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
伦瑟拉尔夫人命我来信，事关原属卡特尔夫人的黑人本，此人已售予杰克逊少校若干年。邱奇夫人已致信其姐妹，希望让本回归；若杰克逊少校有意割爱，则请您将余下的期限转售给邱奇夫人，并将本送到我处。
……
您最忠顺的仆人向您致意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1784年11月11日
美国财政部此前曾发表公告称，将把10美元钞票上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肖像替换成其他人，此举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的运动，旨在挽救这位首任财长在美国货币史上的地位。“拯救汉密尔顿”运动中一再出现的主题，是强调汉密尔顿的废奴立场，一些走得更远的评论者甚至还将其誉为建国世代中“废奴主义者（abolitionist）”的先驱。《纽约每日新闻》称他是“坚定的废奴主义者”，而《赫芬顿邮报》则称赞他“坚决地”反对奴隶制，认为这是将其肖像保留在10美元钞票上的主要理由。这类提法远远超出了业余时评的范畴，相当一部分崇拜汉密尔顿的传记作家都会把诸如废奴主义者与坚决反对奴隶制等标签列入其写作主旨。
“在废奴立场的融贯性以及废奴行动的坚决性上，国父里几乎无人可与汉密尔顿相提并论，”朗·切尔诺（Ron Chernow）在其广受好评的《联邦党人文集》合作者评述中这样写道。理查德·布鲁克海瑟（Richard Brookhiser）乃至于以考据严谨认真著称的历史学家佛雷斯特·麦克唐纳（Forrest McDonald）也在立传时盛赞其致力于反对奴隶制的举动。然而这种叙事有个很大的问题：就算并非无稽之谈，汉密尔顿的“废奴主义”证据也被严重夸大了。
前文的信件片段已经表明，汉密尔顿与奴隶制的关系远远谈不上清白。他的两名女性亲戚玛格丽特·斯凯勒·凡·伦瑟拉尔和安吉利卡·斯凯勒·邱奇的家庭产业都涉嫌蓄奴，而二人希望召回的奴隶本在当时也处于买卖合约的节制下，这份合约牵涉到另一名政治上的熟人。汉密尔顿的信件里有不少例子都表明他曾在出售、签订合约或购置奴隶的过程中负责财务事宜，且相关方还是他的直系亲属。
有关这些交易的细节，记载较为散乱，但其中不乏一些成问题的记录。一份1784年的账本的客户附注里有“致卖给他的黑人丫头佩吉”；另一份账本上则记录有“250美元现金，交给帮我买了两个黑人的N·卢”，时间为1796年，这可能与另一桩帮邱奇家亲戚购入奴隶的交易有关。在一篇现当代汉密尔顿传记作家通常避而不谈的文本里，汉密尔顿的孙子是这样描述上述记录的：“一般认为，汉密尔顿从来没有拥有过一个黑奴，但这不是真的。我们在他的书里发现，有一些记录显示，他购入黑奴兼有为自己和为他人的成分。”1797年的一份涉及其亲戚的记载里写着，“约翰·B·邱奇先生购入黑人女子与小孩的225美元。”另一处与此相关的记载则有“同上，90美元购入黑人女子一名”的字样。
这些交易大都牵涉到汉密尔顿成婚后的亲戚——他娶了在纽约有钱有势的斯凯勒家的女儿，这家人拥有一些奴隶，主要是家中的仆役。这种做法对18世纪晚期的富贵人家而言尽管稀松平常，但也表明了汉密尔顿有多次直接使用奴隶或为其家人买卖奴隶的经历，自1780年成婚至1804年去世，他总体上都是奴隶制的受益者（纽约于1799年颁布了一项法律，将奴隶改为一定时间内的学徒工，逐步废除了奴隶制）。
这不是说奴隶主或奴隶制的受益者就不能产生废奴的想法了，汉密尔顿很可能就是这样的。1785年，汉密尔顿加入了纽约奴隶解放协会（New York Manumission Society），其中有不少纽约的政治精英如约翰·杰伊（John Jay）、梅兰希通·史密斯（Melancton Smith）、亚伦·布尔（Aaron Burr）等。该组织虽然反对奴隶制，但立场仍旧是温和的、渐进主义的，其政治上的努力主要聚焦于结束奴隶贸易，以分批次的解放措施及设定契约时限等办法来渐次消解奴隶制，而非当机立断地加以废除。在军事生涯中，汉密尔顿还支持革命战争英雄约翰·劳伦斯（John Laurens）鼓励奴隶以参加军队为美国作战来换取自由的做法。但这些举措——汉密尔顿的“废奴主义者”名望几乎全部建立在这上面——对于废奴而言并不算多么积极，甚至于以1780年的标准看也是如此。
不要忘了，汉密尔顿是一名高产的新闻评论家，以笔名对当时的几乎所有政治问题发表过上百篇见解。汉密尔顿的论著有一个很扎眼的特征，那就是基本上没有清楚明确地表达过“废奴主义”的观点，尽管很多传记作家都这么称呼他。以此观之，他和同时代废奴主义者当中动辄下笔万言的杰出之人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想一想约翰·亚当斯，他虽然为了保全新生的共和国而在奴隶制问题上对南方各州有所妥协，但却公开表达过对奴隶制的反对。或者将汉密尔顿的沉默与本杰明·富兰克林对比一下，富兰克林早年也曾蓄奴，但后来逐渐投身废奴事业，临终时更成为直言不讳的奴隶制反对者。我们甚至还可以拿托马斯·杰斐逊来比较，他在弗吉尼亚州拥有庞大的种植园，但写过多部抨击奴隶制不道德、担忧其不利于美国未来的著作。对比之下，汉密尔顿的著作对奴隶制几乎只字不提，只有一些大而化之的抽象表述，根本没有达到今天致力于这一课题的论者们赋予他的那种具体性。
上文提到的一系列证据无法排除汉密尔顿在理念上反对奴隶制的可能，他参与奴隶解放协会的活动也足以说明一些问题。然而，这些证据也的确揭示出了当代主要传记作者不情愿承认的东西：汉密尔顿的反奴隶制倾向多次被家庭或其它政治考量压倒，他正式出版的政论可谓汗牛充栋，但就其大谈特谈的那些议题而言，他在行动上却是个矮子。称他为“奴隶制受益者中对体制感到不安者”或许是准确的，但如果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成是一名废奴主义者——更不用说把他吹嘘成同时代废奴主义者中的先驱——从历史上看就相当荒谬了。
本文作者Phil Magness主攻政策史，为乔治·梅森大学人文研究所学术项目负责人，合著有《废奴后的殖民：林肯与黑人再安置运动》一书。
（翻译：林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