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类似麻风病、精神病病人这样的群体，人类社会似乎并没有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减少对他们的排斥。在当代，最典型的社会学案例可能是艾滋病。
被称为“现代社会瘟疫”的艾滋病自从1980年代初被发现以来，全球就对其充满了恐惧，对于艾滋病人以及病毒携带者，歧视一直普遍存在，随之而来的就是隔离制度或者强制性驱逐。
去年，在四川南充市的一个农村，一名艾滋病儿童遭到了村民们的集体驱赶，这一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羞辱和歧视无疑是我们在应对艾滋病战役中最大的敌人，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一份声明中的表态。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还说，所有形式和情境下的羞辱和歧视都是不可以接受的，并且必须要停止。
但实现这种目标非常困难，因为与病毒本身相比，社会偏见更加容易传染和具有“抗药性”。
福柯在他的《疯癫与文明》里就提供了一种更深入解读和思考的版本。他的分析始于中世纪，描写了当时人们如何将麻风病人关起来，随后还探讨了15世纪愚人船和17世纪法国对监禁的突然兴趣。
福柯认为，麻风病的奇异消失，不是长期以来简陋的医疗实践的结果。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福柯说，除了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切断了东方病源，还有一个关键原因是实行隔离。
福柯说，麻风病隐退了，但是它不仅留下这些下贱的场所（麻风病院），还留下了一些习俗。
在福柯眼中，这些习俗是可怕的，比麻风病本身更可怕。他写到：“这些习俗不是要扑灭这种病，而是要拒之于某种神圣的距离之外，把它固定在反面宣传之中。在麻风病院被闲置多年之后，有些东西无疑比麻风病存留得更久，而且还将继续存在。这就是附着在麻风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排斥麻风病人的意义，即那种触目惊心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
这种排斥并未因麻风病的消失而消失。福柯注意到，两三个世纪之后，往往在同样的地方，人们将会使用惊人相似的排斥方法一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将接替麻疯病人的角色。
福柯还敏锐发现，欧洲大陆历史上对麻疯病人和精神病人的放逐与隔绝，常常是以“正义”和“安全”的名义进行的。此时，人类经常以理性的、集体的名义对“异类”施加暴力。
这种出于“集体理性”下对“异类”施加的暴力导致了欧洲大陆历史上一个引起福柯极大兴趣的场面——愚人船：这种船载着那些神经错乱的乘客从一个城镇航行到另一个城镇。疯人因此便过着一种轻松自在的流浪生活。城镇将他们驱逐出去；在没有把他们托付给商旅或香客队伍时，他们被准许在空旷的农村流浪。
今天看来，这是一种可怕的历史场面，但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中，“愚人船”并未销声匿迹，而是随处可见。不同的只是，与欧洲中世纪相比，现代行政体制已充满温情和关怀，起码形式上如此。
比如，对于四川南充的那个孩子来说，他是幸运的。事情发生后，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出面干预了此事，并重申保障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就学、就医及生活救助等基本权利。
这个孩子最近的命运也令人欣慰，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说，2015年3月，孩子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山西省临汾市的一所“红丝带”学校读书，这是一家专门为艾滋病儿童开办的学校。报道说，8个多月的新生活，他已融入了这个充满暖意的集体。
记者拍摄了一组照片，表现了这个孩子美好快乐的新生活。
但这仍会令人感到一丝遗憾。这种专门的“红丝带”学校虽然充满了关爱和慈善精神，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仍然是一种近似于被隔离的场所，孩子们远离正常的社会，与社会上其他健康的孩子处于两个世界，他们之间几乎难有交集。
一种更为长远的担忧是，这些孩子在完成阶段性的学业后，他们如何继续自己的中学、大学教育以及走向正常社会。起码在受教育阶段，中国教育系统并没有专门为这些孩子准备另外一个单独的体系。
未来，这些孩子们仍会面临曾经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继续求学困难，也可能是遭受周围人群的排斥甚至驱逐。
好的消息是， 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之际，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报告说，世界正在2030年终结艾滋病的快速通道上。
但确定的是，世界还远远没有走上消除社会歧视和社会偏见的快速通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