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辛圆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10月26日至29日将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王静文日前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表示，“十四五”规划的总体思路可能更加凸显底线思维，即加快发展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循环，在减轻外部意外冲击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谈到“十四五”时期（2021年-202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时，王静文认为，面对国内外一系列复杂因素，“十四五”规划对GDP增长目标可能会有所淡化，但不会完全取消，因为其他指标也多要以GDP作为参考。他预计，“十四五”期间中国年均增长目标或定在5-5.5%之间，而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将是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两张王牌。
他指出，截至2019年末，我国城镇化率已升至60.6%，但相较于高收入国家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转移将继续为经济增长提供基础力量。而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有助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也是一种更稳健、更健康的经济结构，但第三产业的发展要以第二产业为依托，避免出现产业空心化。
改革方面，王静文预计，“十四五”期间，市场化改革、以促消费为核心的改革、国企改革和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都将有所突破。
以下是经过界面新闻编辑整理的采访实录
界面新闻：您预计“十四五”规划的总体思路和着眼点是什么？
王静文： “十四五”规划正式出台之前，中央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了，即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相比较而言，“十三五”规划着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十四五”规划的总体思路可能更加凸显底线思维，即加快发展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循环，在减轻外部意外冲击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界面新闻：“十四五”时期中国面临哪些新的变化和挑战？
王静文：从国际上来看，最大的变化和挑战就是国际环境的恶化。政治方面，美国已经将中国作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并集结诸多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双方的摩擦已经从经贸领域蔓延至科技、金融、外交、文化等诸多领域。
经济方面，由于全球经济放缓，各国对于出口市场的竞争逐渐加剧，这就导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回潮，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逆水”，全球供应链价值链面临重构，改变之前只注重效率而导致的过长、过细、过于依赖某个国家的局面。
从国内来看，最大的变化和调整就是潜在经济增速的下降和政策空间的收窄。从潜在增速看，2016年起我国适龄劳动力开始下降，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下降；随着基数的增大，投资效率也在逐年递减；而中美软脱钩之后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也将受到削弱，全要素生产率会相应下降。
从政策空间来看，由于杠杆率的快速上升，继续加杠杆的空间明显收窄。截至2020年一季度，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57.2%，已接近世界平均的60.5%，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时的69%也相距不远；企业部门杠杆率接近160%，远高于世界平均的不到100%；政府部门杠杆率为58.2%，低于全球平均的81.9%。目前来看，只有政府部门还有加杠杆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政策逆周期调节的空间将会明显收窄。
界面新闻：“十四五”时期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多少比较合适？主要增长动力来源于哪里？
王静文：“十四五”时期的年均增长目标或许会定在5-5.5%之间。考虑到我国潜在经济增速的下降以及国际环境的恶化，“十四五”期间对GDP的增长目标可能会有所淡化，但不会完全取消。因为其他指标也多要以GDP作为参考，缺少GDP目标会影响其他指标的设定。此外，中美竞争愈发激烈，本质上还是国力的竞争，GDP作为衡量国力的最重要指标，尽管质量会更加重要，但数量同样不可或缺。
“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城镇化。2019年末，我国城镇化率上升为60.6%，和高收入国家的81.1%相比仍有较大空间，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转移将继续为经济增长提供基础力量。
另一个是产业结构升级。2019年末，第三产业占我国GDP的比重为53%，与发达国家的超过80%相比，仍有较大空间。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也是一种更稳健、更健康的经济结构。但需要强调的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仍然需要以第二产业为依托，避免出现空心化趋向。
界面新闻：“十四五”期间，哪些领域的改革可能会加速推进？
王静文：我觉得有四个领域的改革可能会加速：一是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继续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弱化政府对要素配置干预，减少要素市场双轨制运行现象，打破所有制歧视以及区域、行业壁垒，维护要素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以简审批优服务便利投资兴业，以公正监管促进公平竞争，支持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推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二是以促消费为核心推进改革。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振居民消费潜能，保证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做好二次分配；加快户籍改革与农村土地改革，增强土地价值，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调整城镇化布局，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
三是推进企业改革。一方面，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按照竞争中性原则，继续消除民营企业在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等方面的不平等待遇，给民营企业更多发展空间。
四是深化财税金融改革。通过加大预算公开改革力度、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同时，继续完善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界面新闻：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深入挖掘国内的消费潜力”，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居民消费迟迟起不来。“十四五”期间，如何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顺畅程度？
王静文：由外循环为主转向以内循环为主，首先意味着把国外的消费需求转向国内。国内消费之所以持续不振，跟居民收入增速放缓、贫富差距扩大、财产性收入不足、房地产市场的挤出效应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如果要畅通国内大循环，必须要确保消费市场的持续扩大与持续升级。
具体来看，要从三个方面发力。第一，要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建设福利体系提振居民消费潜能，保证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做好二次分配，避免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确保消费需求持续扩大和消费持续升级；第二，必须加快户籍改革与农村土地改革，增强土地价值，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第三，要保证居民将更多的收入投入到消费，就必须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构建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的政策，避免因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而加重家庭部门负担并对消费形成挤出。
界面新闻：新冠疫情下，数字经济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无论是5月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各地方出台的文件可以看到数字经济都是关键词，如何展望“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的发展？
王静文：数字经济是世界经济的未来，是推动经济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加速器和放大器。“十四五”时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发展数字经济对实现当前宏观经济稳定和长远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就像你在问题中提到的，我国一直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数字经济相关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及数字经济，各部委密集出台了鼓励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指导意见，数字经济发展已经逐渐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预计“十四五”期间，数字经济的作用和地位将继续提升，有望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促进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维护和提升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稳定性安全性的重要依托。
界面新闻：未来五年，对外开放会有哪些更进一步的动作？
王静文：2021-2025年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未来五年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已蓄势待发。
金融方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金融新体制将包括继续加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力度，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及建设以人民币金融资产为核心资产的国际金融中心。
产业方面，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将进一步扩大支柱产业、资本技术密集产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开放，促进产业竞争力和素质的提高。
区域方面，对外开放的布局将更加完善。从国内来看，沿海地区将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自贸区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在此基础上，逐步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加大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力度，改变我国对外开放东快西慢、沿海强内陆弱的区域格局。
从国际来看，我国将以周边和欧洲国家为重点，稳步推进有关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安排谈判，拓展外贸多元化、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等发展新空间，形成“一带一路”建设、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双多边产能合作和第三方市场合作等新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