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丽莎·贝利斯在《隐私即权力》（Privacy is Power）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说：“正在读这本书的你应该已经知道了你的个人数据在被收集、存储和分析。”贝利斯作为一名作家及隐私权倡导者，她的目的是说服读者摆脱这种不以为意的心态，不要将其看作是数字时代的必要牺牲，而是一种无法容忍的侵犯。我（指本文作者Elle Hunt，自由撰稿媒体人）在阅读《隐私即权力》一书时感受到的恐惧愈发深重，我想说她做到了。
从你醒来首先查看手机的那一刻起，从营销人员能从歌单推断你的心情开始，再到智能音箱可以分享你的私人谈话，或者电视也可以实现监听（摘自三星智能电视条款与条件：“请注意你所说的话语是否包含个人或其他敏感信息，这些信息将被包含在采集数据中”），在这个超连接的地狱之中，你无处可藏，甚至无处立身。企业可以通过你的面孔和数字足迹追踪你，你的医疗记录可能会被交给科技巨头，广告商可能比你更先得知你被分手了。牛津大学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所教授卡丽莎·贝利斯在书中经常会巧妙地用第二人称来强调自己的观点：你不可能不去想象自己将如何盲目地驾驭这种恐惧，然后你会发现——你已经在这样做了。
你的数据可能已经被用来对付你了，这对信任、平等、正义和民主有着深远的影响，贝利斯说。“你个人是否需要隐私并不重要，”她说，“你的社会需要你拥有隐私。”
贝利斯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是非常个人化的。2013年，她在研究家族历史时发现了已故祖父的往事，有些细节令人惊讶到她只能认为他压根不想让她发现。“我开始怀疑我是否有权知道这些我祖父母没有告诉我的事情。”同年夏天，爱德华·斯诺登创造了历史，向全世界讲述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大规模监控。“一开始这只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贝利斯说，“后来我开始担心我们的社会，这就变成了一种职业兴趣。”
《隐私即权力》篇幅虽短，却讲述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议题，贝利斯在书中承认了她的局限性，这赋予了本书更大的力量。她在书中写道：“Facebook侵犯用户隐私权的次数太多了，单单全面记述这些内容本身就值得写一本书。”本书清晰地阐述了一个我们很多人都忽视的问题，且可读性强。“公司在收集你的数据时，你不会感觉到伤害，你不会感觉到缺失，甚至肉眼也看不到，”贝利斯说，“正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不好的体验，才不得不去学习。”
贝利斯写到了一名西班牙女性，她是身份盗窃的受害者，多年来别人以她的名义屡次犯罪，而她也因此反反复复进出警察局和法庭。“我的生活被毁了，”这位女性说道。去年一年，英国就有22.5万起此类案件记录在案，而她只是其中的一例。上个月，一名底特律男子因面部识别算法问题被误捕。据报道，一位警探说：“我猜是电脑弄错了。”去年，日本一名男子性侵了一位流行歌手，他说他是通过她在网上发布的照片眼中的反光确定她的位置的。贝利斯还写到了一个数据科学家实习生，他的任务是调查一个陌生人，仅仅是出于练习的目的：“他最终将一个弗吉尼亚的家伙查了个底朝天，还发现他有糖尿病和外遇。”
即使在民间机构内部，这个问题也很难管理，他们以为科技能解决一切问题，即使他们并不完全理解科技（以最近的例子来说就是算法预测考试结果的失败。译注：英国在疫情期间采用算法依据模考及往年成绩为考生估算A-Level分数，但有40%的学生得到的分数都低于预期，同时私立学校和富足地区的学生更占优势，不公平的算法引发了抗议，第二天考试监管机构便修改了政策）。“当他们谈论人工智能之‘尖端’时，很多时候他们谈论的是‘我们的测试数据有限，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否有效’，”贝利斯说，“在没有我们知情同意也没有补偿的情况下，它不应该在全体人口身上进行测试……我们正在被当作豚鼠。”
《隐私即权力》出版时，恰逢英国政府推出了新的应用程序来追踪接触者。贝利斯说，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能说明它的效力——当然，如果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测试，它是不可能有效的——因为当一个人接到提醒说他接触过确诊病例时，他已经感染了其他人。
“第一个应用程序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惨败，所有人看到了这个结局，”贝利斯说。第二款是否有所改进还有待观察，但隐私和安全风险是肯定的。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估计，只需在伦敦1%人口的手机上安装追踪器，就能掌握超过半个城市的实时位置。
历史表明，在社会动荡时期，政府更容易侵蚀公民自由，很多政府在信息收集方面都不可信。就在这个月，威尔士公共卫生局在网上错误地公布了1.8万人的个人信息。“搞好技术是非常昂贵的，大多数政府都没有资金或专业知识......我们正在把非常敏感的数据交给那些没有能力保护其安全的机构，”贝利斯说，“我们似乎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种权力。”
但滥用我们的数据并不是对我们隐私的唯一威胁。公共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也应该持续引起关注，比如授予科技公司Palantir的边境控制合同，该公司协助特朗普政府从美国境内驱逐移民；或者英国警方为Uber的运营牌照提供支持以换取其数据。“公共机构给予科技的支持总体上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危害，”贝利斯说道。
技术专家在诱导下可能更加关注为何要实现、如何实现结构性监控，但这样做（甚至是无意中）便肯定了它的必要性，而被一个哲学家定性为为伦理问题显然是不能容忍的。“这不是宣传文案，但它真的让我夜不能寐，”她说。
不过，贝利斯还是坚定地认为，我们有理由抱有希望。“人们认为《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隐私已死，这是过去的事情了——但它显然不是。我非常乐观，这种程度的入侵是不可持续的。”她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行使自己的代理权，掌握自己的数据使用，既是为了自我保护，也是为了增加谈判的筹码。她指出，即使是最大的科技公司也依赖用户的合作，“如果我们能找到对隐私友好的替代方案，它们便能推广下去。”
她还列出了夺回控制权的实际步骤，比如将谷歌换成DuckDuckGo这类对隐私友好的搜索引擎，在不使用网络摄像头的时候将其用胶布贴上，在网上发布有关他人的信息之前先征得对方的同意，使用密码管理器和VPN来掩盖你的IP地址，选择 “老爷机”来替代“智能 ”设备。《隐私即权力》让我相信，亚马逊的智能语音助手Alexa即便再好用，也不足以掩盖它的窃听丑闻。想要看天气预报就自己查一下吧。
“你很难什么都做，也很难做得完美——但是你并不需要做到这两条也可以产生很大改变，”贝利斯说。现实情况很难让人不感到无能为力，尽管仍然需要监管，但看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还是会让人耳目一新。这样的现实同时也在提醒我们，除非我们明确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否则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我们应当愤怒。公司非常在意用户的想法，如果人们在推特上谈论这件事，选择更好的产品，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就能扭转局面，”贝利斯说。最近苹果公司的一则广告就在标榜隐私的重要性，虽然这些话可能是虚伪的，但至少证明他们知道公众在关注隐私问题。
革命的第一步可能就是意识到你该如何自由地提交自己的数据，以及交给谁。看到cookies弹窗时是否需要点击“是”？是否应该昭告所有的推特用户你在哪里？你的冰箱真的需要连接到网络吗？当有人问及贝利斯的邮箱地址时，她经常会给出noneofyourbusiness@privacy.com（不关你的事@隐私.com），“以示说明。”
（翻译：都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