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生育之痛,但拒绝苦难标签:《生育纪事》背后的打工男女 | 专访

2020年07月24日 13:00
《生育纪事》不仅建构了打工女性的姐妹情谊和女性共同体,同时也反映了底层男性和女性同时需要面对的阶级层面的压迫。

来源:李昊

记者 | 赵蕴娴

编辑 | 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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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女人不生孩子?”好像只要孩子能生出来、没死人,生育这件事便没什么值得说的,只有把沉默做成天经地义的样子,才配得上自我献祭的“伟大”。

生育被礼赞,生育之痛却是众口缄默的难言之隐。大约两年前,在北京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的活动室里,一群女性打工者偶然地聊起了自己的生育经历,她们惊讶地发现,和生育相关的那些真切而疼痛的话,自己从来没有与他人讲起,甚至面对自己的老公,也觉得“说不出口”。在木兰花开创办人齐丽霞的提议下,大家决定排一出戏,把底层女性生育的故事讲出来。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她们终于同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一起,把这出《生育纪事》搬上了北京人艺菊隐剧场的舞台。

在剧中,农村女性韩姐总共经历了五次怀孕,前两次生下了婴儿,后面三次因家中经济条件所限被迫引产。韩姐的故事几乎被以非虚构式的方式呈现出来,映射了底层女性共同的生育困境:简陋的生产条件、陈旧的生育文化、重体力劳动导致的避孕环脱落,以及随之而来的意外怀孕、陪伴的缺失……与城市中产女性所面临的生育难题不同,底层女性的生育之痛同时有着深重的阶级烙印,她们要面对的不只是性别问题,而是性别与阶级的双重镣铐。

7月27日,《生育纪事》将参加第二届星空艺术节的线上展演,是本次艺术节参展的唯一一部中国作品。星空艺术节是国内首个以包容性艺术(Inclusive Arts)为发展方非盈利艺术节,在民粹主义崛起,不同政治、宗教、社会团体间摩擦日益升温的逆全球化时代,“包容”不再是共同的道德,《生育纪事》这类让不同的群体彼此看见、彼此关照的艺术显得尤为可贵。

借此机会,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了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的创办人齐丽霞与本剧导演、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教授赵志勇,与他们聊了聊生育话题的真空、底层女性所面临的交叉性压迫、男性对性别议题的参与以及服务中心在疫情下的近况。

他们认为,《生育纪事》是在多重因素叠加的视角下如实地讲述底层女性的故事,它没有将男女对立起来,指责“男人十恶不赦”,而是要想方设法地把男性纳入性别话题的议程中,这也是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的一贯理念。从齐丽霞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戏剧、群聊、亲子活动这类细微处的工作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男男女女的改变,诚如她所言,每个人都有自身所处环境带来的局限性,“如果我们的教育里面没有给他打开这一页,没有给他放开视野,他怎么能想到呢?”

齐丽霞也坦言,打工女性群体的流动性给社区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疫情之下更是如此,但社区的工作不会因此停摆。据了解,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未来将继续与中央戏剧学院的师生合作,关注基层女性打工者的现实处境。

01 讲述生育:社区戏剧不为疗愈而为呈现 

界面文化:最开始是怎么想到要做“生育”这个话题的?

齐丽霞:契机很简单,也有点戏剧性。有一次,我们十来个姐妹在一起聊,吃奶粉和母乳喂养哪个好,其中一个人不知怎么就从“养孩子”转到了“生孩子”上,开始聊自己生孩子是顺产还是剖腹产、那个过程到底有多痛、是谁去照顾的等等。

当时我插了一句,问大家,这些以前有没有跟人聊过。一个姐妹回答说,这事儿我谁也没说过,结婚十来年了,连老公都没说过。我觉得很奇怪,一个家庭内部的话题,怎么连老公都没说过呢?她回道:“这话咋说?说不出口。”这对我冲击很大。生孩子几乎是所有女性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这么大的事,中间那么复杂的感受,甚至有时候身体会受到特别大的伤害,居然连最亲密的人都没说过。

我提议,咱们要不拍个戏,这些事此前没讲过,姐妹们说完后都是畅快淋漓的,还有很多人想必有苦说不出,想说也不知道跟谁说,咱们把生孩子这个事演出来,让更多人知道。大家商量之后,就下定决心,要排这个戏。

定下来之后,我跟中央戏剧学院的赵志勇老师打了个电话,想听听他的意见。赵老师一听,就说这是很好的一个议题。我们立马成立了工作小组,开始做调研访谈。前期的工作量非常庞大,大概准备了一年多。公益机构通常是项目制的,有经费,我们做这个没有项目支持,也没有经费,但大家都觉得特别值得做。

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就自己挤时间整理访谈,从中抓素材。从真实素材里面找故事,这是我们社区文艺作品的特点。《生育纪事》里的故事基本上就是照着原型故事走的,但也能体现生育经历的共性。比如说流产、多次流产,比如说因为经济条件不好,只能在简陋的环境里生产,还有老公的缺位,这些共性的问题在剧里都有呈现。

有观众提问说,你们这个剧里面男性失踪怎么这么厉害?的确,全剧只有两个男性,一个是公爹,一个是男大夫。因为根据我们的访谈调研来看,男性缺位的确是大量真实存在的。按理说,能给孕产妇精神支持比较大的,还是她自己的丈夫,但很多人直到生产完都不会出现,有的产妇甚至因为家里人不会写字,要自己去签字。

韩姐为了省下引产钱,使劲用拳头打自己的肚子 《生育纪事》剧照 摄影:李昊

界面文化:一种观点认为,社区戏剧的宝贵之处在于疗愈,通过表达述说来缓解被压抑的痛苦。在排练和演出的时候,女工们自己的体验是怎样的呢?

齐丽霞:首场演出的时候,故事原型没去,她没法看自己的经历被演绎。我第一次把剧本给她看,她看完之后就跟我说,太难受,眼镜红通通的。第二次演出的时候,我问她想不想看,她很想看,就过来了。现场排练时,她看到痛苦被再次呈现,特别难受,一些和她比较熟的志愿者就在一旁陪着她。之前她在自述和访谈的时候都没有流泪,就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非常平静。但真看到痛苦再现,往常的伤痛就被勾起来。

故事原型是一个70后,因为经历相近,一位同是70后的姐妹在演的时候更能找到感觉,大家都夸她演得好。她的那个感觉并不都是赵老师指导的,而是她自己的领悟和直觉。她也认为再现这个过程很痛苦,但她愿意撑着讲出来,她觉得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了。

听这个姐妹说,她的老公看了演出后对她体贴很多,比如在她来月经的时候,就有一种理解和关照。所以这些事,看到和看不到,真不一样。她老公作为一个普通的打工男性,平时也没机会去看这些和性别议题相关的戏剧,他们夫妻之间也很难聊起这些事情。

所以社区戏剧,我现在也很难说是绝对好还是绝对不好。有人说讲述或者演绎,是一个疗愈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能得到疗愈吗?还是可能有二次揭开的痛苦?这个度我们怎么把握?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赵志勇:我们做这个戏不是为了戏剧疗愈的效果,主要还是希望社会能了解基层打工女性所面对的困境,而这些困境都可以从生育这件事上看到。

比如在这个戏里,主人公为什么有那么多次意外怀孕,为什么怀孕之后不能及时去做流产手术,为什么每次生孩子、每次去做引产手术都要独自去面对,我们都呈现了。身处一个农村家庭,老公常年在外打工、家庭的经济收入不富裕、舍不得花钱、地里还有农活要干,这些都导致了基层女性的生育困境。

另外,一些文化观念也加剧了生育之痛,比如戏中接生的大婶说“生孩子不要出去讲”,好像这是个偷偷摸摸的事情。生育当然是非常身体性的经验,但它背后有很多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我们想要呈现的是这一点。

界面文化:为什么感觉生育这件事“说不出口”?

齐丽霞:作为一个女性,其实我自己也没跟我老公谈过这类话题。不深究,你可能就说是没办法谈,其实深究之后会发现,生育被塑造为了一个隐秘的、私人化的事情。

你跟男性聊这个,他会说,哪个女人不生孩子,他没办法知道你生孩子的那种痛。有一些男性更直接,“我觉得没什么,我回来的时候孩子老婆好好的,这有啥?”对男性来说,女人生孩子就跟鸡下蛋一样,很轻描淡写。如果没有一个女性集体共同探讨的场域,这个话题就很难被言说。

界面文化:所以生育不是一个平常聊天会涉及的话题,戏剧提供了一个特定的表达空间。

齐丽霞:对,平常大家可能聊你用什么面膜、你怎么减肥,不太会聊到你怎么生孩子。不光是和男性,即便是和关系很好的女性朋友,也很难去讲这个感受。

《生育纪事》剧照 摄影:李昊

02 “男人女人都苦”:如何让底层男性更多参与性别议题?

界面文化:剧中的男村民认为,农村女性坐月子好歹还能休息,男性却要全年在地里、在工地上劳动。小玉听完后说:“不怪他,农村人太苦了,男人女人都苦。”农村女性的生育之苦不被承认和理解,不仅是一个性别问题,你怎么看待这种交叉性?

赵志勇:很多做评论的朋友看这个戏的时候会谈到,戏里建构了打工女性的“姐妹情谊”、一种共同体。我认为这不光是从性别的角度出发,它里面也包含着阶级,在这个案例里,阶级和性别不可能截然分开。

齐丽霞:我想说底层的——不光是农村的,还包括城市底层的——男性和女性都身受压迫,到底是底层男性受的压迫更深重,还是底层女性受的压迫更深重,就要具体到每一个家庭里了。如果女性的性格或者是娘家背景强一点,受压迫更多的可能就是男性,因为他也面临着性别压迫,比如我们经常听到 “你是个窝囊废”“嫁给你我亏了”这类的指责。反过来,如果一个男性在家庭里更霸道,甚至有时候喝酒、家暴,女性就会受更多压迫。

“男人女人都苦”不是给男人辩护,也不是指责男人。这部剧肯定有性别的视角在里面,但我们不想在底层里面再去争到底谁更苦,或是说“男人是恶魔,男人万恶不赦”。

人在阶级压迫下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愚昧性,他没有机会看见,自然就没有机会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在底层做工作,越来越意识到这些问题和一个人成长的家庭环境、社会背景息息相关。我们的教育里面没有给他打开这一页,没有给他放开视野,他怎么能想到呢?

界面文化:男性对《生育纪事》和其他社区活动的参与情况如何呢?

齐丽霞:我们希望通过极细小的工作来让更多的男性和女性看到这些问题,但也不总是如愿。《生育纪事》演出的时候,除了我们邀请的家属,真正来看戏的底层男性很少,学生和知识分子多一些,但还是女性居多。就跟之前说的一样,生育在社会里很难成为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事情,这对我们的工作也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平常参与社区活动的男性也很少,但不论是为了家庭和谐还是性别平等,男性都是很重要的一环。光批判我觉得是没用的,还需要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让他们听到不同的声音,看到女性的感受是什么。我们一直在尝试让更多的男性参与进来。

赵志勇:在我收到的反馈里面,男性的比例还是挺大的,不是只有女性在讨论涉及生育的问题。有男性观众说,应该让还没有结婚的情侣一起来看看这个戏,让男性来了解、体谅女性配偶在生育时所遭受的痛苦,这是一种很好的婚前教育。但可能因为观众还是以女性居多,社交媒体上女性的声音更大些。

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寻找温情爸爸”活动来稿 摄影:宋涛

界面文化:具体有哪些尝试呢?

齐丽霞: 我们成立一个“爸爸群”,在里面发一些跟性别平等、家庭教育相关的文章。但让我们苦恼的是,这些爸爸们不接话,作为女性,我们跟他们找不到共同话题,聊不起来。

不过,也有一些令人欣慰的反馈。一次聊天,群里的一位爸爸跟我说,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也很少在群里发言,但一直关注群里的动态,学到了不少东西。他读了一篇讲共同承担家务的文章后反思,“我在工地上是忙,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也是忙。下班回来洗个碗拖个地,也没有多累,我为什么老想着这是‘帮’她,等着夸赞呢?她带孩子病了累了,我也没夸过她呀。”

春节回家,他又跟他父亲讲,“你知道不知道你欠我妈一个道歉?你老觉得我们这个家是你撑着的,实际上你看我妈付出了没有?家里、地里的活都是我妈干,地里的活你干多少?饭你做过多少?”

从现实生活上来说,我们一时半会儿可能很难见到翻天覆地的转变,但如果观念上有一些改变,这个家庭的孩子将来也会有所不同。

我们还办过儿童厨艺班。前几期找的志愿者全是妈妈,后来一反思,这不又是性别固化吗?于是我们又找爸爸们来当志愿者。父亲节的时候我们也征集了一些父亲和孩子互动的视频和照片,发在公众号上。都说“父爱如山”,但是父亲为什么一定要在外面呢?能陪孩子玩、分担家务的父亲其实是相当受欢迎的。

界面文化:除了群聊时的冷场,尝试提高男性参与度的困难还有哪些呢?

齐丽霞:首先,底层男性的闲暇时间确实很少。当下社会,男性承担的经济责任还是更多,比如一些建筑工,他们早上五六点就出门了,晚上回来的孩子已经睡下了。另外,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发现,男性比较固化,作为性别不平等现状的某种既得利益者,他很难有动力去改变。

赵志勇:像社区戏剧、参与戏剧这类的戏剧工作坊,参加的人90%都是女性,男性非常少,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参与的女性大多是家庭主妇,社区中心对她们来说是一个社交活动的据点。男性外出工作,周末时间可能更愿意在家里待着,他们对文艺活动的兴趣似乎也不如女性那么强烈。

要招募大量男性加入社区的文化活动不太现实,但我希望,至少这些社区女性在演出的时候,男性可以来观看,知道女性是在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并且这个活动和男性的现实处境也是有关联的,然后有一些思考,从观念到行动能有所改变。许多参与者的丈夫还是很支持我们做这个戏剧,也来看了演出、排练,回去之后也知道多做家务、照看孩子。

在厨艺班教孩子们做煎馒头片的爸爸 来源:北京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

03 “寻找对生活的把握”:我们不希望被贫穷和苦难的标签固化

界面文化:“木兰花开”的工作为什么选择以文娱生活为重心呢?

齐丽霞:很简单,因为经济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

界面文化:夫妻共同进城务工,有了孩子之后,女性更可能留在家里照顾小孩,社交圈子比较小,文娱生活比较单调,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社区的文娱活动如何帮助她们的呢?

齐丽霞:首先,除了穿衣吃饭,文化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需求。我们做过一些调研,许多打工者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就是看看电视。但我不认为看“脑残剧”就是文化生活,偶尔放松一下还行,但如果闲着的时候只能看“脑残剧”,我基本认为没有文化生活。

我们特别注重文艺队,但不等于只关注能歌善舞的人,营造一个让大家都能参与的氛围才是首要的。我们也很少唱流行歌曲,主要还是一起创作跟我们生活相关的文艺作品。这也是我们注重文娱生活的第二层原因:我们希望通过文艺队来发声,讲出真实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从家里来到一个公共场域进行表达,对个体而言也是一种成长。

界面文化:女工群体时刻处于流动之中,这给社区的工作带来了哪些困难呢?如何去应对?

齐丽霞:流动性带来的最大挑战在于难以积累。比如说文艺队排戏,今年要想找去年的原班人马一起演,就很难了。戏剧不光是演出,台湾的一个戏剧老师跟我讲,台上演出只是1%的工作,大家共同创作、排练,就算不能公开演出,也不意味着失败,因为99%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这99%就像一个生命周期,一群人从中生发的情谊,是不可被替代的。新的姐妹加入进来,那又是另一个融入的过程,而非简单的替换。应对(流动性)就是去接受它,你没办法改变。

界面文化:疫情期间,木兰社区服务中心开设了一个影像小组课程,组织女工们用手机记录自己的生活,五一节的时候又组织了“看见最美基层女性劳动者”活动,这两个活动的初衷是什么?女工们对这些活动的反馈如何?

齐丽霞:疫情期间媒体对底层生活也有报道,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少。我们想自己记录一些真实的声音,确实有特别苦的,也有一些是苦中有乐的。打工者群体是动态的、活泼的,我们不希望被“贫穷”和“苦难”的标签固化。一些主流媒体对“苦难”的消费,我很不喜欢。

底层人士也不喜欢“被压迫”“被伤害”的逻辑。一起进行创作的时候,我们会引导大家反思关于“压迫”的问题,但如果你直接跟别人说,你就是被压迫了,老板压迫你,老公也压迫你,只会引起反感,大家都想有一些积极的东西。这个“积极”和“正能量”完全不一样,它指的是人们能够看得见的力量和希望,每个人都期望能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些把握。

“看见最美基层女性劳动者”活动来稿 来源:曾冬连

界面文化:疫情给未来造成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线下活动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受到限制,女工们的工作和生活可能会卷入更大的流动性,这对木兰社工服务中心来说会形成什么挑战呢?未来的工作会有哪些转变?

齐丽霞:我们的工作基本上没有因为疫情停下来,根据大家的情况,也根据我们自身的能力,一直在见缝插针地做一些事情。疫情可能会常态化,未来社区的工作如何不断地调整手法,如何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有效连接资源,都是我们正在做的事。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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