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艾丽芙·沙法克的《在分裂的时代如何保持理智》（How to Stay Sane in an Age of Division）一书中，有两个最耐人寻味的角色，一个是在阿拉伯之春那个短暂而乐观的阶段被父母命名为“脸书”（Facebook）的埃及小女孩，另一个是几个月后在以色列被取名为“点赞”（Like）的婴儿。这些都是另一个时代的犀利提醒，在这个时代，社交媒体似乎将带来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我们很难不像沙法克那样思考，这对小孩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是否将出生时的繁荣视为过去的遗迹？”或者说得更简单一些，“父母们到底对孩子们的名字做了什么？”我猜，他们尽早改掉了孩子的名字——无论是因为父母打上的错误的乐观主义烙印，还是单纯在操场上可能出现的尴尬。
《在分裂的时代如何保持理智》是一本只有90页的小册子，尖锐而优雅。虽然沙法克的小说家身份更为人们熟知（《这个陌生世界的10分38秒》去年入围布克奖），但她却是一位受过学术训练的政治理论家。在这本新作里，她将自己的两种技能结合起来，利用她最喜欢的一些小说主题（复杂叙事、多重身份、女性声音）来剖析当代社会的愤怒和焦虑，以及“脸书”和“点赞”这样的名字所象征的失望。
她将主要注意力放在现代政治和文化辩论的分歧，以及各方明显拒绝倾听对立观点的情况上。她提出了《哈珀斯》杂志日前那封公开信中的一些主题——公开信痛斥了当前社会文化的不宽容、道德审查和盲目的确定性（“抵制文化”，作者小心翼翼地没有明确指出这个称呼）的氛围。这是一个可以理解但也许不太公平的干预，被一些人斥为传统知识精英的不雅抱怨，哀叹这自己特权的丧失，是一首权力感丧失的挽歌。批评者坚持认为，这些高高在上的署名者并不关心言论自由本身，他们更多地是对越来越少人听他们说话的事实感到不安。这封信以及它引发的争议，大概是沙法克在写《在分裂的时代如何保持理智》的时候来不及看到的，但——无论是否有预兆——她都没有掉进这个陷阱。
沙法克非常清楚社交媒体上辩论的两极化所带来的危害，她根本无暇顾及社群自恋——窃窃私语、回声室和群体思维——这些都是抵制文化的基础（她也不使用这个词），她还看到了推特上的唠叨和电视、广播或油管讨论中的“冲突的确定性之间”的重要连续性。她声称（在许多情况下是正确的），参与者“不是来听的，也不是来学习的。他们……是为了发泄”，但她对这种弊端原因的分析比公开信中所阐述的更为慷慨，回到她的主旨——讲故事。
她认为，如果你不能讲自己的故事，就不会愿意听别人的故事。那些“系统性失聪”的人，会系统性地不参与那些与自己的想法相冲突的争论。（他们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越来越多的公民感到被冷落，不如说是一开始他们就没有注意到，而不是被遗忘了。”难怪公共辩论正变得越来越粗糙。在一个与《哈珀斯》公开信关系更密切的论点中，她暗示道，现在许多抱怨自由表达衰落的人，只能怪自己。
当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如果（颠倒她的论点逻辑）拥有能够讲述自己故事的特权，是成为一个好的听众和认真的辩论者的充分条件，那么目前保守党前台的许多人应该是我们所拥有的一些最好的听众。他们不是。历史学家可能会对她关于“权力和财富”现在“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一刀切说法以及关于 “越来越多的公民”感到被排斥的说法感到高兴。试着把这些话告诉一个17世纪的奴隶或农民：尽管它有很多缺点，但过去一百年的文化几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地传播了权力。
但沙法克并没有着手对世界历史进行概述。正如“脸书”和“点赞”的例子所提醒我们的，她真正指向的是社交媒体的出现所引发的但从未实现的革命期望——以及西方自由民主上个世纪的失望和成就，显然或多或少地保留了许多传统的权力结构（以及对传统的排斥）。
社交媒体被认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每个人都可以与精英阶层进行或多或少的平等交流，地位和现实生活中的权力差异将被削弱。有几个例子的确如此，比如流行的标签（#）运动或是“意见领袖”的崛起。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交媒体确保那些已经拥有政治和文化资本的人继续占有政治和文化资本（《哈珀斯》公开信署名人的推特粉丝总数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沙法克暗示，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世界，这并不奇怪——因为群体自恋似乎是对一些“个人挫折的补偿”，它越来越成为一个喊打喊杀的论坛也不足为奇，不然你怎么能让人听得进去？
沙法克理解这些愤怒的反应，她也承认“面对不公正和压迫”时愤怒的尊严（乔治·弗洛伊德被杀时，她还在写这本书，对这一事件的惊恐反应显然让她记忆犹新）。但她告诫说，不要把愤怒本身视为“指导力量和好朋友”，这不仅因为愤怒很容易变成“盲目的破坏性”，而且因为纯粹的愤怒会取代实际的行动。她引用托妮·莫里森的话说——“我为一些事情生气，然后继续工作。”
如果你正在寻找书名《在分裂的时代如何保持理智》所承诺的建议，那么“引导愤怒”变为一种更平静、更有成效的力量，是建议的一部分。拥抱复杂而非简单（“要害怕那些许诺通往简单的捷径的人”），珍惜多重身份和多重“归属”也是她给出的建议。对沙法克来说，身份并不是你是谁的徽章，也不是你护照上的邮票，而是一系列流动的关系，或者你讲述的关于你自己的故事，让你能够更接近地球上的同胞，而不是将你与他们分隔开来。她的一只眼睛盯着流行病的后果，另一只眼睛（我忍不住想）盯着一些现代“福祉”最糟糕的陈词滥调。她邀请我们接受、面对外部世界的真实灾难，我们确实会感到绝望。或者，正如她所言，“不觉得自己很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如果我的文字让书中的内容显得更难以捉摸或者稍显青涩，那是因为事实如此。而且我并不完全确定沙法克从自己的过去——从作为一个“左撇子”开始学习写作，到安卡拉祖母家的隐形精灵——中巧妙的反思和有时动人的故事，如何叠加成为“保持理智”的秘诀，无论“理智”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我确实发现自己希望“脸书”和“点赞”（或者不管他们现在叫什么）有一天会看到这本小书——并认为这本书对于整个世界这些冷静和慷慨的看法，可能会让他们最终拥抱乐观主义。
本文作者Mary Beard系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
（翻译：李思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