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小孩眼中的警察与白人小孩有何不同?

2020年07月03日 09:00
警察与黑人的互动可能比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头条新闻更隐蔽,而且可能从黑人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美国警察的暴行现在得到了社会严格的审查,但这种审查既不会像乔治·弗洛伊德被踩住脖子那样,也不会像布伦娜·泰勒遭受致命的家庭入侵那样。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每天都在提醒自己,警察与黑人的互动可能比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头条新闻更隐蔽,而且可能从黑人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几年前,我写了一本关于我与纳尔逊·马登(Nelson Malden)友谊的书,他在1966年成为了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第一位竞选公职的非洲裔美国人,多年来一直是马丁·路德·金的理发师。但其中最让我感到困扰的一个故事,其实是关于纳尔逊的妻子迪伊的,她是上世纪60年代一所黑人学校的公立学校教师。

在蒙哥马利,在民权运动的早期,“公共安全日”这一天,当地警察访会问当地的学校,在学生面前介绍该部门为维护社区安全而开展的工作。这被称作一场公共关系运动,旨在以积极的方式让年轻人与执法官员取得联系,相当于与当地的“友好警官” 进行一次对话。这项努力的另一个目标是培养学生对该部门的兴趣,让他们未来可能选择去做一名警察。但是在那个年代,种族主义对于生活在南方的人们来说是公然的和粗暴的,根深蒂固到连最年幼的学龄儿童都能感受到。

当时的公立学校系统还处于种族隔离之下,所以在公共安全日这天,有官员被派去探望全白人学校的学生,也有官员被派去探望全黑人学校的学生,包括迪伊当老师的那所学校。在白人学校,探访对学生们来说是一次愉快和振奋的经历,在探访过程中,警官们会谈到他们工作中有益的部分——维持秩序和帮助他人——以及未来有一天小朋友们有可能在警察局工作。

在黑人学校,访问的经历则大不相同。迪伊的学校和其他全黑人学校一样,当地监狱在押的那些因帮派活动被捕的黑人囚犯,戴着镣铐和手铐,被押送进学校礼堂,作为为小学生和初中生演讲的道具。“你们不想落得和这些黑鬼一样的下场吧,男孩女孩们?如果不想,你们最好直起腰来。”这是“友好警官”给满堂学生留下的警告,他们吓得浑身发抖。小朋友们受到了创伤,认为自己也可能像那些被游街示众的黑人一样,最终被戴上镣铐和铁链。这些学生在课堂上没有任何纪律问题,他们只是普通的学生,在考试中表现良好,行为得体。他们只是碰巧是黑人,因此受到了非人的待遇,这与公共安全日应有的公众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听着迪伊讲述这些故事,当了解到我们的年轻人在学校是如何受到恐吓和创伤时,我愤怒到了极点。“这令人震惊,”她说,“这就是警察在蒙哥马利年轻学生面前的表现。学生们带着这种对警察的恐惧长大,成年后,这种恐惧依然会一直伴随着他们。”

当我在最近的电视转播中看到警察以暴力应对市民游行的画面,我注意到在一些情况下,白人抗议者似乎终于明白了警察对待他们的方式有所不同,并用自己的身体作为警察和黑人抗议者之间的盾牌。而我也一次又一次地想起了迪伊的故事。我很惊讶,在我听过的所有历史故事中,这个故事让我印象最深。而对迪伊来说,这只是抛砖引玉罢了。

本文作者Kevin Shird是《有色候车室》(The Colored Waiting Room)的合著者之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人文和社会医学中心的副教授。

(翻译:李思璟)

来源:History News Network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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