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刘满平
2020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疫情的冲击，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稳定复苏，全年增长2.3%，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总量迈上百万亿大台阶，成绩斐然。2021年，在宏观调控政策与内生增长动力持续修复的协同作用下，国内供给和需求将显著回升，经济有望进一步复苏。受基数效应影响，预计全年GDP增速将显著高于2020年，季度经济增速呈“前高后低”走势，其中，一季度增速将超过两位数。
尽管2021年经济增速比较高，但要客观理性对待，必须认识到2021年经济增速有其独特性，宏观经济运行还没有达到常态化水平。更何况2021年我国经济运行还将面临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多变、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诸多风险与挑战，需要冷静应对。
一、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
（一）全球疫情发展存在不确定性
尽管全球多个国家开始推广疫苗注射，但疫情蔓延扩散态势尚未获得有效遏制，甚至还出现一些变异毒株，导致疫情防控压力依然巨大，不排除2021年部分国家再度实施封锁，进而拖累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复苏。另一方面，如果全球疫情得到控制的话，全球供给的修复快于全球需求的修复，那么之前我国出口错峰增长的优势将有所弱化。
（二）中美大国博弈风险依然存在
尽管美国新总统拜登的行为较前任更有可预见性，短期内其将更关注于国内议题，中美冲突短期内存在边际缓和的可能。但源于长期战略遏制、短期转移国内矛盾等因素，遏制中国已基本上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中美博弈大势不会改变，反而要警惕其团结美国传统盟友实现多边施压、一致对华，不排除未来伴随着美国境内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好转，对我国的遏制打压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三）全球化存在不确定性
在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部分中断，导致全球产业分工安全性遭到质疑，一些“逆全球化”思潮加速，主要发达国家均考虑或正在考虑加快制造业回流，重新调整产业布局。这种趋势下势必对我国产业结构尤其是外贸依赖度相对高的行业，造成比较大和深远的影响。
二、全球流动性泛滥带来溢出效应
2020年为应对疫情冲击，以美国为首的主要经济体推出了空前规模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泛滥。截至2020年末，美欧日三大央行资产负债表较年初扩张7.6万亿美元，其中美联储扩张3.2万亿美元。据IMF估计，2020年全球货币与财政政策释放的流动性规模占全球GDP的比重超过20%。2021年主要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还会持续，并继续与我国保持比较大的利差水平，从而给我国带来溢出效应：引发农产品和大宗商品价格动荡，带来输入性通胀；短期资本流入压力增大，汇率存在升值压力；增大我国资产泡沫化的风险，还可能诱发影响经济稳定运行的事件。
三、国内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牢固
2020年我国GDP增速同比逐季回升，但从环比增速看，2020年第二至第四季度实际GDP环比增速分别为11.6%、3.0%和2.6%，逐季回落，说明经济复苏内在动力不稳，基础不牢固。从“三架马车”看，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2.9%，核心动力主要来自房地产投资增长，而制造业投资增长是-2.2%。民间投资增速还比较低，全年只有1.0%，比整个投资增速低1.9个百分点。鉴于近期房地产监管政策不断升级，房地产企业融资持续收紧，预计2021年房地产投资难以出现2020年的增速，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增速能否对冲掉房地产投资的下滑目前还难以预料。
消费方面，因疫情冲击，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消费倾向明显下降，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3.9%，是主要宏观指标中唯一一个没有转正的。出口方面，2020年我国出口超预期增长弥补了消费的低迷，对经济修复起到了积极的支撑作用。但是2020年较高的出口增速或难以持续，而且出口的拉动力量主要是防疫物资出口、居家办公带来的“宅经济”产品出口以及欧美深陷疫情带来的中国生产替代效应。2021年随着欧美疫情逐步缓解、经济逐步恢复、疫苗的推广使用，中国出口增速大概率将向近年均值回归。
四、金融领域风险加大
一是宏观杠杆率有所上升。2020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达到285%左右，M2/GDP比例上升到215.23%。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高达164.0%，相较2019年末分别上涨24.7个和12.7个百分点，企业部门杠杆率整体偏高。
二是企业债券违约风险有所加大。2020年10月份以来相继发生永煤、华晨、紫光等大型国企债券超预期集中违约事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大量企业债券的发行被推迟或取消。
三是信用债到期规模较大。2018年以来信用债发行短期化趋势十分明显，疫情发生进一步强化了上述趋势。测算结果显示，2021年包括ABS、短期融资券等在内的信用债到期规模超过6.8万亿元，较2020年提高约1.5万亿元，同比增幅超过25%。
四是企业应收账款增加。2020年我国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同比增长15.1%，产成品存货同比增长7.5%，达到近5年来的最高水平，表明工业经济循环依然不畅，企业应收账款快速增加，企业间资金周转较为紧张。
五、财政收支矛盾凸显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升高
近年来经济下行叠加减税降费，财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是2020年疫情爆发导致收入锐减，而支出刚性不减甚至大幅增加（抗疫、基建和保中低收入群体的民生支出），财政运行压力较大。2020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速为-3.9%，为1976年以来最低增速，其中，税收收入增速为-2.3%，为1969年以来最低增速。据粤开证券研究测算，2020年我国实际财政收支差高达6.3万亿，考虑到3.75万亿的专项债、特别国债1万亿，我国实际赤字率为10.8%，创历史新高。
与中央相比，地方财政更加困难：2020年全国共有14个省市财政收入负增长，较2019年增加8个；23个省市区财政自给率不足50%，部分地方重回“吃饭财政”。由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不足矛盾主要依靠中央转移支付、税收返还以及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来解决，在转移支付、税收返还远远不够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能依靠发行债券来解决财政缺口。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国内城投企业融资处于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中，城投企业债务迎来了新一轮增长。另外，进行公开市场债务融资的城投企业资质出现明显下沉，大量区县级平台进入债券市场融资。然而这一期间新增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基本处于“几不管”地带，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越来越高。
六、就业敏感群体受冲击依然较大
疫情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其中对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影响最为严重，餐饮、旅游、交通等服务行业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而这些行业正是我国吸纳就业的主体，因此，疫情对我国就业带来巨大冲击，尤其是对大学生和农民工群体冲击甚大，加大了就业结构性失衡问题：2020年全国外出农民工16959万人，比2019年下降2.7%；本地农民工11601万人，下降0.4%。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和收入下滑，中短期内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
而大学毕业生面临企业用工需求锐减和应聘时间缩短的双重冲击，2020年9月份20—24岁大专及以上人员调查失业率较2019年上升4个百分点。2021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总规模预计909万人，同比增加35万，再创历史新高。高校毕业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将会显著上升。
七、微观主体积极性和活跃程度不高
（一）居民消费行为模式趋于保守
疫情冲击造成的社会心理变化，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带来的失业风险上扬，居民收入预期下降，使得居民消费行为更趋于保守。据人民银行调查，自2020年1季度疫情暴发以来，居民未来收入信心指数就急剧下滑到45.9%的历史最低点，截至3季度也仅提高至49.2%，仍在50%以下，较2019年4季度低了4.2个百分点。收入信心低迷，必然减少居民消费，增加储蓄存款。
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同比实际增长2.1%，但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实际减少4.0%。其中，城镇居民收入增长1.2%，但消费下降3.8%；农村居民收入增长3.8%，消费下降0.1%。
从居民存款看，过去3年居民新增储蓄存款均值为7.18万亿元，2020年在收入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居民新增储蓄存款却进一步增长到近11.3万亿元，反映了疫情进一步加剧居民消费行为模式趋于保守。
（二）企业投资行为更加谨慎
疫情冲击和国内外需求的低迷，使得2020年我国企业亏损面和亏损额有所扩大。2020年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为17.3%，亏损企业亏损额比2019年增长2.8%。如此大范围的企业亏损，再加上亏损额增长，必然会导致企业投资更加谨慎。即使企业融资规模扩大可能也不愿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而更有可能转化为低收益的流动资产，以备不时之需、缓解资金周转困难，因此也就出现企业存款增加的现象。
过去3年企业新增存款均值为3万亿元，2020年境内非金融企业新增存款高达6.7071万亿元，约为之前3年均值的两倍多。考虑到2020年企业营业收入仅增长0.8%，企业存款却增长10.8%，反映出企业更愿意大幅度地缩减支出，投资行为更加保守。正因如此，固定资产投资具体构成中，设备工器具购置才出现同比下降。
八、大宗商品涨价预期形成
经验表明，全球流动性泛滥是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之一。2020年，为应对疫情提振经济，欧美大多数国家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宽松程度甚至高于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以美国为例，2008—2018年10年间美联储共扩表3.5万亿美元，准备金最大增长约2.7万亿美元。但2020年疫情暴发至今，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就已急速扩张了约3.3万亿美元，准备金最大增长为1.5万亿美元。
2020年下半年，在全球经济尚无起色的情况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开始走高。2021年全球经济逐步复苏，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加快恢复，宽松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逐步显现。同时，在国际货币极度宽松的背景下，地缘政治因素、供给波动极易引发投资炒作，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上涨。
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多个品种价格已经刷新历史或创多年新高：食品价格正处于6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油价突破60美元/桶；铜价达到近10年以来高位；铁矿石价格创下9年高点；锌矿价格也上涨了7%左右。摩根、高盛等多个国际投行、国际组织发布的报告也都在看涨2021年度大宗商品价格，认为本轮大宗商品价格已经进入“超级周期”。可以说，目前国际市场对大宗商品后期价格上涨存在较高的预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涨价氛围。
九、中产阶层收入受损更为严重
长期以来，收入分配不合理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难题。一是收入差距仍处于高位，基尼系数连续19年高于0.4的国际上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特别是随着财产性收入占比提高，贫富差距拉大的内在压力较大。二是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最大，但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仍然较低，两极化问题仍较为严重，少数人占据较多财富的现象突出，收入分配格局呈“金字塔”型而非“橄榄型”。
2020年疫情的爆发，不仅影响就业，还对我国收入分配造成较大冲击，其影响可能在2021年逐步显化。2020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27540元，同比增长3.8%，不仅低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0.9个百分点，还近年来首次低于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1个百分点。此外，居民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增长4.3%；经营净收入增长1.1%；而财产净收入2791元，增长6.6%；转移净收入增长8.7%。
以上结构性变化表明，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财政转移支付对低收入群体收入进行了有效补充，同时金融市场宽松使得高收入阶层收入所受损失不大，但中产阶层受疫情影响最大，收入受损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加剧。
十、宏观政策面临“两难”境地
宏观调控政策，主要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2020年我国经济能够快速复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方面，2020年中央财政赤字占GDP比率的上调新增了1万亿财政资金，发行了1万亿元特别抗疫国债，地方专项债额外增加1.6-3.75万亿元，三项相加至少新增财政资金3.6万亿元，占到GDP的3-4%。可见，大规模财政刺激对经济复苏功不可没。但是要看到，由于疫情冲击与经济衰退，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显著下降，部分地方政府甚至依靠举债过日子。2021年，如果财政收入增加，意味着增加企业、居民个人税负，与减税降费、促进企业复工复产不符。如果财政收入不增加或者低于预期，财政支出不能减少的话，2021年财政赤字比率可能会超出预期。
货币政策方面，在2020年1-4月疫情肆虐期间，我国货币政策相对宽松，3次降准，连续降息以及大规模公开市场操作。按照常理而言，目前我国经济复苏基础不牢固，动力依然较为疲弱，CPI增速保持在低位，2021年还应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这样可能进一步增大资产价格泡沫（包括房市与股市）风险。如果货币政策回归正常，考虑到当前美联储正在实施零利率与量化宽松政策，我国货币政策正常化将导致中美利差显著拉大，造成短期资本流入加剧，推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显著升值。而且还可能引发银行惜贷、融资成本上升和呆坏账问题，部分企业因此陷入“债务危机”。
综上，面对上述风险与挑战，2021年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做到“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抓好“六稳”“六保”各项工作，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地稳定增长，解决好关系经济运行和人民生活的突出问题，为“十四五”以及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开好局、起好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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