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索鲁在中国大地：1980年代的中国人如何看待金钱与快乐？

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作为一位美国的非虚构写作者，保罗·索鲁（PAUL THEROUX）比何伟来中国更早，早在1980年代，他已经在中国记录下了当时社会热火朝天的景象。他在上海人民公园英语角和苦练英语的青年聊天，在北京夜校教书鼓励满怀希望的年轻人，在昆明翠湖公园看人们唱《梁祝》，称赞他们是全中国最快乐的人。

保罗·索鲁对80年代中国社会的书写有其自己的风格。他并非一个友好的天真的外来者，在看不懂中国人的笑容时，在吐槽火车上的食物时，他显得不耐烦和暴躁，但他也特别愿意记录下旅途中自己的严苛与无聊，这使得他的记录超出了旅行风光和猎奇叙事的范畴。与旅游观光相比，他更在意日常生活，他称自己的写作方法是记录一切看到的细节：看到一个人打开钱包，保罗会数数他有多少钱；乘坐出租车时，他会查看司机在面板上贴着的照片；看到有人在读书或杂志，他就记录下他人阅读的标题；他看到标语会抄下来，看到告示尤其是犯罪告示时，也会想办法翻译。

近日，后浪引进的保罗·索鲁作品《在中国大地上》出版（原名Riding the Iron Rooster）。我们此前已经讨论过何伟的中国记录，从保罗·索鲁的80年代至何伟的90年代，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前者的书写因此可与何伟的纪实形成对读，并使我们在这样的对读中从另一视角认识中国。

金钱观：勤俭节约失色，缺乏与贪婪往往一体两面

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何伟的纪实中国系列体现了他对于金钱问题和阶级流动的敏感。他观察中国人对金钱的态度，人们频繁而公开地谈论工资，议论商品的价格，讲述自己如何被罚款。在何伟的观察里，中国人看似是贪婪的，但这种贪婪值得探究。金钱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并不是以积极的形式出现，而是以消极的形式体现，也就是说，中国人对钱看似“贪婪”的态度实际上来源于匮乏——与其说钱能带来更多机会，不如说资源实在有限，钱能够抵偿诸如超生、换工作等“自由”选择带来的损失。

保罗·索鲁来到中国之后，对于80年代中国的第一印象是由物价和汇率构成的。《在中国大地上》目录后专附有一页说明，是一条关于汇率的提示：“我初到中国中国时，1美元可兑换约3元人民币，但后来在旅途中涨到了4元。”

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记录下了中国人的工资。从工厂工人的工资、市场小贩的收入，到体制内“领导”、退伍军人的津贴，他不光在在意数字，也注意到了工资差距的原因：工资级别很重要，计划/市场也有分别。 在大同机车厂参观时，他了解到工人的基本工资依级别而变——工人级别越高，挣得越多，工资构成是每月100元加上奖金和激励。在王府井大街的外文书店里，他偶遇一位退伍军人，得知对方每月的退休金加津贴总共271元。他还在北京自由市场调查了小商贩的收入，发现他们每月可以挣500-700元，足够买“三大件”（指的是电冰箱、录音机和彩电）。在上海人民广场，他遇到了大学毕业在纺织厂担任工程师的“勒罗伊”，每月挣80元，正在积极预备换去喜来登酒店工作，那里每月的薪酬是250元。当然，他打听别人工资的过程也并非总是顺利。在与上海一位宣传处长见面时，他得知对方自1954年开始至1979年都没有涨过工资，便提出质疑，对方不予回复，只是笑笑，索鲁知道自己问得太多了。

对于中国彼时的消费水平，保罗·索鲁也打听得相当清楚。和大同机车厂的工资依据级别区分一样，宾馆的住宿也有内外标准的不同， 在北京，他住宿的酒店每晚160元，这是专门招待外国人的酒店，当时的中国旅馆一晚上只要3块钱，“一般来说，外国人总要比中国人多付三四倍的钱。”北京的澡堂是最便宜的消费之一，每人只收6毛钱，还提供一块肥皂、一条浴巾和一个床位，可以待上一整天。在通往广州的列车上，他与一位姓赵的青年男子闲聊，男子抱怨女友吃饭点了肉和鱼，花费20块，这是他一个礼拜的工资，之后他不仅没饭吃了，还心疼到失眠。在桂林，索鲁自己也“被迫”吃了一顿由娃娃鱼、麂子等组成的违禁大餐，账单是200元。记录下这笔高昂的开销，他再一次进行了类比：200元这相当于这些年轻人4个月的收入，足够老外买一张桂林到北京的机票，两辆中国最好的飞鸽牌豪华自行车加起来也不过是这个价钱。

保罗·索鲁持续地进行换算，将中国人的工资、消费换算成人们愿意购买的物件，换算因此也是他观察中国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最为直观地显示人们为了某件事愿意付出多高的代价。——与何伟写到人们为了生育和工作的意愿支付罚款一样，索鲁笔下的罚款与意愿也有“等价交换”的意味。在云南边陲的火车上，他碰到一个背着小孩的年轻妇女，她在生了一个女儿之后又超生了一个儿子，超生罚款的数额是1000元，“这些人真是穷得难以想象，”索鲁记录道，“他们满脸皱纹，衣衫褴褛，手上的皮肤都已开裂，头上的帽子皱皱巴巴，脚上的拖鞋破烂不堪，”而她为二胎而付出的罚款相当于大多数城镇职工一整年的工资。

除了观察记录，保罗·索鲁对中国人金钱观和消费意愿的书写，还有中国作家的文本作为支撑。他援引王蒙的小说《高原的风》，故事讲述了新中国消费意识兴起下的家庭生活，教师老赵改变了他在六七十年代的简朴生活作风，不仅买了新房，还添置了彩电冰箱，觉得生活堪称完美，而他的儿子还想要录像机、门铃、摩托车和橡皮船。索鲁写道，摩托车、橡皮船似乎是他能想到的最奇怪的购物清单之一，但它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物质的渴望。

对物质的迷恋和狂热，反过来又与素来宣扬的艰苦朴素形成了反差，这种反差不仅在商业气息浓郁的广东体现在可以谐音为“一切向钱看”的标语上，在当时“缺乏繁荣气息”的西北大地，他也观察到商业机遇正前所未有地刺激着普通人，他想，“这个社会向来崇尚简朴，但简朴的人却可能最容易变得纵情享乐。”换言之，从他当时观察的情况来看，缺乏与贪婪往往是一体两面。崇尚俭朴的信仰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他看到，这个社会不再迷恋修修补补。“修补”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代隐喻，人们相信不仅物件可以修补，工人的手指脚趾遭受轧断后也可以缝合——这是他在报纸上看到的，“同毛泽东时代相比，邓小平时代一个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毛泽东时代那种对修补的狂热已经开始消退，因贫穷而感到自豪的思想如今被认为过于陈腐，邓小平的拥护者们喜欢崭新的事物。” 年轻人的理想也随之发生改变，他在中山大学遇到的年轻大学生立志经商赚大钱，最好是经营外贸生意，不再引用“为人民服务”的标语了。

精神面貌：最快乐的是翠湖边上唱《梁祝》的人

保罗·索鲁喜欢观察人，在乘坐欧亚列车前往中国的过程中，他就已经周游列国并观察着各地人们的精神面貌。在柏林，他看到人们在肉摊前流连，喜欢“浏览”而不是购买，人们盯着食物垂涎欲滴而继续往前走，场面非常“色情”；在华沙，他看到人们虽然受着贫穷饥饿的折磨，但仍然保持着尊严而且友好谦恭。在中国走南闯北之后，他发现最幸福的人们是在昆明翠湖公园唱《梁祝》的群众，“即便是最瘦削的老先生和最年迈的老太太，他们的动作表情也都非常生动，而且他们都很爱开玩笑。我在中国见过的所有人当中，他们是最快乐的。”

在他看来，与昆明翠湖边唱戏的人相比，整个中国的人都没有那么快乐。首先，他们也没有那么令人满意，索鲁不只一次在书中抱怨中国人讲话大声，喜欢随地吐痰（他对中国人吐痰声音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他说与吐痰相比，清嗓子才是更要命的）、盯着人看，把厕所弄得乱七八糟，同时也注意到这些人的羞涩、懦弱、谦卑与天真。在西安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他观察分析他的中方陪同方先生，将他当作中国普通人的精神样本。方先生大概是书中最不受欢迎的人物之一，他被派来跟随索鲁，是麻烦、不信任与不自由的象征。但他跟随索鲁也是出于工作需要而并非自愿，他是俄语专业人员，英文单词根本不认识几个，在无法与索鲁交流的时刻，他并不吝惜对索鲁微笑，那内容复杂的笑容反而让他更加低落。

“他像许多其他的中国人一样——性格保守、相信宿命，明明感到难过还要故作坚强。……他们忘记了自己曾发明过机械钟，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让我们来看看过去一百年都发生了什么：太平天国运动、欧洲和日本侵略、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还有大跃进和所有其他政治运动。有谁会感到好过呢？毫无疑问，正是因为这些突如其来的痛苦，才没什么人显示出对未来的信心。”

虽然用词刻薄，保罗·索鲁对方先生的观察并不是缺少同情的，他关心1980年代中国人复杂笑容背后的真实心境，并试图从历史中寻找原因，这一点在他与知识分子的交谈中最为明显。在上海，他与一位复旦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交谈，这位学者曾在1930年代留学英国，也曾在1966—1972年间入狱三年。他看到潘教授有着所有进过监狱的人都有的特征，狱中艰苦孤独的生活并没有削弱他们，相反，他们变得更加直言不讳甚至不以为然。潘教授在席间说，“中国人只对两件事感兴趣，那就是金钱和权力，因为美国在这两方面比谁都强，所有中国人愿意和美国做朋友，”索鲁记录道，说这话时，潘教授有着深深的犬儒主义感，那是一种凄凉的绝望（with the ultimate cynicism, a bleak despair）。这种凄凉的绝望感有时也笼罩于他与他人的交谈中，比如在上海，他还访问了当时复旦大学的校长谢希德，他们有一段关于文革期间师生关系的回忆——在开往呼和浩特和兰州的324次列车上，女大学生向他分享了她的梦，梦中爸爸以不同的方式杀死了弟弟。

他也看到了中国人对一些事物的迷恋以及迷恋本身的矛盾和荒谬，虽然有时候这些观察难免包含某种文化误解和偏见。他在呼和浩特逛鸟市，发现号称对鸟痴迷的人会将鸟限制在金丝笼子里，或者吃掉它们。他写道，这并不是迷恋鸟，他们渴望鸟儿，却并不会对鸟有感情。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乌鲁木齐，他看到市场里人们交易着野生动物，相信它们的皮毛、内脏、生殖器具有治疗养生的功用，索鲁认为，中国之所以对动物缺少感情，是因为自己也居住在逼仄的环境之中。“中国人自己都常住在逼仄而不舒适的环境里，所以几乎不能指望他们对于生活条件差不多的鸟类报以怜悯之心。事实上，中国人生老病死的方式，与他们的动物极为相似。”

最为苛刻的指责发生在《开往广州的快车》一章，他遇到的一位国际友人指责道，当下的中国人已经丧失了“共同奋斗”的理想，自由市场体制刚刚设立几年，人们着急地抓着能够抓到的机遇，奉行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再友善、不再礼貌，陷入精神空洞与破产（spiritually hollow and bankrupt）之中。这段对国人“精神空洞”的批评是索鲁直接引用他人言语，并不是他自己的观点，然而类似指责在书中还有多处隐晦表达。一个目的地可能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当地人对此却没有感觉无话可说。在新疆古城高昌，保罗·索鲁试图寻找能解读古城历史的人，却心愿落空，当地人对高昌的了解不会比他更多。

何伟的书写继承了这种“有今天没明天、一切向前看”的观察，在《寻路中国》中，何伟追问为何人们的生计几经变化（从何伟熟悉的魏家身上，他看到这些从“安利”推销到旅游业的转折通常是草率的）并解释道，就一代人而言，中国经济的土壤就像鄂尔多斯的土壤一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什么都在变——规则在变，经商行为在变，日常中的种种挑战也在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们先做后想。”

反观光：“中国人的本色早就隐匿在了重修的废墟之后”

虽然浏览过了中国最热门的风景名胜诸如兵马俑、长城、峨眉山、悬空寺等等，也拜访过毛泽东故居这样的革命圣地，保罗·索鲁依然反对观光——既反对为了观光修建的相关设施，也反对观光包含的享受休闲之意。他不止一次在书中强调，去景点参观毫无意义，不仅是因为当时中国景点的重修过于粗糙，他批评悬空寺的修复没有复原原貌，有些俗艳粗糙，桂林的岩洞也是俗气得有点“迪士尼”的风格，导游生搬硬套的讲解更让他失去耐心。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观光看不到真正的中国人的本色，旅游地是为了吸引游客短暂的注意力而设立的，真正的生活被淹没了。“中国人的本色早就隐匿在了他们重修的废墟之后，没人能近距离观察得到他们的生活。” 

他所见到的最好的景致并不在旅游目的地，而在火车沿途。在西部列车越过戈壁荒野时，他声称中国最美的景致就在丝绸之路北部沿线上；峨眉通往昆明的列车穿越隧道时，他又感慨，这里才有中国最美的景色。真正的中国往往存在于一些不起眼的小地方，他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要像急行军一样，匆忙地从一个城市前往另一个城市。说到这里，我们也不妨一提索鲁对荒野的追求以及相应地对人口密集的都市的偏见——他曾在路过浙江农田的火车上感慨中国缺少真正的荒野，可见的土地都被用来耕种粮食，在西部才见到了令他吃惊的空旷景象，在成都他也抱怨中国的大城市不适合闲逛，因为高楼密集让行走的人觉得自己微不足道。

保罗·索鲁显然不是一个享受型的旅行作家：他要坚持的火车旅行在中国陪同者方先生看来都过于艰苦了；他注重记录旅途中的严苛与无聊，与风景名胜相比，他更在意旅游商店或者厕所；与城市景点相比，他更喜欢访问工人文化宫和跳蚤市场——并非不重要的不符合预设的素材，而是了解目的地与当地人的真实窗口。火车也不仅是交通工具，也是旅行本身，他记录下火车餐，这通常是旅行美食爱好者都无法忍受的；还有列车员的坏脾气和官僚习气，他注意到他们总是还没到站都急着要他交床铺，遇事绝不通融，甚至让他体验到了“官僚体制的虐待狂的意味”，当然后来他也了解到列车员常常处于过劳的状态。他明明不喜欢马戏和杂技，可还是在莫斯科和上海分别访问了马戏团。第一次是看演出，看完之后感慨自己实在太愚蠢了，“很难想象哪个教育普及的公正社会乐于培养马戏演员”；第二次是纯粹的访问，上海杂技场演员介绍的一切都让他想起《动物农场》。在湖南韶山的毛泽东故居，他前往纪念品商店，发现这里没有在卖任何与纪念主题相关的商品，他也意识到，空空如也的景象本身就证明着历史的变化。可以说，与发现或欣赏什么相比，旅途中的不舒服与挫败，真实地记录了他曾亲身经历的中国的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