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三声 连然
陈可辛执导的体育片《夺冠》已上映了，《李娜》还没有。
李娜身上所表现出的个人主义，是当初吸引陈可辛拍摄的原因。陈可辛自己是在鼓励个人主义的氛围里长大的，他很相信个人那一套。当然《李娜》也不是只有个人主义，从教练、团队到国家体制改革，都有“集体”的身影。
而《夺冠》里，尽管排球是团体运动，集体主义与主旋律不可少，但制作途中陈可辛意识到，这份集体主义里并不是没有个人主义，从教练到主攻手，其实都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
也正因如此，《夺冠》在上映后才落在了一个“左右不是人”的状态，在默认这是一部主旋律电影的人眼里，影片里凸显个人的部分显得不合时宜，而在另一部分人眼里，它又是那么落入俗套地跟主旋律示好。
所以不可避免地，这部电影的上映遭遇了一些波折，先是一位功勋教练反对播放这部电影并要求删掉有关所有关于他的情节，“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个人的姓名权、名誉权，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中国女排这个光荣集体”；接着在今年一月份被人民网点名说不应该在争议中贸然上映；最后这部电影不得不选择了改名。
在陈可辛的电影语言里，他更像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尊重传统和历史，关心时代与现实，稳定的身份认同，不只有对集体与个人关系的相互存在的理解，还有从《双城故事》起就有漂泊者的家国情怀和怀念，以及对改革开放精神与香港精神的迷恋——这二者有着一定程度的相通性。
但是，保守主义不意味着守旧、权威和封闭，而是为了循序渐进地保持精神传统地往前走，对于巨变保持警惕，对于迟缓保持耐心，对个人保持关怀。
陈可辛曾非常向往香港的新浪潮，那批在外国留学、有电视制作经验的年轻导演与传统在电影片厂岀生的制作人员互相配合，将港片推向新的层次；好莱坞经历之后的千禧年，他又致力于泛亚洲电影，奔走港韩泰寻求亚洲电影的新组合，因为在别国导演身上看到了新浪潮的影子……
在《中国合伙人》里，中国使馆被炸后有人围攻教育学校，他借成东青之口，“尊严是要自己给的，不要中国人打中国人！”到了《夺冠》里，怎么也得有那句只有口型而没有声音和字幕的“卖国贼”。
两部电影里甚至都有一些陈词滥调、假模假式的官员角色，但如果对比《黑社会》《树大招风》等银河映像出品电影中的类似角色，又能感觉到明显不同的态度。闻天祥曾经对陈可辛说，你和杜琪峰的电影放在一起，都很香港，但又截然不同。
于是，保守主义的进步和维护之间就出现一种夹角与张力，特别是面对一部看似主旋律的高情绪值的电影，自诩先进的人会认为陈旧、说教而妥协，那些过去的人觉得你既不友好又充满偏见。
可能因为从很小就开始四处奔波，陈可辛有自己悲观的逻辑，也是另一种无根的处境，这个时候电影也是生意。“我是局外人嘛，情况再差，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火再旺都烧不到我。”
他出生在香港，12岁那年，父亲的电影梦失意，陈可辛跟随父母搬去泰国，那是一次他自己并不愿意的“连根拔起”。
从此他对香港开始有了客体视点，也是从那时开始，陈可辛与香港的关系就进入了若即若离之中。后来，陈可辛在去美国留学，再后来又回到香港拍电影，他自己经历这多次的离开与回来，所以他的电影里，也常常出现这样的情景。
1983年，陈可辛回到香港拍电影，1991年，他导演了第一部电影《双城故事》，但1996年拍完《甜蜜蜜》之后，陈可辛察觉到香港电影已经在非常不健康的状态。市场没了，资金跟着市场走了。拍完《甜蜜蜜》，很多公司的老板叫他留下，但留下来不见得好，下部戏可能预算更低。当时他想先停一下，看清楚一点，刚好有个美国拍片机会，他就走了。
1997年陈可辛去了美国，1999年在斯皮尔伯格梦工厂拍摄的《情书》上映，这段经历让他意识到美国的制度比香港更死板，更权威，他只身在那里并没有什么议价能力，于是又回到香港，成立了Applause Pictures 电影公司，开创实践“泛亚洲”模式，制作了多部多国合作的亚洲电影，《晚娘》、《春逝》……
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签署，香港内地合拍片享受国产片同等待遇，香港电影可以从内地融资，新的机遇之门打开了。
陈可辛开始了北上。第一部作品，2005年的《如果爱》填补了大陆在音乐故事片的空白。韩三平回忆起来，陈可辛当时选择的时机很好，再早一些的话，大陆电影市场还没成熟。
接着是古装大片们《投名状》、《十月围城》与《武侠》。《十月围城》的题材来自陈可辛的父亲，他家里几代华侨，“对‘爱国’来得比较义无反顾，我心里的爱国真的就是发自内心，因为我们从小没国可爱，所以我们对爱国有种梦想”。
《十月围城》已经有了一些主旋律的影子，一群革命志士用血肉之躯迎战清军刺客，只为安全护送孙中山赴港开会，救国于水深火热之中，“我闭上眼睛，就看到中国的未来”之类的爱国对白就是陈可辛写的。
他坚持留下这样的表达，这正是整部片最令他感动的部分，“我这样写并没有讨好领导的意思，完全是自发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可能比主旋律更'主'”。
陈可辛怀疑人性，但他的血液里却流动着那一份天真浪漫的家国情感。他说，香港人看似人情很薄，但香港与祖国的命运是息息相关、一脉相承的，香港人的爱国情绪非常强烈，甚至比内地人还要爱国。很多华侨背井离乡，也正因为如此，对民族对国家的感情更为强烈，所谓漂泊者的家国情怀。
还有《武侠》。作为一个一向拍都市爱情片的香港导演，也有着武侠片的情节，这是香港所代表的华语电影巅峰年代所创造的最具识别度的类型片。对陈可辛而言，影响最大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邵氏电影。他之前就想，总有一天会碰到这个题材的。拍这样的电影，对中文只念到小学的“半老外”陈可辛而言，也是对中国的“根”的一些重新认识。
更深的根当然是在香港。陈可辛说自己是一个很道地的香港人，尽管从小就离开了香港，但他对香港的情感，“比大部分的香港人还重，一个中国人离井别乡的时候，会特别爱那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就变成是很浪漫和遥远的东西”。
陈可辛在80年代去了美国，当时也是香港最好的时候，那时他就觉得自己是一定得回香港。“所谓的香港精神也最多十几年，香港形成这个所谓价值观这个中心思想就是70、80年代，90年代开始已经没落了。”
在他看来，只有50、60年代出生的香港人，才有香港精神、港产片的精神，80后的人在精神上已经不是他们概念中的香港人。
陈可辛曾经举过一个“香港精神”的例子。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香港经济崩溃后，一个原来在律师楼做师爷(经验丰富但没有执照的律师)，在丢掉工作以后去开出租，把走长途的客人发展成固定客人，接起了长途，后来固定客人越来越多，他又去街上去叫那些在等的出租车来接客，并且不收费用，把开出租也往上提了个境界。
“变通，拼搏、不放弃，这个就是香港最可爱的地方，这是香港精神，不会坐在那里等死”。
在《中国合伙人》中，改革开放背景下，三个男主坎坷创业，白手起家终获成功的经历，也有点昔日“狮子山下“精神的影子。电影里成东青说过一句话，“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一个令你觉得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陈可辛觉得这句话特别好，他说，梦想是一个过程，不是终点，因为能达到终点的人太少了。
陈可辛说过，他没亲身感受过那个时间的北京，但他能在这些故事、人物中找到最有共鸣的部分，拍的时候甚至有像是在拍他自己的故事的感觉，“我更像是在拍自己的青春时代。八十年代的大陆就像六七十年代的香港，那是香港经济腾飞的时代，我感觉自己在和香港一起起飞。”
《中国合伙人》5.37亿以及之后《亲爱的》3.44亿的票房带给陈可辛久未拥有的安全感。他开始更加的内地化，找内地的演员，讲内地的故事。把不起眼的人物拍成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需要功力，这是陈可辛从《双城故事》起就擅长的事，是在他的安全范围之内。
他相信只是移步换景，从香港到北京。
《夺冠》似乎也一样，只是增添了许多主旋律与集体主义的色彩。虽然这并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官方主旋律电影，也有着导演本人的创作情感和理解，但是这里的复杂折冲又岂是《双城故事》《中国合伙人》之类的电影所能比的。
陈可辛只是想要重现一个他没经历过，但身边人描绘中的“美好的、充满希望的80年代”，在历经苦难后，中国改革开放拥抱世界，也被世界拥抱，女排让世界看到中国。
快60岁的他，还记得第一次现场看中国女排比赛时的场景，那是在1978年，他16岁，看到18岁的郎平第一次亮相国际赛事。
那一年，中国马上就要开始改革与开放，排球不只是排球，是沉闷多年的中国人一定要提着的一口气，而后物换星移，他成为执掌这部剧情运动片的人。
以小见大地，陈可辛这次只是想好好地表达一番四十年来的中国，只是他还要一如既往地继续保持某种耐心。
【参考资料】
1.《陈可辛谈<十月围城>：这是个民营主旋律》，新京报，2009
2.《<武侠>将公映 陈可辛：七个关键词解读新武侠》，南方都市报，2011
3.《陈可辛：自己的路》，李焯桃主编，2012
4.《陈可辛的2013金马大师课：拍电影不能后悔》，2013
5.《陈可辛谈体育产业娱乐化 <李娜传>2018年公映》，搜狐体育，2016
6.《陈可辛：不死在香港，也没关系》，NYTtravel新视线，2018
7.《陈可辛：你不知道这几年我亏了多少钱了》，睿士，2019
8.《狮子山精神在港片中流变40年，过气了吗？》，导演帮，2019
9.《<夺冠>导演陈可辛：集体主义使中国女排代表中国》，长江日报，2020
10.《陈可辛自述：<夺冠>是怎样炼成的》，澎湃新闻，2020
11.《<夺冠>导演陈可辛：我特别想拍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中国新闻周刊，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