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江敏 杨悦
在北京经营着艺术培训机构的老板奈奈，6月起开始在网上低价出售库存的钢琴、小提琴、古筝等乐器。这样做是为了支付拖欠了数月的老师工资。
同样为了“开源”，美术老师李杨上门去学生家里教授美术，通过一对一的辅导费来给员工交社保。
“这只是杯水车薪。”
他们的故事被导演金宇拍下来，成为教培行业纪实短片《活》的一部分。
“先活下来，三点水那个活，不是火。”少儿英语培训机构经营者金昊母亲对他说的这句话，被好友金宇提炼当作了该片的片名。
“从即日起，暂停各类校外培训机构所有线下课程和集体活动，恢复时间根据疫情进展另行通知。”1月26日，北京市教委的一封通知让北京市所有线下教培机构陷入停摆。
金昊的培训班开在北京市昌平区，在连续数月疫情的反复冲击下，金昊被房租、员工工资、学员退费压的喘不过气。
除了京津冀，全国其他地方的线下教培机构都已陆续复课。据爱学习教育集团的官方不完全统计，截止5月6日，全国已有近2000家校外培训机构迎来了复课。
金昊所处的窘境也是大多数京津冀地区线下教培校长的缩影，他们在疫情期间经历着催债、退费、筹钱等尴尬场面。
生死线
金宇在海南呆了三个多月，眼睁睁看着身边的店铺的一家家关张。
“整条街都空了，挺震撼的。”7月4日下午四点多，在昌平区中心区域的一幢商业大厦里，金宇向界面教育回忆。
5月回到北京后，金宇发现线下教培机构处境两难：关也不是不关也不是。
“这不是一竿子买卖，没法儿干完就撤。”有着多年美术教学经验的李杨告诉界面教育，他有不少学生，短则带了一年，长则三四年。
金昊和金宇商量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做些什么。50天后，《活》诞生了。
“原来叫《后疫症》，我觉得有点消极。”改名后，金宇觉得比较应景。
“多数教培机构都是经过市场三至五年的检验才存活下来，如果不是因为疫情这种极端行情，正常运营也不会面临消亡。”金宇对界面教育说。
不同于影院、餐饮等其他服务行业，线下教培有着自己的行业独特性和迫切性。金昊解释说，教培行业采用的是预付款方式，如果一直不消课，预付款就无法转成收入，现金流就断了，机构也就难以存活。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校外教育机构一次性收费不得超过3个月，这也使得线下教培机构的支撑时间大大缩短，即使是上市企业也难以为继。
今年2月，成立13年、曾在新三板上市的教育机构兄弟连培训倒闭，成为在疫情发生后最早倒下的企业之一。
2月时，金昊对疫情影响还未预想太多。“可能很严重，但充其量比非典严重一点，不会拖太长时间。”到了3月，金昊突然意识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
疫情刚爆发时，李杨也没意识到这会是一场持久战。
“原来的预期是大概到3月，扛一扛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工作和学习状态。但没想到，3月底国内已经控制得差不多，国外疫情又形成倒流。6月初，（北京）部分小学开学，看到点希望。”坐在界面教育记者对面，李杨把声调提高了些。
6月11日，北京市新发地批发市场二次疫情爆发，情况又变糟了。金昊当时正和李杨讨论如何去做联合运营，微信“叮叮叮”地响起。
“完蛋！”
“我们6月的顾客计划也都做了，跟家长沟通过复课后来机构上课的意愿，线上招聘也开启，突然就停了。对大家信心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复课遥遥无期，压力越来越大，希望越来越小。”金昊叹息着摇了摇头。
都是钱的问题
银行又打来“催债”电话。
这几乎成为金昊的日常。“债”是之前运营欠下的贷款，“如果公司处于正常运营中，贷款不是问题，周转一下几个月就还清了。但现在没有收入进来，资金链完全断裂，就变得非常棘手。”
据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培训教育专业委员会发布的《疫情期间培训行业状况调研报告》显示，线下教培机构受到的冲击最大，近一半同比营收减半。尤其是中小型线下机构，出现严重亏损状况的占到85%。
店面房租、员工工资、学员退费是压在教培线下机构身上的“三座大山”。
李杨的少儿美术机构和奈奈的儿童艺术中心，都位于北京昌平区的一个商业大厦内，大厦地上9层，地下2层，占地面积约几千平方米。这里聚集着大大小小数十家教培中心，涵盖英语、美术、音乐、乐高等不同类型。
“应该至少有一半以上已经关门退租了。”不少门店玻璃门上贴着“转租”字样。奈奈向界面教育介绍，这几年昌平房租一直上涨，她的艺术中心达340平方米，每月房租逾4万元。
2018年12月，北京市教委牵头对全市教培机构进行排查，要求教学场地大于300平方米，线下教培机构为达标，增加不少扩容成本。
疫情期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房租减免政策：国有房屋会对出现经营困难的小微企业予以三个月租金减免；并鼓励非国有房屋出租人考虑承租人实际情况，平等协商后，减免或延期收取房屋租金。
但是李杨和奈奈所在的商业大厦不属于国有房屋，房东并未提出任何减免或延期交租。
金昊在和房东沟通协商后，对方同意延缴到七月。“先交一个季度12.5万元。压力依然很大。”
金昊本拥有两家校区，为缩减开支，不得已将经营四年的校区关闭。留下来的新店，逾600平米的空间分布着数间十人课的小课室、1V1的微课室，以及举办活动的宽阔场地。
5月14日，金宇跟拍纪录片的当天，正好碰上员工和金昊讨薪。
“因为我们确实就想要个明确的说法，但是您现在给不了我们。”在短片里，听到员工这番话后，金昊为难地双手合拱，手支着下颚，沉默了。
教师是教培公司的核心资产，疫情期间也在为家长持续服务。因此不能轻易地因为暂时的停摆辞退老师。
在疫情之前，金昊的少儿英语培训机构有30多位老师，包括数名外教。老师们正常时期的工资在6000-7000元左右。现在还剩不到10位老师，前台、行政、保洁等一些职能类员工也都离开了。停课期间教师们只领社保和基本工资，收入少了一半。
除了贷款和工资，退费也让培训机构头疼。对于家长来说，最大的顾虑是担心培训机构因为资金紧张无法退还学费而跑路。
李杨对此感受颇深，他的一位在回龙观做教培的朋友，因为资金断裂，无法退还学费，被三四十位家长在家门口“围追堵截”，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子女也受到很大的心理压力，“（好友）一个月瘦了十斤。”
“这样的紧追猛打只能加速我们死亡。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们无路可走，申请破产，但破产导致的后果，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所有的债务清零，最直接的经济损失还是落在家长的头上。”金昊有些激动地对界面教育说。
自救
在短片《活》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五家教培机构的校长坐在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商量如何合作共存。
“你想过没，金老师，我们真是疯了吗？投这些钱为了做这行，赔死赔活，天天怕员工、怕这个怕哪个，也不管孩子老人，图的是什么，还赔着钱天天干。”李杨在片中调侃着。
“我们还背着负债，没有退路可走，只能往前撑着。”金昊对界面教育说。
疫情期间，金昊建了一个行业微信群，互相认识的教培人都加进了群，一起讨论出路。“原来各家都是单枪匹马各干各的，遇到这个事儿，我就想大家能不能抱团取暖。”
“千人大校”是他们想到的一个联合项目。通过师资共享，以此节约人员成本，同时推出多元化的联合课程，来吸引家长参与。
但计划提出后，群里真正行动起来的只有四家，金昊、李杨、奈奈还有回龙观的谭老师，但各校区距离远、学员难以合并，联合可能性较小。
金昊也知道，几家甚至几十家联合在一起都没法抗衡疫情这种“极端行情”。“只能往前走，起码是奔着生的希望。”
开设网课也是尝试之一，但传统教育机构转型线上，有可能带来更大支出。线上运营人员，及搭建线上平台都会导致成本增加。中小教培机构转型线上更多利用钉钉或企业微信等免费平台做一些尝试。
金昊的少儿英语机构上线了家长公益课堂，用来维持与家长的联系与沟通。“要让家长相信我们没跑路，就不会发生大面积的退款。”
相比K12教育，艺术类的素质教育在线上的实施难度较大，效果也大打折扣。奈奈的艺术机构主要教授音乐与舞蹈。3月开始转做线上课后，原来一周一次的线下课变成一周两次，目的是培养孩子线上学习的习惯。
“我们免费连续上了三个月，家长都挺积极的。当我们通知家长，6月开始划课时，家长表示不上课了。”奈奈说，“老师也不能一直白忙活啊。”
一些素质教育机构也在积极应对。在朝阳公园，界面教育记者看到一名老师带着7、8名幼儿围坐在一起上奥尔夫音乐课。旁边有一只大大的行李箱，装着各种教具。
一些体育运动类的培训机构，也在尝试户外授课。朝阳区一家跆拳道培训机构也将教室放在了公园。
“我们学员多是国际学校的孩子，培训场地在国际学校的体育场馆，现在不能在室内上课，但家长们不希望中断锻炼，所以在户外继续上课。”
另外一家位于朝阳区东四环附近的少儿体能培训机构，已经开始在室内授课，“问了教委，没说让开，也没说不让开”，招生老师说。界面教育在校区看到，上课时有6名孩子，两名老师全程带着口罩。
即使线下教培机构能够撑到复课，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有一堆现实：人员不齐整得做招聘、积压半年的课等待消掉，相当于还要花半年的时间和成本投入。
“我们比任何人都想尽早复课。”金昊说：“只有一切开始运转起来，我们才能活过来。”
附：纪录片《活》视频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杨、奈奈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