹的形式,空洞无物。在兰波眼里,一个完整、有着实质关系的世界,一个用挥霍的爱所创造的世界,被这个从义务里诞生、失去灵魂的机制取代了。

《灵光集》(又名《彩图集》)
[法] 阿蒂尔·兰波 著  何家炜 译
商务印书馆 2020-09

伊桑巴尔,兰波的修辞学老师,曾在一份关键的记录中谈道:“每次母子间新的冲突都会让他的诗作里充满粗俗的意象。”兰波自己把母亲称为“黑暗的大口”(la bouche d’ombre)。爱的匮乏在他身上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晦暗的感官和对存在的瑕疵的执念——因此,我把这种匮乏视为兰波童年遭受的一场真正的形而上谋杀。这谋杀迫使他抱持着“残忍的怀疑主义”,变得好斗、不安。它剥夺了兰波生命中的信赖,而这信赖本是创造与发明的要素。事实上,为了理解兰波,我们得回到柏拉图的教导,回忆起爱的形而上学:爱是超越感性、暂缓流亡、参与“真正的生活”的能动,至少,它有着心理的真实,反映出我们的实存(existence)在存在(être)中的印刻。爱的剥夺使得兰波无法与存在者(ce qui est)保持可能的共通。他看到真实与意识一道分裂出一种危险的二元对立。

紧要的是,首先,在童年的初期,存在一种对另一个世界的感知,那是更明澈、更自由、在日常的天空之外的世界,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感知如此纾解人心,如此“诗意”。《彩图集》中有着千万个童年之梦的遗迹。“在窗玻璃依旧潺潺流动的大房子里”(这已非现实,意识已然漂泊,晦暗已然消失,敌意的天空开始放晴),我们明白兰波便是其中一个“服丧的孩子”,他们正看着“美妙的图像”。这些孩子创造了别处。当他们看到或以为看到“一辆小车被废弃在矮树林里,或沿着小路奔跑滑落,披着饰带”,抑或“大路上,森林边,一群装扮好的小演员”;当盛大的马戏团——“仙境中的游行。真的:马车上装满金色丛林里的珍禽、旗杆和五彩的帆布,由马戏团的二十匹花斑马拉着疾驰,孩子与大人们骑在最惊人的牲畜上”——在城市里短暂地歇息;当他们在杂志上看到“笑着的西班牙女人和意大利女人”,他们就无比畅快,还想要逃离自己生活的地方。不幸的是,他们不明白,先要改变的正是他们的所在之处。

“我们没有真正活在人世。”兰波写道,“真正的生活缺席。”事实上,他很快便进入了一种更深层的对立之中。此地,这阴郁的道德视域,与遵循自然的生活全然相反,而自然有着天真、自由的本质,接受着普遍之爱的光辉。《太阳与肉身》(Soleil et chair)里写到,男人与女人从原初的明澈性中坠落了。他们忘记了“维纳斯的永恒诞生”……兰波与自然之物的联系完好无损:与花草,与黎明,与高高的海面上方的乌云。他那著名的“渴”或许不过是一种转换,将另一种无法止息的更隐秘的焦渴,转化成对他尚能接触到的物质资源的渴望。

阿蒂尔·兰波(1954-1891),法国著名诗人

但此刻,我仍想在身为小孩的兰波、在他本该成为的自信男人身上稍作停留——我想谈一谈这些想法因太早地降临到他身上而对他造成的伤害。是啊,或许,人们注定有这样的想法:人类的场合满是谎言,社会在堕落,我们的存在被窒息。是的,或许,如今我们都必须把我们的歇斯底里与永恒的维纳斯相对立。但这是大人的事务,而年轻的兰波慷慨地承担了我们所有的厄运,他在依旧稚嫩的意识中过早确立了对厄运的感知,这只会加深他的自我厌恶,只会让他远离这个世界的美丽——而他已确认了其中的价值——因为在先厌恶自己之后,人已没法真正去爱。摧毁他的,还有他清醒的神志。通过旅行,他试图到达神奇的国度;通过“理智地扰乱所有的感官”,他试图在肉体中唤醒最天然的自发性。但他始终带着《耻辱》(Honte)中描述的自我厌恶,以及灵肉之间无解的矛盾。

“我把自己武装起来,反对正义。我逃走了。女巫,灾难,仇恨,啊,我的珍宝财富都交付给你们了!我终于把人类的全部希望在我脑子里彻底破灭。我像野兽一样跃起,把一切欢喜统统勒死。”1873年,兰波试图驱走他的恶魔,但最终失败了。因为他最深也最致命的矛盾,是一种强力与一种软弱之间的矛盾。他是不知疲惫的行者,不曾歇息的创造者,在非洲,他将成为最狂热的工作者,他携带的能量全被释放——仿佛圣人,抑或“不屈的苦役犯”——因为他无法追求一般人追求的目的。

19世纪末,也曾爆发过一次爱的普遍危机。“我们在我们古怪的心灵里摧毁了生命之爱,”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写道,“我们变成了自己的魂魄,这已是现实!此后,对生活的接受,不过是对我们自身的亵渎。”马拉美的想法亦与此接近,对时代的宿命的妥协将诞生出一整代文学——但是兰波,他啊,却试图重新创造爱情,试图盗火,将自己置于我所称的英雄的因果性之中……是的,面对历史命运的挑衅,我们总有两种回答:要么屈服——心理学与社会学分析关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因此更适合被用来解释这种消极性;要么反抗,力争实现被命运扼杀的可能性——在因果分析败下阵来的那个瞬间,诗歌起航了。因为,在这个被天生的必然性支配、走向尽头的封闭世界,对不可能的尝试至少是存在被唤醒的情感,是死亡的敞亮直观。

真的诗歌是重新出发,它在死亡毗邻处诞生、再现。我们称为“诗的使命”的,不过是一种反抗的意愿。大多数时候,庸俗存在的沉闷睡眠让斗争成空,这通向死亡的睡眠啊。

本文书摘节选自《兰波评传:履风的通灵人与盗火者》一书第一章,较原文有删减,小标题为编者自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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