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克劳斯·施瓦布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我们尚无法准确描述社会的重构在不同国家会有怎样的表现形式，但部分全球性框架已初现端倪。首先，后疫情时代将迎来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实现财富在富人与穷人以及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转移。其次，新冠疫情可能敲响了新自由主义的丧钟。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包含一整套思想和政策，大体上倡导竞争，忽视团结；强调创造性破坏，反对政府干预；推崇经济增长，抑制社会福利。多年来，新自由主义学说一直在衰落，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商业领袖和政策制定者批评它是“市场拜物教”，但给这种理论以致命一击的是新冠疫情。过去几年中，美国和英国最热衷于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而在这次疫情中，这两个国家的死亡人数属最多之列，这绝非巧合。财富的大规模再分配和被抛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相伴相生的两大因素将对我们社会的组织产生决定性影响，具体表现为：不平等会加剧社会动荡，政府的作用会日益凸显，社会契约将会被重新定义。
不平等
人们经常将新冠疫情比作“强大的均衡器”，这实在是一种严重的误导。事实恰恰相反。无论何时，疫情所到之处，都会加剧本已存在的社会不平等。因此，无论是从医学、经济学、社会学还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新冠疫情绝非一种“平衡力量”，而是会实实在在地“加剧收入、财富和机会的失衡”。在世界范围内，有大量人口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处于弱势地位，并且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这一现象在缺乏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不力或者家庭和社会联系较弱的国家尤为严重，而新冠疫情让这一切暴露无遗。当然，这种情况在疫情暴发之前就存在，但根据我们对其他全球性问题的观察，疫情放大了这些问题，迫使我们去认识和承认社会不平等的严重性。在此之前，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已被太多人冷落了太久。
疫情带来的第一个影响是，它揭示了令人震惊的社会差距以及社会不同阶层面临的风险，从而放大了社会不平等带来的宏观挑战。疫情封禁期间，世界上许多地方出现了一种笼统但发人深省的论调。它描述了这样一个二元世界：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人士能够进行远程办公，并自行对孩子进行居家教育（包括中小学教育，且住所越偏远就被认为越安全）；工人阶级却不能待在家里，也不能监督子女学业，而是要辛苦奋战在第一线，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拯救生命和经济——为医院提供保洁服务，进行人工结账，运输必要物资，保障我们的安全，等等。在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服务经济中，约有1/3的工作可以在家完成，或者可以远程完成，各行各业之间的收入存在较大差异。超过75%的美国金融和保险从业者可以远程办公，而在食品行业，只有不到3%的从业者能够远程办公，而且收入水平要低得多。在疫情强势蔓延的时刻（2020年4月中旬），绝大多数的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更加凸显了以下事实：新冠病毒绝不像许多人在疫情初期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调平器”或“平衡器”。相反，病毒很快对人类展开了致命攻击，而且毫无公平可言。
新冠疫情以及随后的封禁状态带来的第二个影响是，它暴露了人类所从事的工作的本质和内在价值与其经济报酬之间的深度脱节。换言之，社会最需要的人才获得的经济报酬却最低。一个令人警醒的事实是，护士、清洁工、物流驾驶员、食品厂工人、护理人员和仓储工人等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加抗疫、照顾病患和维持经济运转，但是他们的收入最低。实际上，他们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的价值远未得到认可。这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但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尤为严重。在这些国家，贫困往往和失业问题相伴而生。上述群体不仅工作报酬最低，而且失业风险最高。比如，在英国，大多数（近60%）的护理人员签署的是“零工时合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工时无法得到保证，因此收入也就难以得到保障。同样，食品厂的工人通常都是临时工，享受不到正常雇员的权益，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物流驾驶员则大多数情况下被归类为自由职业者，他们都是按照送货的次数获得报酬，没有病假津贴，也没有带薪休假——英国导演肯·洛奇在其最新的电影作品《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中描绘了这一令人心酸的社会现实。该影片阐述了这些工人非同寻常的生活境遇：只要一场不幸降临，他们就会在身体层面、心理层面以及经济层面彻底陷入崩溃，压力和焦虑充斥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后疫情时代，社会不平等问题是会加剧还是会得到缓解？ 至少从短期来看，许多观察性证据告诉我们，这种社会不平等可能会继续恶化。如前文所述，没有收入或收入较低人群更容易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他们更有可能受到慢性疾病的困扰，免疫功能低下，因此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患上严重的感染症状。在疫情暴发后的几个月内，这一现象会持续。和以往大流行病（如鼠疫）暴发期间一样，在本次新冠疫情中，人们也不会获得公平的治疗机会和接种疫苗的机会，在美国尤其如此。与安妮·凯斯合著了《死于绝望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指出，“制药企业和医院会变得前所未有地强大和富有”，这不利于社会上最为贫困的群体。另外，世界各国实行的超级融通性货币政策尤其会推高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资产价格，从而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
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这一趋势可能会逆转，并引发相反的后果，即缓解社会不公。为什么会这样呢？当富人阶层专享的特殊待遇造成了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公，并激怒了足够多的群体时，很可能就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抵制。在美国，大多数群体或者影响力很大的少数群体会要求由国家或集体控制医疗体系。而在欧洲，医疗体系投资不足的问题可能在政治上再也无法被接受。当然，此次新冠疫情也可能最终会促使我们反思那些真正重要的职业，并重新设计整个社会给予那些职业的从业者的报酬方式。当前，一个善于做空的明星对冲基金经理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值得怀疑，但他们的年收入高达数百万美元；相比之下，护士对社会福利做出了无可置疑的贡献，但其收入和前者相比微不足道。将来，社会还能否接受这种状况呢？在乐观的情形下，随着我们逐渐认识到许多报酬低、缺乏保障的从业者为整个社会福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就会调整相关政策，以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提高他们的薪酬水平。这样一来，企业利润会降低，物价也可能上涨，但工人的工资会提高。面对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 毫无保障的雇佣合同和剥削性的政策漏洞就会被永久性职位和更优质的培训取代，社会不平等状况因而可以得到缓解。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一场大规模的社会革命，上述乐观的情景恐怕难以实现。
社会动荡
后疫情时代面临的重大危险之一是社会动荡，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引发社会解体和政权倒台。无数的研究、文章和警告都强调了这一特别的风险，它们都是基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当人们失去了工作和收入，也看不到任何改善生活的希望时，他们就会诉诸暴力。下述引文就描述了这一问题的本质。这一引文是针对美国提出的，但其结论适用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
那些失去希望的无业无产者很容易对抗富裕阶层。目前，30% 的美国人没有任何资产，甚至还负债累累。当前这场危机过后，如果有更多的人失去了收入和工作，无法享受医疗服务，他们就会变得绝望而愤怒。意大利最近爆发的越狱事件和 2005 年美国新奥尔良市在卡特里娜飓风期间发生的抢劫事件等场景就会变得司空见惯。当政府动用准军事力量或军事力量来镇压这些财产抢劫或攻击事件时，社会很可能就会开始解体。
早在新冠疫情席卷世界之前，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动荡已呈愈演愈烈之势。由此可见，社会动荡并非新生事物，只是疫情放大了它的风险。定义社会动荡的方式有许多种。在过去两年中，世界上已经发生了100 多起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示威活动 ，穷国和富国概莫能外，其中包括法国爆发的“黄背心”运动，以及玻利维亚、伊朗和苏丹等国爆发的针对强人政治的游行示威活动。当然，其中绝大多数活动（尤其是后一种活动）遭到了残酷镇压。随着各国政府为了控制新冠疫情而强行禁止人口流动，这些抗议活动（就像全球经济一样）进入蛰伏期。然而，随着人群聚集和街头集会的相关禁令解除，民众旧有的怨愤和临时遭受压制的社会不安情绪定会卷土重来，而且很可能会形成更为浩大的声势。在后疫情时代，失业者、焦虑者、悲惨者、憎恨者、生病者和饥馑者的数量预计会大幅增加。生活的悲剧会频繁发生，失业者、穷人、移民、囚犯、居无定所者以及所有遭受排斥的社会群体会滋生更多的气愤、憎恨和恼怒情绪。所有这一切叠加起来， 一场浩大的社会变革怎么可能避免？社会现象通常和大流行病具有同样的特征。正如前文所述，两者同样会出现转折点。当贫困、被剥夺感和失去权力的感觉达到一定的拐点，颠覆性的社会行动便会成为逼不得已的选择。
在新冠疫情危机的初期，一些知名人士就表达了这样的担忧，并提醒世界注意防范日益上升的社会动荡风险。瑞典实业家雅各布·沃伦伯格就是其中之一，他在2020年3月撰文指出：“如果疫情危机长期持续，失业率可能会高达20%～30%，而世界经济预计会萎缩20%～30%。届时迎接我们的不是经济复苏，而是社会动荡和暴力事件。疫情会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后果，导致大量人口失业。民众会深受其苦，有人会悲惨死去，还有人会生不如死。”目前，失业率已经超过了沃伦伯格认为的“警戒线”：许多国家的失业率已经超过20%，直奔30%，大多数经济体在2020年第二季度的萎缩程度超出预期。接下来，形势将如何演变？社会动乱最有可能在哪里首先爆发？会以什么样的规模爆发呢？
社会动乱会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但也必须指出，面对潜在的社会动乱，我们也并非无能为力，原因很简单：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可以未雨绸缪，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来缓解风险。社会动乱的最主要根由是不平等，而政府往往掌握着相应的政策工具，能够解决令人难以接受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大”政府的回归
米思伟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撰文指出：“新冠疫情让政府再次变得重要，不仅仅是再次强大，而且是再次变得至关重要（那些不可一世的企业已经放下身段，祈求政府的帮助）。真正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是，你的国家能否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是否拥有强大的政府机构和有效的财政体系。政府能否做到善治，直接决定人的生死。
过去500年，我们从欧洲和美国获得的最大教训之一是：严重的危机会强化国家的力量。事实始终如此，新冠疫情也不例外。历史学家指出，自18世纪起，财政实力日益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总是有发动战争的需求，尤其要在遥远的国家发动需要扩充海上力量的战争。比如，1756—1763年爆发的“七年战争”据称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战争，当时欧洲的所有大国都参加了这场战争。自此，每当遇到重大危机，国家力量总能得到进一步强化，而征税往往是首先可以动用的手段：“征税是主权归属中固有的、不可缺少的特征，也是每一个独立政府的权力。”以往的一些案例表明，这次疫情过后，税率会提高。和以往一样，提高税率背后的社会逻辑和政治理由都是源于“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只是这次面对的是一个无形的敌人）这样的论调。
法国的所得税最高税率在1914年是0，到了一战结束一年后，这一税率提高到50%。1917 年，加拿大首次实行所得税，作为一种临时性措施为战争筹集资金。到二战期间，加拿大大幅提高了税率，在企业之外，向所有所得税纳税人统一征收20%的附加税，并引入了很高的边际税率（69%）。战争结束后，加拿大的税率降了下来，但仍然远远高于战争之前的水平。同样在二战期间，美国的所得税从“阶级税”转变成了“大众税”，纳税人数量从1940年的700万增加到了1945年的4200万。在美国历史上，累进税最高的年份是1944年和1945年，针对超出20万美元（相当于2009年的240万美元）部分的收入征收94%的税率。处于征收范围的纳税人谴责这样的高税率简直就是“没收财产”的行为，但此后20年，这一税率一直维持在80%以上的水平。二战结束后，许多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甚至经常是极端的税务措施。在二战期间，英国的所得税最高税率甚至达到了令人瞠目的99.25%！
有时候，国家对税收的主权权力会转化成多个领域切实的社会收益，比如有助于打造社会福利体系。但是，这些向完全“新生事物”的大规模转型基本都是为了应对来势汹汹的外部冲击或者潜在冲击带来的威胁。比如，二战导致大多数欧洲国家设立了终身制的国家福利体系。冷战也一样，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非常担心内部爆发共产主义起义，于是先发制人，制定了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国家官僚机构管理着从交通到能源的大部分经济部门，并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当前的形势则根本不同。在西方世界，国家的作用在过去几十年持续大幅下降。但是这次注定要有所改变，因为我们很难单纯依靠市场化解决方案来应对新冠疫情这般规模的外来冲击。几乎是一夜之间，新冠病毒让人们重新认识了私营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平衡关系，并且让天平倾向了后者。它展示了社会保障的效率，也表明将医疗和教育这样更加重大的责任推卸给个人和市场不符合社会的最大利益。有种观点认为，政府可以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而缺乏监管的失控的经济发展会极大地破坏社会福利。几年前，这还是一个不太为人所接受的想法，但是如今陡然发生了令人惊讶的转变，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观点。在衡量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表盘上，指针已经明显地指向了政府一方。
（文章摘自《后疫情时代：大重构》第三章。有删节。已获出版社授权。）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年: 2020-11
ISBN: 9787521723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