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如何窃取了德国文化?

2020年07月27日 10:20
莫里茨·福尔默的新书《第三帝国的文化》揭示了纳粹分子如何利用电影和戏剧来传播其有毒的意识形态。

希特勒于1935年在德国国家歌剧院出席《纽伦堡的名歌手》(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的表演。图片来源:Hulton Deutsch / Corbis / Getty

在纳粹于1933年夺取政权之前,他们就已将战车驰骋在想象中的战场上。黑暗的“盛会文化(event culture)”势头正盛。在魏玛共和国,现代主义自由发展,国家主义亦然:异教徒风格的仪式、在河船上举行的焰火表演以及民间音乐集会便是例证。

莫里茨·福尔默(Moritz Föllmer)是一位非传统学者,他以敏锐的文化眼光看待大都市的生活、政治以及个人的奋斗和消遣,并将此视作灾难降临德国的背景。他认为,纳粹主义的文化产物之所以迷惑了如此众多的德国人,正是因为它迎合了从中产阶级保守主义到新兴大众文化的各种口味。这种结合通过吸引各色人等“动员了庞大的能量”。

《第三帝国的文化》(Culture in the Third Reich)探索了包括从杂志到音乐会、电影院、选美比赛等多种流行的消遣方式如何助长了德国法西斯主义。日记和信件为按时间顺序的叙述增添了质感。在魏玛共和国走向灭亡的日子里,我们“遇到了”伊丽莎白·格斯莱本·冯·奥尔滕(Elisabeth Gersleben von Alten)。在她对于贝尔托·布莱希特和库特·魏尔的作品《三文钱的歌剧》(The Threepenny Opera)的思考中,她总结道,这部作品投射出了与时局格格不入且尖刻的社会主义信息,并称其“赞美了犯罪行为”。她本人恰恰是当时方兴未艾的纳粹党丰厚文化土壤的最好例证——她受过良好教育,又是个偏狭的中产阶级。另一方面,她写信给女儿,赞美理查德·瓦格纳:“真的有如此美丽的东西存在吗?不经常享受它是多么愚蠢的事情。任由日常琐事使我们忘记德国的知识财富——这是多么愚蠢的事情。”

不过,到了1932年,该运动的“盛会文化”已不仅仅是给已故作曲家唱赞歌。莫里茨·福尔默提醒我们,这是巨大的创新和能量,是彻头彻尾的现代纳粹。

《第三帝国的文化》

电影技术的飞跃充分利用了新兴趋势和大众文化的快感,同时还自称代表了日耳曼人永恒的奋斗。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有一定财富、积极参加文化活动的德国人是极好的,只要你不要在政治上站错了队——随着元首不断巩固自己的力量,政治站队越来越严重。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担任了宣传部长,他大幅度增加电影和戏剧补贴,甚至经常一时兴起自我任命为事实上的导演,他唤起了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的电影《制片人》中的那种精神。戈培尔写道:“电影会议。克伦威尔材料已准备就绪,轮廓清晰。会真的很好。我的想法。”

穿着休闲服装、气色良好的度假者的照片充斥着杂志的页面。莫里茨·福尔默观察到,“专政干预与资产阶级制度和现代趋势并存。”

戈培尔希望增加外国对德国文化的尊重,这使他与在国内压迫文化的当权者发生冲突。他与萨克森州的大区长官(纳粹德国时期各大区的领导者)陷入了僵局。他尖刻地写道,“如果他当权,那德国就再也没有剧院了,只有大众选美比赛、露天表演、神话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到1930年代中期,“乌托邦内容”以及苛刻的镇压被有意识地加入了宣传。福尔默认为,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的和平主义长篇小说《西线无战事》的出现代表着文化成为了一种彻头彻尾的武器。在该书改编的电影首映式上,纳粹支持者释放了臭气炸弹和老鼠驱逐观众。不久之后,异议者被施以恐吓、逮捕以及暴力。无政府主义作家埃里希·米萨姆(Erich Mühsam)被迫在政治表演场所扮演狗的角色,并在嘲笑他的观众面前喝下污水。叙事的力量产生了有毒的虚伪——所有故事都必须以当局认定的方式收尾。当埃里希·米萨姆拒绝自杀并接受报复行为时,监狱看守将他打死,并声称他是自杀而死。

福尔默认为,第三帝国成为了一个“Gesamtkunstwerk”(文化综合体),这个词通常被用于描述理查德·瓦格纳歌剧的全方位主导地位。这让我们注意到本书的瑕疵所在。文化研究是一个术语较多的领域,翻译很容易变得不那么流畅易懂。比如,对于“文化是第三帝国的美丽外表”这句话,我们可以凭直觉理解其含义,但书中的翻译并不流畅。

文化成了国家的“表演”,它在传达可怕的种族纯洁论,并在为军国主义和社会冲突做准备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扎拉·莱安德(Zarah Leander,瑞典歌手、演员)在《伟大的爱》中扮演主角——一个女孩在东部战线遇见德国空军,这是一部关于英雄牺牲的爱情故事。1942年该片发行时,有2800万观众在电影院观看了该电影。在那些波澜壮阔的日子里,战争机器需要不同且更复杂的宣传。不过,演出一直就这么进行着。

1945年纳粹崩溃后,残局被迅速清理。德国文化出现持续的断层,人们围绕着那些敌对流亡者后代中顺应潮流或实行抵抗的代表展开激烈争论。良心的冲突一直持续到我的时代,也就是1990年代的东德和西德。战后对“抵制文化”的应用意味着,纳粹艺术的支持者在不良艺术等于不良政治的前提下,被从官方公众记忆中抹去了。年轻的德国人或许不会知道,扎拉·莱安德曾经如此广泛地出现,也不会知道雕塑家亚诺·布雷克(Arno Breker)——他曾雕刻出了巨大的公共作品以取悦元首。不过,他仍然在私下悄悄受到追捧,只不过暗地里意识形态已经发生偏移。没有哪个人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德国如此狂热而灾难性地拥抱了希特勒。不过,《第三帝国的文化》的确深入地解释了“第三帝国闪闪发光的外表”是如何发挥了重要且致命的作用。

本文作者Anne McElvoy系《经济学人》的高级编辑,著有《牛背上》(The Saddled Cow: East Germany’s Life and Legacy)一书。

(翻译:王宁远)

来源:卫报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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