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放开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的户籍限制，中国整体国民福利将获得大幅提升，其水平至少相当于一次“入世”—— 这是新加坡研究人员在最新一份工作论文中隐含的结论。
新加坡管理大学许文泰和新加坡国立大学马麟通过量化分析中国不同地区的户口改革政策和人口的迁移，并将其与假设的更宽松、更自由的户口政策下的情形做对比，发现，如果中国在所有城市都实施一致的户口改革政策，由此引发的劳动力重新分配，会带动全国国民福利提升6.9个百分点，比同期中国从贸易自由化中得到的福利提升还要大很多。
“2006-1996年间贸易成本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入世，但可能也有基础建设改善的作用（例如港口、机场）。但基本上可以肯定，从福利提升角度说，放开户籍限制相当于一次入世。”许文泰告诉界面新闻。
“我们利用结构估计的方法估算2006-2009年间贸易成本的下降，然后将此贸易成本的下降放到模型中看国民福利变化。而此福利变化与更一致的户口改革、更宽松的户口政策所带来的福利变化所去不远。”
文中所指的国民福利，是由工资除以物价指数来衡量的。
基于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作者观察到这样一个人口流动模式： 2005年，农村人口倾向于迁移到城市规模普遍更大的沿海城市；但到了2015年，更倾向于前往内陆城市。2005年，前往沿海城市的人口数量是前往内陆城市的1.8倍，但到了2015年，前者比后者少了约三分之一。
这与这段时期的户口政策变化相吻合：随着老龄化加剧、人口红利消失，加上推进城镇化建设，2010年前后，二三线城市户口限制大规模放松，并在大约5年后完全放开；但在一线城市，出于对资源负荷过重、拥堵、污染等“城市病”的担忧，户口准入门槛依旧非常高。
作者把中国分成农村、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三大块，搭建了一个空间量化模型。同样与户口政策变化相吻合的是，据作者估计，2005年，农村到沿海城市和农村到内陆城市的迁徙成本相似；但到了2015年，这两种流向的迁移成本都下降，其中到沿海内陆城市的成本下降速度更快。
然后作者假设了两种更自由、更一致的政策情景，来考察可能的国民福利的变化。第一种是，在保证农村总体迁出人口不变的情况下，降低农村到沿海城市的迁徙成本（emigration friction）并提高农村到内陆城市的迁徙成本，使得两者相同。这样的话，上述人口流动的模式就会反转，即，农村人口更偏向于向沿海城市流动，因为沿海地区生产力更高。由此带来的劳动力重置会将全国国民福利提升2.2个百分点。“考虑到这里的劳动力重置（本来会从农村迁徙至内陆城市而改迁至沿海城市）只占全中国2.9%的人口，这一福利变化非常可观。”许文泰称。
在第二种户籍政策更加自由化的假设情境下，即，将农村到沿海城市的迁徙成本降低至农村到内陆城市的迁徙成本相同的水平，如此一来，更多的农村人口会流出，而且主要是向沿海大城市方向移动，由此带来的福利提升比例更大，达到6.9%。
贸易成本需要减少多少，才能带来同样规模的福利提升？作者的测算是，在第一种政策情境下，中国对外贸易成本需要减少4.4%；而在第二种情境下，需要减少12.7%。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世界银行数据库资料显示，1996-2006年期间，中国贸易成本只下降了5.1%，这其中绝大部分源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换句话说，如果中国采取更自由、更放任的城镇化政策，中国的获益甚至可能超过过去从贸易自由化得到的好处。”作者表示。
据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中国城镇化水平首次超过了60%，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和中国人均GDP差不多的如巴西等国的城镇化水平。
作者在工作论文中指出，阻碍城镇化发展的一个潜在政策理念是，“中国大城市的规模太大了”，对此，作者表示，评估一个城市规模应该多大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可能需要更多研究，然而基于这种想法实施的限制政策可能对整体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损害，因为当资源和人口被错配到生产力并不是最优的地方时，整体的生产率将下降。
从作者假设的两种政策情景可以看出，户籍政策的限制给整体经济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如此，作者指出，他们的结果是“保守的”，因为他们在基线中设置的迁徙弹性相对较低，另外，他们的模型没有纳入城市群或城市聚集效应，如果纳入，他们的结论将进一步得到强化。
学术界普遍认为，人口政策的放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2015年，多伦多大学的朱晓东和卡尔加里大学的T.Tombe研究发现，2002年到2005年间中国城市间贸易和迁徙阻力的降低带动了约1800万的人口流动，带动实际购买能力增长约15%。另外，马麟和南阳理工大学唐旸在另一份研究中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1/5到1/4都是由国内人口流动带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