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四问城镇化

2020年07月01日 08:00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指出,落户门槛何时降、公共服务资源如何按常住人口配置、农村宅基地如何处置和建设用地指标是否要继续向西部地区倾斜是当前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四个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2020年5月6日,湖北武汉,在建材市场附近的街头不少农民工就地摆下干活的工具,等待雇主的聘用。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樊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日前指出,在当前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有四个重要问题亟需解决:落户门槛何时降?公共服务资源如何按常住人口配置?农村宅基地如何处置?建设用地指标真的要继续向西部地区倾斜吗?

6月3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举办的论坛上,陆铭表示,加快降低人口流入地区的落户门槛是城镇化发展的首要问题。

“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外来人口的比重占到40%。其中,居住大于5年的,超过一半;居住大于10年的,占到20%。但是在这种大城市,落户门槛仍然非常高,低技能的务工人员哪怕在这城市生活了十几、二十年,仍没有落户可能性。”他说。

“我们国家和日本和韩国同属东亚文化圈,同是人地关系比较紧张、城市大型化发展的地区。但是日韩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在农民工进城后提供的教育和廉租房等公共服务比我们多很多。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应该做得更好才对?”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60%,达到60.6%。但同时,我国户籍城镇化率仅为44.4%,还有广大的流动人口未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陆铭指出,目前,很多城市的落户政策对农民工并不太友好,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依然受到歧视。“但是有大量的研究告诉我们,城市的低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有互补的关系,一个城市越发展到产业升级的阶段,生产环节里对于辅助的岗位需求越多。”

他指出,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农民工的存在不仅是增加劳动力供给和提高城市功能的服务质量,更重要的是,这类人群也是城市消费来源。根据他的测算,在去除消费水平差异的干扰因素后,外来人口的平均消费水平要比本地人口低16-20%,尤其是大城市。

“因为他们从根本上没有所在地的归属感,所以在消费上能省就省,防止万一以后回乡没有钱花。”陆铭表示,这个问题导致农名工既不能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也不利于中国形成内需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其次,他指出,当前政府和社会公共服务严重滞后于人口城镇化的问题也将带来诸多隐患,尤其是人口流入地区将面临高中教育资源严重供不应求的困境。

陆铭此前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就表示,不出意外的话,“十四五”时期(2021年至2025年)中国可能将推行12年义务教育。“到那个时候,外地孩子去哪里上高中?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国家发展和地方现实的一个矛盾,亟需地方政府引起重视。如果在人口流入地还不早做准备,逐步放开高中阶段教育,那么,未来当国家层面推行12年免费(义务)教育的时候,一些大城市要建高中,都没空间了!”

第三个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是,农民离开农村后,空置的农村宅基地如何处置。

“目前,我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村宅基地处于空置状态,除了打算回乡的农民工,大量希望留在城市的农民工,他们的宅基地怎么处置?根据现行的方式,这个宅基地仅仅允许流转给同村居民。但这个制度是严重滞后于市民化发展的,而且也不利于农民工提高财产性收入。”陆铭说。

此外,他指出,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方式也是城镇化发展中需要着重关注的一个问题。

“这两年,政策总体上强调建设用地指标配置要和人口流动方向一致起来。但是今年的一些场合和政策的提法又在说把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向西部和欠发达地区方向倾斜。”

但是,需要提醒的是,绝大多数西部和欠发达地区都是人口流出地。“这些地区的新批的建设用地指标,一种结局是建了新城后就空置了起来,另一种是审批以后就没有使用。这都会造成浪费和新增投资缺乏回报,更会导致土地资源空间配置和经济规律相违背的问题。”陆铭说。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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