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悦幕中国电影观察 庞宏波
4月30日，张昭过完了他在复星的lastday。
8个月，张昭主动离开复星。8个月前，张昭还被看作是乐视影业的“守夜人”。在经历了2017年乐视体系危机、2018年税收政策调整、2019年国家内容方向调整之后，张昭放下重担。但因为“守夜人”这个角色，在外界看来张昭上一次的离开带着一定的悲情色彩。
在到复星之前，张昭找了一张纸，用毛笔在上面写了两个大字“改变”另加了三感叹号。“怎么放下身段去变得柔软，又坚持又融合，是我思考的问题”，在2019年底见到张昭时，张昭用这句话来谈论自己的“到来”。
而现如今，距离张昭入职复星仅仅过去8个月，这8个月又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其“闪电”离职呢？
“疫情导致的整个行业的停摆期是做坚决调整的最好时期，就是要快，而且越快越好。”疫情对于整个影视产业的影响，实际上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这种严重程度，对于产业的任何一个环节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但也因为这次的“暂停键”，让整个产业看到了彻底变革的契机。在整个行业接下来不得不面临的重建期，张昭认为要“抢时间”。
从复星离开后，张昭坦言目前有两个最重要的工作：一是扶持青年创作者，完善中国电影急缺的监制体系；二是做产业梳理，通过自己亲历的产业发展来回顾之前20年中国电影发展的脉络，从而找到疫情之后的“产业解决方案”。而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让价值资本看到影视产业的希望。
1、为什么离开？
“没有一阶段一阶段，是一条直线。”
“我这个人是分成两面的，一面是职业经理人，所有的平台、资本都有他们的需求。职业经理人的张昭是去满足那个需求的；我的另一面是产业人，推动产业发展到一个对的方向。有时候这个东西是完全两张皮的，有时候是硬币的两面。但骨子里我是一个产业人，这是我的骨水。”
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张昭，连续经历了2017年乐视体系危机、2018年行业税务调整、2019年内容方向调整、2020年新冠病毒的疫情。而伴随着“四次危机”，“职业经理人”的张昭从乐视体系脱离和融创结合随后离开加入复星，然后又离开。“大家把我看作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从一个平台到另一个平台，是运营平台的boss。这没错，也是我擅长的，职业经理人就是要满足资本的要求。对我自己来说，我经历了这么一波又一波，也是给你更多的机会，把问题看的更清楚。”
事实上，在2016年乐视影业11部影片片片过亿的时候，张昭就开始思考第二曲线的问题。但在整个行业狂飙突进的阶段，想要做出改变是极其困难的。而现如今，疫情强制“暂停”影视行业，让张昭看到了改变的机会。
“如果行业还在老路上迅猛发展，实际上也没有机会让大家来听我讲行业是怎么一回事。对我来说，经历了这么多，其实就是一个逐渐获取更多听众的机会。”
“对我个人来说，想法一直是挺成熟的。疫情后的产业深度调整需要一些不同的做法，一些个人的做法。有的时候个人的作用更大，因为自由。大的公司有大的公司的逻辑，成本也高，而这个时候单兵突击有好处，相对来说有更大的自由度。”
2、为什么是现在？
疫情下的行业震荡。
现阶段，疫情对于整个行业的影响已经迫使产业链的诸多环节进入到了深度调整期。在“行业热点”密集爆发的当下，实际上任何行业的调整都更容易理解。
目前来说，疫情对于行业的影响远远没有结束。在“集体期待”影院开门的同时，绝大多数人还抱着疫情结束恢复常态的幻想。事实上，随着影院大面积注销、行业裁员和公司转型，整个影视行业从“冷冻状态解冻之后”，才是行业挑战的开始。
影院的开门成本将会高于关门的成本，而大众消费心理的恢复还需要面对内容端的供给矛盾。一方面，海外疫情会延长引进片的供给，另一方面，国产头部影片是否敢于在疫情结束后初期上映依然是一个疑问。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培育和恢复大众观影心理，就成为了一个极大的挑战。
4月初期，张昭在谈到疫情影响的时候，表示：“这个行业实际上需要3到5年的重建期，现在是时候正视绝望，并且打破幻想。”
但从另外一面来看，20年前中国电影票房不足10亿，10年前中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100亿。而在2019年，不到10年的时间里，票房体量翻了6倍。过快的产业发展，除了验证整个产业“刚需”的同时，实际上也存在着不小的行业泡沫。疫情对整个产业的突然暂停，或许会让整个行业进入到从大到强的第二阶段。
张昭认为，“其实整个行业的元素实力是挺强的，影院、基础设施、创作力量实际上都在。但是怎么面向未来是一个问题，所以也有一些迫不及待，想尽快把这个做起来。”
另外，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是产业发展和资本需求的矛盾。虽然整个产业的发展方向是清晰可见的，延长电影的生命周期，通过“价值”来满足“价格”。但是整个产业的发展需要资本的“输血”，但资本本性决定了彻底性变革是很难实现的。尤其是碰到疫情更是如此，资本本身的损失惨重，而且在进入到任何一个行业当中，资本需要产业符合自身的逻辑，但资本在和产业结合的过程中，资本的属性就会发生作用，这个属性所发挥出来的作用未必是好的。
与此同时，整个中国电影产业实际上一直没有让资本看到一个长期可行的模式。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之低、市值之低，放在资本市场是缺乏绝对优势的。而整个产业的爆款逻辑，实际上也加重了现有资本的风险。
”过去我一直在做平台的推进，光线时期，利用光线娱乐新闻网做了地网发行，让中国的公司进来的时候是有宣发体系的，所以做了宣发平台；乐视时期，主要是去推进流媒体平台为内容导流，与此同时因为那个时候影院规模的扩大，所以地网也进一步扩大。接下来，下一步我们要面对的是移动互联网品牌时代怎么去做内容的品牌化，所以要解决基础问题，最基础的问题就是产品。”
3、“抢时间”
为“后天”工作。
张昭离职复星之后，坦言当下最重要的工作是两个。一个是扶持青年创作者；另一个是产业梳理。
在整个产业的停摆期，对于绝大多数坚守在电影阵地的平台来说，很难让其率先做出调整。而在疫情结束后，其自身遗留的问题也可能会让传统公司进入到1到2年的深度调整期。在这个阶段，对于青年创作者来说至关重要。
行业本身的问题，让其新片的融资会出现极大的问题。一旦1到2年时间，资本和平台疲于自身调整，那么就不得不逼迫着青年创作者“转型”其他内容领域。一旦青年创作者信心开始流失，那么整个行业就不得不面对人才流失的风险。
现如今，年轻一代已经成长为整个行业的中坚力量。在2018年电影市场盘点的时候，”新题材、新类型、新人才”就成为了市场的特点。而2019年，《哪吒》背后的饺子、《流浪地球》背后的郭帆、《少年的你》背后的曾国祥，头部单片票房体量的提升进一步加深了行业“三新”的特点。
另外对于内容创作来说，同样需要完整的时间周期。而从时间线上来看，一个完整作品的打磨恰恰需要和传统公司可能出现的调整周期相吻合。所以，张昭认为当下最核心的事在于把握年轻一代。
“过去和年轻导演们聊，很多都是看什么时候给钱，能够尽快拍。现在不一样了，每一次聊都收获很大，信心倍增。”
在张昭看来，中国电影产业主要欠缺两个职位，一个是监制一个是策划。张昭认为直到目前，国内电影产业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监制制度。尽管这两年，监制盛行，但目前所停留在的是内容监制阶段，保证电影顺利拍完投入市场。但实际上，监制真正的作用在于和平台和资本的对接，是将内容转化成产品的一个纽带。
所以接下来，张昭不排除将更多的精力投身在青年导演执导电影的监制工作上。
另外，目前整个电影产业和资本的结合并不顺畅，资本对于电影产业存在很大的信任问题。“很多都不是长期资本，不是价值资本，过去我们也很少有和价值资本直接对话的机会。但现在行业整体的调整，实际上让我们有了重新和价值资本对话的机会。”
从1996年美国留学归来到2020年，张昭感慨历史极其的相似。“不要忘了我是创作者出身，1996年从美国回来，自己当导演拍戏就知道没有市场逻辑是走不通的。但从1997年到2000年，整个电影市场就经历了一次调整。2000年我从上海到北京，正好是第六代导演崛起的时候。那个时候，罗异从滚石唱片拿了一点钱，我、张扬、刁亦男、贾宏声几个人在艺玛天天聊剧本，然后罗异的老婆给我们做饭吃。那个时候唯一的收入是替滚石拍一些MV，但三年时间里艺玛做了七八个片子。”此后，随着民营资本进入电影产业，电影市场的规模迅速扩张，而在第六代导演大背景下崛起的中坚力量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现如今，20年后中国电影似乎又回到了“苦日子”。同样是青年导演崛起、同样是整个产业的调整、但在5G时代，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如何通过产品构建体系是很重要的课题。为此，张昭也不排除进行一些产业梳理，更重要的目的在于让价值资本重新看到电影产业发展的希望。
除此之外，张昭也坦言，如果有资本或者说平台愿意坚守或者推动产业化和品牌化的逻辑，那自己当然也愿意乐助其成。
在问及“8个月闪电离职对自己可能造成的潜在影响”时，张昭表示“如果大家看到我是一个产业人，那么这条轨迹是很清楚的。对于今天这个阶段来说，我骨子里产业人的这种使命感会很强。强到我必须放弃一些东西，因为产业太难了。但现在也是最好的时机、去推动我想了很多年的产业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