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聂琳
新冠疫情的突然来袭，对制造业产业链造成严重打击，相比发达国家，中国制造业在此次疫情中受到的影响较小，凸显国内供应链优势。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政客开始发声，要求企业加速将产业链迁出中国。
美国《福布斯》杂志4月10日报道称，日本政府表示将为日本公司从中国搬回日本或向东南亚转移提供财政补助。同日，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库德洛在被问及美国如何摆脱对中国的过渡依赖时，说他个人倾向于向有意向搬离中国的企业提供“搬家费”，以覆盖厂房等各项费用。
对此，对外经贸大学中国国际贸易组织（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表示，美日政客提出的所谓“搬家费”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姿态，其可行性并不强。
他指出，中国拥有整体产业链配套优势，这种优势很难被取代，中国在劳动生产率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十分突出。更重要的是，中国具有独一无二的市场优势，可以在短期内形成规模经济。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尤其是国人非常喜欢尝试新鲜事物、新东西，这就意味着在开发新产品方面，中国可以成为一个最好的试验田，带动规模经济的形成。”屠新泉说。
他表示，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入中速度、高质量发展，经济结构也在不断调整，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出于逐利目的搬离中国是无法避免的。但是，“经济系统类似人的新陈代谢，可以说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只有‘旧的’去了，才能把资源让出来以供给‘新的’发展。”
屠新泉还指出，对于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必须确保营商环境的公平，通过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来吸引新型企业落户。
以下为采访实录，经界面新闻编辑整理。
界面新闻：近几年，美国、日本等国一直在鼓吹“制造业回流”，成效如何？
屠新泉：实际上，因为中日关系问题，日本很早就开始动手推动制造业回流，当时也确实有一批日本企业从中国撤资回到日本或者转移到东南亚。不过，最近两年，一些日本企业，尤其是生产中高端产品的企业又重新回到中国，加大对中国投资，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和需求越来越大，吸引了这些企业回到中国。
美国出现“制造业回流”的趋势主要受特朗普上台之后发起贸易战的影响。不过，总的来说，即便美资美企从中国撤离，他们大部分也不是回到美国，而是转移去东南亚等地。至少从美国国内情况来看，制造业占美国经济的比重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界面新闻：这次新冠疫情医用物资短缺令美欧等发达国家从上至下都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美日政府在这个时候又提“制造业回流”，甚至贴钱让企业离开中国，这个政策能奏效吗？
屠新泉：我觉得这是个姿态问题。日本的政策可能并非专门针对中国，日本主要是考虑到这次新冠疫情所产生的突发性影响，为了稳定或者确保其供应链的安全。美国方面，我认为像库德罗所说的为企业承担“搬家费”等这样的说法不必去太过理会。
实际上，针对制造业如何回流本土，美国政府迄今为止也并没有想清楚具体要怎么操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目前公共债务高企，很难说具体真正能够拿出多少资金来支持企业“搬家”。所以，整体来看，这种资助企业转移回美国的方式是不太可行的。
对于“制造业回流”，贸易战的作用反而更大。至于给不给钱只是个宣誓性的东西，并不代表美国实际上真要采取什么措施。
界面新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因为我们有廉价且勤劳的劳动力，土地、水电煤气等资源价格曾经也很便宜。但是，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近年来人力、土地、原料等成本不像过去那么便宜了，我们还有什么优势？
屠新泉：首先是劳动生产率的优势。我们的工人技术水平和熟练程度、物流系统、金融系统等各方面的效率都提高了，从而带动劳动生产率提高，这样企业的单位成本就会下降，而成本是外资外企考虑设厂时考虑的首要因素。
中国还拥有整体产业链配套优势。我们拥有全产业链各个环节所需的几乎全部东西，以手机生产为例，为什么手机生产都集中在深圳？是因为深圳什么东西都有，小到一个螺丝都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备齐。这种整体产业链配套优势需要长时间培育，很难被取代。
此外，我们还具有基础设施优势，包括政府行政能力、员工和劳工的素质，这些方面都非常难得。
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市场优势。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尤其是国人非常喜欢尝试新鲜事物、新东西，这就意味着在开发新产品方面，中国可以成为一个最好的试验田，带动规模经济的形成。规模经济只有在人口众多、消费市场庞大的国家和地区才能形成。举例来说，假如某种新产品在新加坡研发出来然后在当地卖，这不太可能形成规模经济，但在中国，由于我们消费市场庞大，可以很快形成规模经济。
界面新闻：未来如果有企业要离开中国，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中国要如何进一步吸引外资企业？
屠新泉：我认为企业离开中国是我们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经济始终是个变化的过程，随着中国要素禀赋、市场定位的变化，比如，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总会有企业离开。经济系统类似人的新陈代谢，可以说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只有“旧的”去了，才能把资源让出来以供给“新的”发展。
不过，我们希望这个过程不要太快，而是一个渐进的、健康的良性循环过程，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整个经济要素禀赋、市场定位等的变化过程。
此外，在这一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创造条件来吸引新的企业，而在吸引新的企业方面，政府要做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确保营商环境的公平。之前，外企很大程度上是将中国当做一个生产基地，在中国生产产品然后出口到第三方市场，这种情况下，外企与中国企业很大程度上不是竞争关系。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外企在中国本身就是瞄准了中国市场，因此与中国企业之间是直接竞争关系，这个时候，公平就变得尤为重要。
界面新闻：全球产业链被疫情影响甚至破坏已经在所难免。您预计，未来全球产业链会发生什么重大变化？
屠新泉：新冠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中断的这种情况应该说是非常极端的情况，以往很少出现，这给企业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即如何权衡供应链效率与供应链安全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之所以快速发展，是因为企业在全球追逐低成本，或者说追逐高效率，他们基于成本将生产分散到多个地区和国家，这对其最终的成本来说是有利的。但现在，新冠疫情暴露出这种分散生产的软肋。比如，一家企业只在两个国家生产，只要这两个国家的疫情好转后生产就可以恢复，但假如这家企业把生产分散到了20个国家，那就必须要等这20个国家疫情全部控制住之后才能启动生产。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未来可能确实需要权衡和调整。相对来说，比较现实的做法是企业将生产收缩到一个国家，而不是那么分散。经过这次疫情考验，可以看出，东亚国家以及东南亚的越南是比较好的生产目的地。另外，企业的库存策略可能也面临调整。以往为了追求效率都是零库存，以后，为了应对类似新冠这种突发情况需要增加一些库存。
界面新闻：从这次疫情来看，中国制造业产业链有什么不足之处？未来要如何补短板？
屠新泉：其实这次疫情暴露出我们在产业链方面的短板主要还是电子产品领域，电子产品的生产太过分散，芯片、内存等基本上都依靠日本和韩国，这种状况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不过，与供应链问题相比，我们的外贸出口目前面临的问题更大，因为疫情使得国外市场需求受到冲击，所以未来还是需要更多地去考虑市场多元化，以及东亚一体化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