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中国首次从制度层面关注高校抑郁群体,他们因何不快乐?

2020年10月14日 08:07
强行降下跳楼率并不难,真正难的是,让成千上万的饱受抑郁症折磨的学生和家庭重新快乐起来。

大学生演心理情景剧关注抑郁症观众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原祎鸣

编辑 | 许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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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首次从制度层面关注高校抑郁群体。

9月11日,国家卫健委公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其中明确,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并重点关注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

此次卫健委发文,要求普查抑郁症学生,意味着抑郁症将被“拿到台面上来”。

近些年来,大学生患抑郁症的比例逐年走高,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曾指出,中国有四分之一的大学生曾感觉抑郁。而另据中国儿童中心的一份报告,中国17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中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心理问题的困扰,如抑郁、焦虑、强迫、自杀自伤等,如果不及时发现并有效干预,许多问题会延续到成年。

许多人都误以为,抑郁症与“快乐”的学生时代无关,它找上的总是那些在职场中摸爬滚打的上班族,是经历产后精神困境的妈妈。高校曾经被称为“象牙塔”,以形容它与复杂社会的隔绝。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社会阶层板结、就业难度陡增等压力正分毫不差地传导至大学生群体里。

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李松蔚认为,大学生的抑郁症高发与社会的内卷化是分不开的。

上大学之前,年轻人都认为,拥有好的人生的唯一方式就是上个好大学。然而拼搏了十几年,终于相信自己有了前途,到了大学看到了真正的就业环境,学生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没有很强的竞争力,面临的挑战也不会因为上大学而变小。“自己多年的努力,也不能换来一个好的未来。这个断崖式的落差,社会没有能给这个孩子任何解释说明,只能由他自己来消化。”李松蔚说。

毕业之后能不能找到工作、大城市能不能落户、能不能养活自己——北京平安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田亮这些年一直在接触高校心理卫生工作,他发现,实际上,许多大学生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得十分焦虑。

据教育部对外公布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002万人。但毕业后在大城市扎稳脚跟、落户、用自己的积蓄买房,却是4000万大学生中极其个别的存在。

而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陈俊则认为,大学生患抑郁症有着十分复杂的诱因,上学和就业压力只是其中一部分。

“家庭的问题、本人的性格、早恋的问题、霸凌、加上现在观念更加开放,小孩子经常可以看到莫名其妙的社会上的事情,不像以前接触不到那么多外界的消息,也就没有了多想的空间。”陈俊从业20年,他知道抑郁率正在结结实实的升高。

95年后出生的一代中国年轻人,无论出生在哪个城镇,几乎都是在互联网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互联网以及各种社交媒体的普及大大拓宽了孩子们的视野,但对心智尚未成熟,独立思考能力不足的未成年人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这对教育体系的改革、家庭教育的转变,都是不小的挑战。

Block M等人于2017年于SCI期刊Front Hum Neurosci 上发表文章称,利用媒体行为与影响研究 (MBIS) 数据库中19776名受试者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倾向于使用更多媒体如互联网、电视及社交媒体的人往往也更抑郁。

现在就读于北京一所高校控制工程专业的陈奕龙患有中度抑郁症,而他的诱因,正是典型的社会压力所致。他告诉界面新闻记者,自己抑郁最严重的阶段是去年考研的时候。备考的那一整年,陈奕龙一周只给自己放一个晚上的假,平时都是从早上学到半夜,周末他会在下午五点结束学习,和朋友一起喝酒,一起看看球赛。

经过一年的努力,陈奕龙顺利地成为了本校本专业的研究生,但在这个专业领域里,他从未感受过快乐。“控制这个专业很吃文凭,我想有个好出路只能再读研,我一点也不喜欢,但有什么办法,只能硬挺,熬出头就好了。”

说着等待“熬出头那一天”,但陈奕龙心里清楚,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到毕业那天,他也不确定自己真的可以“熬出头”。

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挑战越来越大,社会对于抑郁症的歧视,更让患病的大学生在应聘时难度雪上加霜。 田亮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抑郁症对找工作确实是有影响的,现在对抑郁症的歧视还是比较普遍。“公司不一定因为你抑郁症而不要你,但是进来之后公司人员会格外关注你,过两年还能不能继续留在这家公司就不一定了。”

然而,尽管中国的抑郁症发病率走高,能去看心理医生的比例仍然很低。即使意识到自己出了心理问题,患者的“病耻感”却很重。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院长栗克清在全国心理卫生学术大会场外公益直播中谈道,现如今抑郁症患者的就诊率不到10%。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数据也给出相似的结论:大学生抑郁症患者的就诊率不到三分之一。但纵观抑郁症患者整体,大学生可能已经算就诊意愿较高的了。田亮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在他从业多年的经验看来,年轻的抑郁患者比年长者更倾向于就医。

大学生周译明患抑郁症的诱因是感情问题,在患抑郁症后,他认为自己不配就医,抑郁症就是对自己的惩罚,况且他认为原因出在自己身上,医生救不了他。但事实上,自我责怪并不应该就拒绝就医,就像犯了错误的人感冒了也应该吃药一样。

李松蔚认为,不仅是抑郁症患者,社会对抑郁症的认识都应该加强,具体表现对抑郁症患者的“另眼相看”,“我们不会说心疼糖尿病病人,但会心疼大部分抑郁症病人,我们总觉得抑郁症和其他的病人不一样。”

由于和抑郁症相关的自杀案例时常见诸报端,很多人便把抑郁症和自杀放在了一起来谈,将抑郁症患者放在了“失能”的状态下。“好像抑郁症患者都要被重点关注,随时都会自杀一样。所以现在,抑郁反而成了抑郁患者的压力源。”李松蔚说。

田亮也表示,如果真的患上了抑郁症,该治疗治疗,该旅游旅游,不要过度责怪自己,也别太把抑郁症当回事。“就像感冒一样,每个人都可能遇到,会心情不好的才是正常人,如果从来没难过过反而不正常。如果有的人时间长还没走出来,选择寻求帮助也是很正常,就像重感冒,要去医院一个道理。”

抗抑郁的最常用药中,文拉法辛100多元一盒,还有百适可、百忧解、曲唑酮都是几十元一盒。在各医院精神科看诊,诊费有所差异,不过以田亮所在的平安医院精神科进行专业心理咨询为例,50分钟不到200元。

界面新闻记者采访的抑郁学生,全都来自小康家庭。不过,对于我们未能采访到的高校贫困抑郁症患者,由于抗抑郁症的药物和诊费大多能走城镇医保,治疗费用理应不成问题。

但互联网信息鱼龙混杂,能否找到了正规的专业心理咨询师也是个考验。

田亮说到,前些年国内心理市场非常火爆,社会上心理咨询价格明显比医院内的心理咨询价格要高上很多。大家看到了商机,培训机构就多了,从而诞生的二三级心理咨询师也多了。

其中不乏优秀的,但水平参差不齐很明显,出现了一定的社会乱象。2017年心理咨询师资格考试被取消,同时政府加大了行业管理,这个情况才逐渐好转。但仍不能排除心理咨询师水平有限,并不足以帮助学生走出阴霾的可能。

而本次卫健委《方案》的出台,大方向得到了专家的一致认可,这是大学生抑郁症问题首次在结构层面得到了国家的重视。但专家们同样担心,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是否会侵犯学生的隐私权,从而加重学生的“病耻感”。

比如,普查大学生抑郁率,筛查出来的有问题的学生,学校会如何处理?学校的心理咨询是否足够专业?仅仅普及高校是否足以覆盖青年抑郁症群体?

在卫生系统内,隐私保密制度是职业道德,不管是医院还是学校还是其他机构都必须严格遵守的。“很多人开玩笑说,我用一个眼神就能杀死你。其实真的是这样,对待抑郁症患者的一个异样的眼神,可能成为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保护抑郁学生的隐私极其重要。”田亮说。

9月25日,全国心理卫生学术大会的场外公益直播中,栗克清谈到,学校现在有点矫枉过正,就怕学生跳楼。因此而进行的大面积筛查,能不能真正从学生本身出发,保护学生隐私,这是难以保证的。

筛查出来有问题的学生,学校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进行治疗也是一个问题。李松蔚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师的难处,清华大学的学生曾和学校反映心理咨询的预约时间,最快只能预约到半个月以后的时段。

高校的心理咨询师的人手普遍不够用,因此只能控制咨询总时长、控制每个学生每学期的咨询次数、或让老师加班。但老师也不会因此有更多的收入,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很明显这些都不是最合适的办法。

李松蔚还提到,学校的心理咨询和社会机构的两点区别——首先,前者是免费的,学生和老师的积极性、投入度和配合度和付费咨询相比都有折扣;其次,学校的心理咨询并不只是为学生服务,他们还承担着管理的工作,比如学生表达自己要休学的意愿,可能就会被教育,校园心理咨询师会规劝学生不要这么想,这就很难保证完全从学生的角度出发。

田亮也告诉界面新闻:“学校毕竟不是医院,尤其是中小学的很多心理老师都是毕业了就直接去了学校,临床经验积累的不一定够。”需要进一步加强培训。

田亮建议,学校不一定要事后干预,而是提高对心理知识普及的重视程度,消除歧视。比如在校内公共场所用漫画等多元的形式,宣传一些抑郁症的相关知识,提示并建议学生到学校心理咨询室或由家长带到专业机构进行咨询,这样做到及早发现尽早干预。

学校也要努力告诉抑郁症的学生,要开诚布公地来谈论这件事,将情绪藏起来是没必要的。

田亮还将关注点放在了筛查后如何处理上,筛查出来了一部分学生后,学校会有一套完善处理流程及转介制度,以确保学生得到及时的心理干预,对待学生进行评估,根据学校实力患有轻度抑郁的学生留校治疗,抑郁程度严重的学生则转介到医疗机构,由医疗结构进行干预等等。

但是,仅有高校行动起来是远远不够的,共同努力打造一个更松弛多元的社会风气很重要,李松蔚认为,社会应该给大学生松松绑,有的人可以做科学家,但如果大学生毕业后只能做个普通工人也很好,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现在社会上鼓励这种多元松弛的文化的声音越来越多,我觉得现在的脱口秀演员、北大毕业生李雪琴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她患有过严重的抑郁症,现在依旧可以积极乐观的面对生活。虽然眼下还没有形成巨大的连锁效应,只能影响一小部分人,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起码趋势是好的。”李松蔚乐观地说。

多名专家在采访中还提到了,要行动的不只是大学,更是高中、初中甚至小学。田亮在接触抑郁症患者的工作中,经常能碰到小学生和初中生。

卫健委数据显示,中国17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中,约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每年至少有 25 万青少年因精神心理问题失去生命。因此,各个年龄段的学生的心理问题,都应得到重视。

《方案》的出台,虽然给出了大方向,但学校具体怎样落实,直接决定了成千上万的抑郁学生能否重拾快乐。

( 应被访者要求,陈奕龙、周译明为化名)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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