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如果说四年前的特朗普的当选令民主党及其支持者深感意外，那么四年后他们恐怕会失望地发现，这种选举中的“意外情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常态化了——民意依然撕裂，左右两党支持者之间的敌意不仅不减，甚至愈演愈烈。政治观察者发现，2020年美国大选在选民前所未有的悲观、恐惧和怀疑中进行。
共和党政治顾问Frank Luntz曾在七个总统选举周期中参与焦点小组调查，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即使是最温和、最主流的选民，在谈论起本次大选时措辞也非常激动和悲观，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如果你相信气候变化，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就意味着世界末日；如果你担心税收问题，你会认为拜登的胜利将让你破产；如果你最关心的是医疗，你会认为拜登的失败将杀了你。”
这种撕裂和两极化的政治情绪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日积月累，积重难返。在《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一书中，美国著名记者、政治评论家小尤金·约瑟夫·迪昂（E. J. Dionne, Jr.）将政治极化的源头追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指出，彼时的民权运动和反文化运动刺激保守派找到新的同盟力量，谋求反击；与此同时，占上风的自由派却在政策和实践中出现失误，逐渐远离了他们最庞大的选民基础——工人和中产。
在卡特总统任期内（1977年-1981年），严重的通货膨胀抬高了普通美国人的税率，卡特以提高失业的代价来对抗通货膨胀，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构成他选民基础的低收入选民。保守主义阵营中的经济放任派于是抓住了机会，里根上台后顺应当时美国人的反税呼声，扭转了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形成的政治和社会共识，即政府有责任为公民，特别是处于弱势的公民，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援助。
左右两翼的分歧远远不止经济这一个维度。事实上，自共和党吸纳了传统主义保守派（如宗教右翼）后，美国政坛的纷争就呈现出了“文化战争”的态势。两党之争越来越围绕“议题”而非“问题”展开，比如社会福利的正当性、女性堕胎权、种族歧视。然而迪昂提醒我们，“问题”才是政治家可以着手解决的，“议题”在很多时候都是掩盖真正问题的幌子——真正的问题是，普通美国人感受到了越来越强的社会不平等和被剥夺感。在《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出版的1991年，迪昂观察到了美国选民的愤怒与政治倦怠：
“美国广大的中产阶级觉得在最近三十年的多数时间里，被政治欺骗了。在自由主义那里，他们看到了贬低他们的价值的纲领；在保守主义那里，他们看到了克扣他们的利益的信条。”
时至今日，可以说美国政坛的格局不仅没有改变，甚至更加极端化。假如拜登当选，他将如何回应迪昂在九十年代初提出的忧虑——“我们已经丧失了对共同公民资格的感受。我们被关于价值的苦涩争论分裂，被不断扩大的阶级、种族间的不平等所撕裂，美国人已经越来越怀疑公共参与到底有什么价值”——有待观察。但更重要的是，美国社会还能继续承受分裂的代价吗？
[美] 小尤金·约瑟夫·迪昂 著 赵晓力 等译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8
《“不耐烦的大多数”的政治：如何拯救公共生活》（节选）
文 | 小尤金·约瑟夫·迪昂 译 | 赵晓力 等
自从1940年代晚期小亚瑟·施莱辛格提出他的“中枢”论，以及1950年代丹尼尔·贝尔宣告“意识形态的终结”以后，美国已经走过了一段长路。旧中枢已被破坏，部分是被历史事件——尤其是越南战争所致，部分原因则是它对来自左、右的挑战的傲慢忽视。“意识形态终结”的宣告来得有点儿太早。结果，美国在基本原则上争斗不休，从战争与和平到种族与女性主义。
但是，美国不耐烦的中产阶级厌倦了政治对抗，这种对抗，似乎与国民面临的生活水准的挑战，以及在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的世界中美国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无关。看看最近二十年所提供的选择，美国选民心神不安地做出了妥协，指望共和党在白宫决定大政方针，指望民主党在国会抵制共和党的大手大脚。这是一种丑陋的妥协，选民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结果，即便他们别无选择。因此，选民的确越来越期待无须冒过多变革的风险、又能反抗现状的方法。就这样，在1990年，限制议会会期的措施成功了，两位谋求州长职位的无党派人士成功了，佛蒙特州一位独立的社会主义人士成功了，明尼苏达州一位缺乏财政支持但具吸引力的古怪左翼教授成功了。就这样，出现了两党现任州长一州接一州的溃败。
这一切都代表了一种刚刚开始的对新政治中心的需求，这一中心将吸取过去三十年的教训与成就，推动国家前行，结束维吉兰特所说的“尖叫”。它要求终结意识形态对抗，这种对抗在很大程度上与1990年代不相干。它要求稳定、社会安宁、广泛的宽容、更加平等取向的经济政策以及经济增长。这是不耐烦的大多数——广大的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
美国广大的中产阶级觉得在最近三十年的多数时间里，被政治欺骗了。在自由主义那里，他们看到了贬低他们的价值的纲领；在保守主义那里，他们看到了克扣他们的利益的信条。要重新吸引广大中产阶级成员，自由派必须对他们的价值表示更多的尊重，保守派则必须更加留心他们的利益。
对自由派而言，他们的首要工作是要在美国经济生活中达至更广泛的平等，维护1960年代最伟大的遗产：社会与种族宽容。自由主义方案脱轨的部分原因是，很多中产阶级选民不再相信政府项目的运作合乎他们的利益。确实，他们不再相信政府能做事。当政府做事时，在那些中产阶级成员看来，政府似乎处处在和自立、责任、家庭稳定以及辛勤工作等价值作对。
长久以来，保守派崇敬上述价值。但是任由这么多的美国中产阶级成员的生活水准恶化（部分因为累退税），里根政府、布什政府和他们倡导的文化恰恰传递了相反的讯息。最近十年，我们没有把荣誉给予那些整日为工资、薪水辛劳的人，那些为了创立自己的事业而长期艰苦努力的人，而是给予了那些暴拥财富、暴得大名、暴享奢华的人。如果说，辛勤工作的中产阶级觉得他们对工作伦理的献身在自由派主导的时代不被赏识，那么在保守派胜利的年月里，他们觉得没有获得足够的回报。
这一切仍在继续，政治聚焦于抽象的意识形态问题，以致那些基本问题被排除在外。当政府被看作在基本问题上（儿童教育、医疗保健、修建道路和公共交通、打击犯罪）失败时，广大的美国中产阶级就对政府绝望了。这一讯息事实上表达的是对更好政府的需要，但它被保守派错误解读为对更少政府的需要。
里根的供给派构想的基本缺陷是，它认为“供给方”仅仅包括私人领域，政府仅仅消耗社会，而非社会的资产。这导致了供给派在财政方面一个灾难性的假定：减税很容易，因为削减政府开支很容易。当然这并不容易，虽然政府作为一个机构已变得不受欢迎，许多政府职能却仍旧很受欢迎从而难以削减。后果之一就是我们愚蠢的、完全不必要的预算失败。另一个后果就是那些促进增长的政府领域内投资急剧下降：教育、研发、职业培训、路桥以及公共交通。国民愿意为那些他们认为必要的政府领域买单——只有他们仍然相信政府实际上还有机会完成它开始做的事情，才会如此。
目前，这一信心遭受了挫折。因此，新中心政治的另一面必然是实验。如果美国人已经厌倦了对引起分歧的社会议题进行意识形态讨论，那么他们对给政府项目施加意识形态的紧身衣同样不高兴。为了恢复大众对政府的可能性的信念，政府必须显示它能做事。同时必须表明，政府干预并不必然是侵扰式的，或者太官僚。
事实上，许多好的政策点子让意识形态分类落了空。代金券曾被认为是保守派的理念，但是最成功的代金券项目——食品券——却是林登·约翰逊“伟大社会”的一项创造。收入税收抵免主要用来给予工作的贫困人口以工资补助，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中都受到了欢迎。自由派喜欢它是因为它的收入再分配效果，保守派喜欢它是因为它提高了效率，并提倡工作。有些政策设想实际上可以非常简单。只要将公立学校开放至下午六点，就能解决那些五岁以上儿童的日托问题，但是，我们距离这一解决方案还要走很长的路。
现在，很多社会项目实验的压力来自右派，他们希望摧毁官僚制。但是，自由派应当欢迎保守派重新参与社会政策，只要坚持这一点：如果保守派认真对待帮助中产阶级和穷人的替代性方案，他们就必须筹钱为这些社会实验提供资金。
不耐烦的大多数也正在寻求更加稳定的经济，在其中，各种相互竞争的价值——机会、保障以及责任——能够达至新的平衡。1980年代对企业家精神的强调，尽管很多方面是健康的，但还是扭曲了我们关于财富是如何创造的观念。如果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过于简化了经济过程，那么很多右派分子支持的可以被称为“资本价值论”的理论也同样如此。1980年代的经济学给那些进行资本投资的大胆的风险承担者赋予了太多浪漫色彩，以至于忽略了最终使一家公司得以成功的更广大的群体——为公司工作的人。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正如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我们已经遗忘了许多古老的价值：忠诚、辛勤工作以及精益求精。如果说1980年代经济变迁的哪个方面威胁了社会结构，那就是长期雇员对他们认为一直忠诚服务的公司不断丧失信任。1980年代公司重组的模式发出了这样的讯息：投资者的利益差不多总是优先于员工的利益。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日本员工为他们的公司工作比美国员工更努力、更忠诚，这可能就是部分答案。美国无须复制日本的管理风格以变得更有竞争力。但共同责任的理念确实既是美国的理念，也是日本的理念。
因此，一种将恢复大众信心的政治的中心主题必定是：给予广大美国中产阶级所从事的工作以回报。对于实现上述目标所必需的一些步骤，存在着不断扩展的共识。
首先，对于中产阶级和穷人，税制必须变得不那么沉重；尤其是对为人父母者，无论是单身的还是已婚的，税负必须减轻。未来的任何税收改革都必须以下述内容为目标：使税制更加累进化，从降低薪资税、扩大养育年幼孩子的父母的税赋免除开始。造成的税收下降可以通过以下手段找齐：提高对富人收入缴纳社会保障税的比例，同时限制政府收益（包括减税）流向富裕阶层。
福利改革的第一步必须是增加流向工作穷人的收益。他们遵照这个社会声称应当信赖的所有规则生活，但是获得的回报很少。1990年收入税收抵免扩大，就迈出了很好的第一步。收入税收抵免应当进一步扩大，所有工作的人都应当有医疗保险的保障。同时，必须让最贫困人群的孩子有进入职业群体主流的可能。这意味着扩大学前儿童的医疗、营养补给和教育项目，尤其是那些生活在贫困和破裂家庭的儿童。这样的项目有可靠的记录。流向这些儿童的资金的的确确可以视为一项精明的投资。应当鼓励每一个人都对自身进行投资。这意味着扩大如下途径：接受大学和中等职业教育、接受再培训项目，以及为工作做准备的年轻人的学徒项目。
最终，如果年轻人被鼓励以时间而非金钱偿还学生贷款以及其他政府利益——花几年时间从事教学、警察工作，或在军队服役，或为穷困人群提供医疗服务——那么我们公民之间的纽带会得到加强。通过建立起给政府机构输送年轻血液与理想主义的常规渠道，这样的项目也能提高政府机构的士气。这些年轻人中的一些人将受到鼓励，把一生奉献给公共服务事业；在这样的奉献很少受到鼓励的社会里，这是件大好事。
这个简短的列举仅仅是说明性的。它代表了一些最基本的优先事项，类似某种1990年代的《退伍军人法案》。它着重于那些政府知道如何去做的事情。它围绕如下理念：当预算紧张时，新的开支应当着眼于帮助个人在前所未有地重视教育与创造性的全球经济中获得成功。放宽来说，1990年代的成功政府的关键，在于发现结合同情与自立、权利与义务、平等与卓越的方法——简言之，发现使1960年代价值与1980年代价值和平共处的方法。讨论社会公正的自由派与讨论“选择”“赋权”的保守派并不必然相互抵触。的确，如果保守派对赋权的态度是严肃的，那么他们就是在讨论社会公正。
但是，选民将不会指望政府做这些，除非他们确信政府能够负责任地做事。存贷危机就是美国人为什么已经如此恨政治的好例子。如果说反政府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做出了什么重大贡献，那就是自由放任主义者指出，政府进行资助和管制的方式，经常是让私人发财致富，而让公众一无所得。这当然是老生常谈——还记得1870年代的铁路补贴吗？但是在一个经济管制十分复杂和广泛的时代，这一点变得尤其重要。
前后不一致的管制措施的危险性在存贷丑闻中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储蓄与贷款放松管制，加上由存款保险保障的储蓄额的增长，一起创造了这个无风险的资本主义的庞然大物。利润是私人的，风险则被社会化了，国会成员和总统候选人接受了大量竞选捐款，留给纳税人一张大账单。因此，一个新中心的政治的主要关注将是把政府补贴和管制与公共目标重新连接起来。清理我们资助竞选的方式会使国会采取措施实施上述设想变得更加容易。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随后的战争证明，后共产主义世界远比旧世界更没有秩序。固然，布什的大胆行动以及美国武器的力量向许多右派分子表明，美国最终超越了越南综合征，再次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还是可能的。至少，保守派和干预主义自由派会争辩，反战左派明显已经失去了许多最令人信服的论据。反战左派实在无法论证萨达姆·侯赛因“站在历史的正确一方”。
可是，随着战争的结束，美国人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十年来财政上的不负责任已将美国置于几乎要乞求外国捐款以支持战争的地步。这场战争也显示了维持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会有多么耗费钱财。美国人愿意多久发动一次如此巨大的、消耗性的军事行动？波斯湾战争或许标志着后越战时代的终结，但人们希望，这意味着新的关于正确使用美国力量的更有成果的争论的开始。不管多么令人眼花缭乱的军事策略，都不能制订对外政策。军事策略甚至都没有除掉萨达姆。
我们从这场战争中学到的最具价值的东西，几乎都与我们国内的公民生活有关。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政治上的不满源于一种恼人的忧虑：我们已经丧失了对共同公民资格的感受。我们被关于价值的苦涩争论分裂，被不断扩大的阶级、种族间的不平等所撕裂，美国人已经越来越怀疑公共参与到底有什么价值。这个国家的人民很善于单打独斗，但我们怀疑我们能否同样出色地集体对付危机。
自由放任主义者提醒我们，战争就是集体行动错误之处的最大表现。但是任何人都不禁被如下事实震动：在经历了被广泛讥讽为“自我放纵”的十年之后，仍有成千上万美国人愿意为国捐躯。有没有利用这一公民潜能的和平方式呢？在经历了一段将一切政府都讥讽为无效的时期之后，政府资金与私人付出的结合已经制造出了真正巧妙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毕竟，美国确实懂得如何制造东西。美国的才能必须被限定在战争武器上吗？政府资助研究与开发的能力必须被限制在军事领域吗？
然而，美国仍然要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那就是战争的代价是以极度不公平的方式被承担的。很多人评论说，在海湾服役的美国黑人数量之多是不成比例的。但是还存在其他不公平，尤其是如下事实：上万预备役军人的生活与工作被突然打断了，而其他和他们一模一样的美国人视而不见，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并不愿意恢复征兵。但是国家必须重新思考它看待公民责任与共同承担牺牲的方式。这场争论必须由关于服务与责任的保守派理念与关于公平的自由派理念共同培育。
战争的后果和苏联的终结刺激了对布什总统“新世界秩序”之含义的争论。迄今为止缺乏的是关于这一秩序的政治内容和经济含义的言论。在世界范围内推进民主既是一项道德事务又是一项实际事务，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因为民主制比独裁统治更少威胁性，没有独裁统治那么好战，仅这一点也就够了。但是，如果美国推进民主的态度是认真的，那么这一努力的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和其他富裕的民主国家，是否奉行使东欧和第三世界的新民主国家经济上足够繁荣以维持民主信念的经济政策。在前共产国家，当经济持续停滞，已经出现了对民主不满的迹象。现在，经济灾难也有在其完全实现之前扼杀苏联民主的危险。如果1991年的革命不但没有产生新的民主国家，反而造就了一系列民不聊生的独裁国家，那么这将是一场巨大的悲剧。
促进第三世界和东欧的经济增长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利他行为。对美国自身而言，这是一件经济上必须做的事情。中期内，美国可以通过同它最富裕的竞争者——日本和欧共体——达成更加有利的贸易协定取得一些经济进展。但是，从长远来看，国内真正的经济增长将依赖于一个更为繁荣的世界经济。只有帮助提高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生活水准，美国人才能维持他们的高生活水准。这个任务不简单，但极其重要，它要求我们的国家有一个严肃的目标，而当前我们搞政治的方法似乎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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