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警察的暴行现在得到了社会严格的审查，但这种审查既不会像乔治·弗洛伊德被踩住脖子那样，也不会像布伦娜·泰勒遭受致命的家庭入侵那样。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每天都在提醒自己，警察与黑人的互动可能比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头条新闻更隐蔽，而且可能从黑人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几年前，我写了一本关于我与纳尔逊·马登（Nelson Malden）友谊的书，他在1966年成为了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第一位竞选公职的非洲裔美国人，多年来一直是马丁·路德·金的理发师。但其中最让我感到困扰的一个故事，其实是关于纳尔逊的妻子迪伊的，她是上世纪60年代一所黑人学校的公立学校教师。
在蒙哥马利，在民权运动的早期，“公共安全日”这一天，当地警察访会问当地的学校，在学生面前介绍该部门为维护社区安全而开展的工作。这被称作一场公共关系运动，旨在以积极的方式让年轻人与执法官员取得联系，相当于与当地的“友好警官” 进行一次对话。这项努力的另一个目标是培养学生对该部门的兴趣，让他们未来可能选择去做一名警察。但是在那个年代，种族主义对于生活在南方的人们来说是公然的和粗暴的，根深蒂固到连最年幼的学龄儿童都能感受到。
当时的公立学校系统还处于种族隔离之下，所以在公共安全日这天，有官员被派去探望全白人学校的学生，也有官员被派去探望全黑人学校的学生，包括迪伊当老师的那所学校。在白人学校，探访对学生们来说是一次愉快和振奋的经历，在探访过程中，警官们会谈到他们工作中有益的部分——维持秩序和帮助他人——以及未来有一天小朋友们有可能在警察局工作。
在黑人学校，访问的经历则大不相同。迪伊的学校和其他全黑人学校一样，当地监狱在押的那些因帮派活动被捕的黑人囚犯，戴着镣铐和手铐，被押送进学校礼堂，作为为小学生和初中生演讲的道具。“你们不想落得和这些黑鬼一样的下场吧，男孩女孩们？如果不想，你们最好直起腰来。”这是“友好警官”给满堂学生留下的警告，他们吓得浑身发抖。小朋友们受到了创伤，认为自己也可能像那些被游街示众的黑人一样，最终被戴上镣铐和铁链。这些学生在课堂上没有任何纪律问题，他们只是普通的学生，在考试中表现良好，行为得体。他们只是碰巧是黑人，因此受到了非人的待遇，这与公共安全日应有的公众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听着迪伊讲述这些故事，当了解到我们的年轻人在学校是如何受到恐吓和创伤时，我愤怒到了极点。“这令人震惊，”她说，“这就是警察在蒙哥马利年轻学生面前的表现。学生们带着这种对警察的恐惧长大，成年后，这种恐惧依然会一直伴随着他们。”
当我在最近的电视转播中看到警察以暴力应对市民游行的画面，我注意到在一些情况下，白人抗议者似乎终于明白了警察对待他们的方式有所不同，并用自己的身体作为警察和黑人抗议者之间的盾牌。而我也一次又一次地想起了迪伊的故事。我很惊讶，在我听过的所有历史故事中，这个故事让我印象最深。而对迪伊来说，这只是抛砖引玉罢了。
本文作者Kevin Shird是《有色候车室》（The Colored Waiting Room）的合著者之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人文和社会医学中心的副教授。
（翻译：李思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