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二季度GDP将创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
“新西兰3月季度GDP下降1.6%，创29年来最大降幅”……
“OECD预测今年世界经济至少萎缩6%”……
“中国2020年不设全年GDP增长目标”……
疫情当下，除了新冠病毒的演变动态，最受瞩目的关键词大概就是GDP了。然而，围绕GDP是否可靠、其存在是否合理等的反思已经持续了多年，即便没有病毒，对GDP的祛魅也是时候开始了。
英国《金融时报》的知名编辑戴维·皮林在新书《增长的错觉——经济学家错了吗？》中，用数个案例，狠狠地推倒了经济学家们为我们框定下的这一个标尺。
在他的描述下，GDP成了一个扭曲的、冷血的、唯利是图的、毫无道德观念的怪兽。
“如果将GDP拟人化，那么它将是一个没什么道德观念的人。GDP衡量的是各种产品的产量，而不计较这些产品是好是坏。它欣喜于出现环境污染问题，对于人们需要花钱治理的污染，它更是求之不得。它也欣喜于出现犯罪问题，因为犯罪问题牵涉警力的大量出动及破窗户的修理工作。它还喜欢‘卡特里娜’飓风，对战争也持欢迎态度。如果一场武装冲突将城市夷为平地，那么GDP会先衡量其涉及的枪支、飞机和弹头的数量，再衡量战后重建所需的费用。……
GDP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它懒得计算不涉及金钱转手的交易，也不喜欢家务活儿（至少我觉得两者有可比性），对于一切志愿活动，它都唯恐避之不及。计算人为活动数量的GDP在贫困国家开展工作只能束手束脚，因为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人为活动都发生在经济以外的范畴。……”
我们对GDP这头“怪兽”的过分依赖和盲目崇拜，已经产生了恶果：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愤怒的时代’。全球掀起以西方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思潮，各地民众纷纷开始质疑甚至抨击曾经珍视的社会理想和制度。特朗普在美国的崛起，英国的公投脱欧，欧洲国家左、右派非传统政党的兴起，无一不影响着全球局势。由民间暴乱引发的政坛动荡更是席卷了印度、巴西、菲律宾和土耳其。
我们若以传统方式衡量，那么目前这场‘全球民愤’运动的规模堪称空前绝后，而有关其触发因素的说法也可谓众说纷纭。然而，其中有一项关于触发因素的说法获得了各方共识：政府描绘的经济图景没能如实反映人们的现实生活，而这种经济图景主要是由经济学家提供的。民怨沸腾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一直存在的身份认同问题。一些人没钱买房，社会亦无意向其伸出援手。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开始对金钱政治横行与贫富分化加剧的社会现象感到愤怒，且这种愤怒被不断积蓄。除上述因素外，还有一个激发民愤的原因——经济学家对‘经济’和‘增长’的定义也不再与民众的亲身体验相符。”
跟着戴维·皮林，一起来细数GDP的“七宗罪”。
一、吸毒、卖淫、战争……我们的GDP还在鼓励什么？
“1987年，意大利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超越”事件，事件经过与一部经典电影《安逸人生》（IL Sorpasso）的情节一样戏剧化——意大利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所在的国家取代英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因为意大利统计局改进了经济衡量方法，将其因偷税漏税而获得的一大块灰色经济收入也纳入了经济体量。结果，意大利的经济体量狂飙18个百分点，这不得不说有黑手党的功劳。“
2012年，两位在英国国家统计局工作的经济学家开始统计全英的性工作者数量、吸毒者数量等等，估算卖淫活动和贩毒活动对英国经济的贡献量。他们的估算结果是：性服务和毒品消费为英国经济贡献了97亿英镑，承担了英国每年的国防开销（约占GDP的2%）。相关报道刊出后，有人致信媒体：“真希望妓女们工作再努力一些，这样部队就能再多买几支枪了。”
除了黑手党、卖淫、毒品、枪支，另一个保受争议的、为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领域是烟草行业。“由于烟草公司一边为经济做贡献，一边依法纳税，因此全球各国政府也对烟草公司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烟草的隐性成本，比如损害人体健康、增加医疗支出，甚至缩短人的寿命等，已被普遍认为是烟草的经济贡献的必然副产品。此外，相应增加的医疗服务需求和癌症治疗需求同样有利于经济增长。”
二、“花费21000美元的消化不良检查政策”
2012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一位退休的64岁老人突发胸痛，被救护车送往1.6公里外的医院，然后经过三个小时的检查后，医生判断导致胸痛的原因是消化不良，然后把她送回家中。整个过程，医疗费高达21000美元。
美国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高达17%，美国人一周的医疗支出就超过55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为2012年的飓风“桑迪”支付的清理费用。但美国的人均寿命仅在全球排列31位，比日本人少4年，尽管医疗费用几乎比日本多一半。
“如果这些巨额医疗费的投入并未使医疗效果变得更好，那么这些投入又有什么作用呢？答案是促进了经济活动，而且作用还不小。所有医疗行为、保险评估、医疗事故纠纷和不必要的CT扫描检查，都在为美国的经济增长做贡献。然而，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未免有些畸形。医疗费越高，医疗行业对国家经济的贡献似乎就越大。
但如果我们像库兹涅茨提议的那样，换个角度看待这些支出，就能将其视为对经济的损害，而非对经济的贡献。我们甚至还能以‘它们是防御性支出’为由，将其从经济中剔除。然而，事与愿违，在现实操作中，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人们甘愿让医疗费翻翻。”
美国医疗体系的例子告诉我们，浪费钱可以帮我们变魔术，凭空变出更大的经济蛋糕。相反，即使政府提供的全民免费医保服务获得了质的提升，它也不能为经济高楼增添一砖一瓦。“并非所有的增长都是好的，而没有增长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三、做家务、生孩子、养孩子、喂奶……谁来定义价值？
2012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刺激经济开始实施“女性经济学”，即，鼓励日本女性从家庭中走出来，走进职场。这一政策确实增加了职业女性的数量。
“从某种程度上说，增加劳动力的方法比提高生产率的方法更加简单易行。你只需要让那些本来没有工作的人开始工作就可以了。因为无论生产什么产品，他们都在为经济做贡献。尽管没有哪个经济学家会明确说出这个观点，但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在投入生产活动之前，这些人从事的任何工作都是无意义的。”
“生孩子、养孩子、打理花园、为家人做饭，给奶牛挤奶，为家人做衣服，以及照顾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起居，让他专心写《国富论》……”这些都是没有明码标价的家庭生产活动，所以其价值就无法被呈现出来。而且，我们也不清楚界定活动是否有价值的标准是什么。例如，像挖鼻孔这样的活动，到底是有价值还是没价值？
母乳喂养是另一个典型的案例。“只要孩子能茁壮成长，全天下的妈妈都会选择母乳喂养，然而，这对经济增长起不到促进作用。事实上，经济甚至还会因为婴儿配方奶粉的销量下降而受到打击。这个典型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经济增长计算方法的弊端：那些对人类真正有益的东西无法收到重视。向政府提议制定鼓励母乳喂养政策的人，似乎永远不如为婴儿配方奶粉公司效劳的说客们，因为只有后者才能为本行业创造经济效益。”
顺便提一下，据澳大利亚学者朱莉·P·史密斯估算，澳大利亚、挪威和美国的妈妈们，每天贡献的母乳“隐性价值”分别高达42亿美元、11亿美元和530亿美元。
四、银行绑架了经济？
20世纪90年代，冰岛前总理戴维·澳德森铁腕实行经济放开政策，使冰岛从一个沉睡已久的渔业国家一跃成为“维京人的资本主义”的飓风中心。2001年，冰岛所有银行均完成了私有化，在低管制下，银行业以无可置信的速度急剧扩张，将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对冲基金”并引发了一场消费狂欢。
很快，这场金融把戏背后的猫腻就暴露出来了：“有钱人先从境外银行获得低息的外币贷款，再将贷来的钱投资冰岛股市，因此冰岛的股价在2003-2007年被抬高9倍。后来，这些有钱人又用贷款投资本地不动产，进而使房价一升再升。”
后续发展是，冰岛的局面变得一发不可收拾。2008年，随着雷曼兄弟的破产，全球金融业信用体系一夜之间瓦解。10月，冰岛总理对外宣布，该国经济“危在旦夕”，整个国家“难逃破产的命运。”在由鲁莽的银行造成的1000亿美元的损失中，每个冰岛人都要承担33万美元的损失。
冰岛只是全球银行业疯狂扩张的一个缩影。银行业的危机与GDP之间什么联系？从心理上说存在一种“循环论证”的风险——我们都认为经济增长是好事，而由于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是GDP，因此GDP越高越好；再由于让银行做其想做的事可以有效拉动GDP，因此放松对银行业的管制一定就是好事。
而从会计学角度看，银行产品风险越高，其对经济的贡献就越大。“换言之，银行家们越不负责任，我们就会越认为他们在帮助经济增长。这就好比你在驾校学开车，教练仅凭你的高车速就给你打高分。”
五、被互联网偷走的GDP？
如果为亚当·斯密做晚餐不被视为经济活动，那么自助打印登机牌呢？以前由机场工作人员完成时，是；但现在，已经无法被衡量在GDP中——“就可衡量的经济活动而言，自助打印登机牌与挖鼻孔没什么本质区别。”
Airbnb的出现方便了他人也支持了环保，但同时却对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因为新建的酒店减少了，且租用民宿的价格更低了。同理，当你在ebay上买卖二手物品或者向非洲捐赠旧衣时，你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在保护环境或帮助卢旺达的穷孩子，却不知道这种行为不利于经济发展。
“倘若我们能更好地捕捉技术进步给经济带来的影响，或许就能意识到，其实生活并不如我们想象得那么糟。换个角度来看，或许人们是对其他事情不满，比如丢掉有意义的工作、贫富分化加剧和社区分裂等。无论怎样，传统的‘经济增长’对我们的生活起到的指导作用实在是乏善可陈。”
六、“绝望之死”
2015年9月，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发表了一篇名为《21世纪的非西班牙裔美国中年白人的致死、致残率正在上升》的论文，平平的标题下掩盖着一个惊人的发现：自1999以来，美国中年百人群体的死亡人数显著增加。作者把这一现象称为“绝望之死”，背后原因包括自杀、吸毒、酒精中毒、慢性肝炎和肝硬化等。
然而这段时间并不像1991年美苏冷战刚结束的那段时期，当时的美国人似乎都陷入绝望，他们以喝伏特加度日，人均期望寿命也因此急剧下降。相反，这段期间，美国经济一直在稳步上升。其中2015年，也就是美国中年白人死亡人数不降反升的那一年，美国经济呈现合理且良好的发展势头。“在政府为经济增长歌功颂德之际，社会的背面其实暗流涌动。”
2008年，经合组织发布报告称，其四分之三的成员国在此前的20年间出现了贫富分化加剧的现象，而且在一些国家，贫富分化不仅发生在宽泛意义上的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间，还见于高收入人群和中等收入人群之间。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逐渐回暖，但不平等现状并未因此而改善。
“但这一切又和经济增长有什么关联呢？答案是完全没有关联。这正是问题所在。经济增长的数字无法告诉我们，社会财富究竟呈何种分布态势。……纵然生产力不断提高，但其对社会的正面影响已被停滞不前的工资水平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抵消。倘若大多数人并未获益，那么追求经济增长到底是为了什么？又是谁在拼命追求经济增长呢？”
七、肯尼亚真的像GDP显示得那样穷吗？
在非洲肯尼亚，统计经济是件格外困难的事，因为它不仅存在着大块的灰色经济，还有着天壤之别的城乡差距：城里人开奔驰，而马赛布罗利的人仍靠养牛谋生。
统计学家通过夜光强研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其首都内罗毕对肯尼亚经济的贡献率只有13%，比官方按照传统方法得出的比例小了许多。倘若夜间光强数据得出的值才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官方统计一直低估了肯尼亚首都以外的农村地区的经济贡献。
一位在非洲的投资人这样表示：“任何不在美国政府工作的人都能一眼看出，非洲的人均收入水平必然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的水平高得多。”
“这个问题令人无法忽视，因为它发生在占全球七分之一人口的大陆。我们罔顾现实，假装自己拿到的经济统计数据和国别比较结果十分准确。倘若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与非洲国家存在同样的问题，那么这对这些包含全球数十亿人口的经济体而言，其经济数据的有效性与准确性着实堪忧。从援助到投资的各类政策的制定，以及评判各类政策是否有效，都要依靠这些数据，我们实际上只是在黑暗中摸索而言。库兹涅茨认为自己的方法完全不适用于衡量贫困国家的经济水平，因为这些国家的许多经济活动都发生在非正式领域。然而，我们当前的做法正式库兹涅茨极力避免的。对我们极力描绘全球经济图景的尝试来说，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控诉。”
除了上述这些，GDP可以控诉（或者说可以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大自然有价值吗，如果有，应不应该列入GDP核算；人力和制度等无形资本要不要列入进去呢？比如有两座小岛，一座小岛上人们之间相互信赖并发生交易，而另一座岛上没有信任也没有交易，那么第一个小岛上的信任是否应该被定价？另外，经济增长与幸福到底是什么关系？先增长还是先发展？……
围绕这些质疑，人们已经着手做了很多工作，改进GDP或寻找GDP的替代性工作，比如美国马里兰州尝试的GPI（真实发展指数）等。但无论如何，至少，对现行GDP 的过分依赖和尊崇是时候该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