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群的牛羊在啃食着塔头草，不远处的农耕机轰鸣着，这一切都显得与脚下这块受保护的湿地极不协调。
眼前的这一切让53岁的黄喜民顿时脸色难看起来，接连骂了几句脏话。他刚刚拍摄白鹭的时候，还满脸兴奋。
黄喜民是双鸭山市宝清县靠山村的村民，在当地，他是一位知名的民间湿地保护人士。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东升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三江平原腹地，属于“北大荒”的一部分，当地人称这里为“东大荒”。“北大荒”曾是东北地区最大的湿地，但在1950年代，被充满革命激情的上万退伍军人、干部和知识青年排干沼泽改造为中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
这一计划经济时代的人类工程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意识到了湿地对于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开始恢复湿地环境，并开始建立专门的湿地自然保护区。
2004年东升湿地保护区成立时，批复总面积16169公顷，2008年调整为19244公顷。设立保护区的目的除了恢复湿地环境，还要为湿地内的金雕、丹顶鹤、东方白鹳灯20多种国家保护动物提供安全的栖息地。
湿地内还有一种更加宝贵的天然植物“活化石”——塔头草。塔头草是由于草木死亡后腐烂，腐烂后再生长，又腐烂，又生长后经年累月形成的，是湿地景观的代名词。植物学家们称，一个直径60厘米左右的塔头墩，需要上千年才能形成。
但九月中旬的一天，当黄喜民第二次带着民间环境保护机构“自然大学”的两名志愿者朱清和邵文杰进入东升湿地核心区的时候，却看到牛羊肆无忌惮地啃啮着这种一旦被破坏就无法恢复的墩状草本植物。
邵文杰站在一株塔头草边上，用手比了下腰部的位置说：“正常情况下塔头草应该生长到这个高度。”而他脚边以及身后的一整片塔头草，已经被啃食得光秃秃了。
黑龙江新闻网曾援引相关专家的介绍称，塔头草一旦被破坏了，依附在根系上像头皮一样的薄土，在干旱和风力作用下就会流失，而薄土下面就是黄沙。
今年7月份，黄喜民已经带着他们进入湿地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就发现，湿地内违法放牧现象严重。同时，他们也发现，违法占用湿地用作耕地、生产、建设用地等行为也造成湿地的功能正在丧失。
调研结束后，自然大学在今年8月底专门举办了一次东升湿地保护研讨会。黄喜民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作为东升湿地唯一的在地保护者，主办方给黄喜民1小时发言时间。黄喜民给自己的发言起了一个醒目的题目——魔爪下的东升湿地，你还能活多久。
9月中旬，黄喜民再次带着自然大学两名志愿者一起来到东升湿地。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对当地湿地遭受破坏的情况进行调研，黄喜民也希望借助环保组织的力量“呼吁人们保护湿地”。
9月17日，界面新闻记者也随行进入了东升自然保护区。现代SUV行驶在保护区狭窄的堤坝上，一路颠簸。
一支由养牛人、牧羊犬和几十头牛组成的队伍，与我们一行人擦肩而过，在这条只能容纳一辆汽车行驶的小路上，牛群看起来浩浩荡荡。
牧牛人操着一口浓重的东北话说，一到秋天，塔头草就老了，牛不喜欢吃。所以要赶回家圈养起来，等明年五月份湿地的草绿了，再回来。
长期在东升自然保护区耕种的农民张大山（化名）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根据他的观察，目前，保护区里面至少有五六十拨放牛放羊的队伍。另一个农民也向界面新闻证实了这一点。
几天后，界面新闻就此向东升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邵明昌求证时，他答复称，以前确实有二十几拨放牧的，但经过保护区清理后，目前还有两三处。
但仅在9月17日，黄喜民和自然大学的志愿者在保护区的部分范围内就发现了至少5处牛群或羊群。
对于保护区内的放牧情况，邵明昌解释，保护区成立以前，宝清县畜牧局下属的草原管理站曾给一部分人核发草原使用证，允许他们在东升湿地放牧。
他说：“根据《草原法》规定，草原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长期不变。并且，草原使用证还能继承转让。”
9月17日的调查还发现，保护区内农业耕作现象非常严重。张大山就在保护区里承包了近40公顷耕地，并且他的耕地还在不断向外扩张。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教授李晓民一直在关注着东升湿地的现状和保护情况。他忧虑地说，耕地会逐步侵蚀湿地。
“东一块湿地，西一块耕地。”李晓民曾多次带领学生去东升自然保护区进行调研，他说，东升湿地是湿地破碎化的典型案例。
自然大学志愿者朱清根目前掌握的数据显示，有1000多公顷的湿地被非法开垦用作种植。耕种者多为附近村民。
但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因素。
靠山村等东升湿地附近的村落是1970年代末黑龙江省一次统一组织开发荒山荒地规划的结果。当时组建了6个机械化大队开发东升湿地，黄喜民所在的靠山村就是当时的第一机械化大队，当时被称为开荒点。
但后来又因该区域没有完备的水利工程设施，外洪内涝，该区域被规划为滞洪区。靠山村以远征点形式经营该区域土地。所以，一直以来，靠山村的土地离村民们的居住地非常遥远，黄喜民说，“有50公里”。
湿地保护区成立后，靠山村以及其他村子的大量土地都被划进了保护区范围，但并未有任何生态补偿，这令村民非常不满，为此过去10年来，他们不断上访，要求保护区归还他们的土地。
最近几年，黄喜民也不断就此事向黑龙江省和国家林业局进行举报。
邵明昌说，东升自然保护区成立初，有百分之四十的面积属于非湿地，也就是耕地和道路。“所以，虽然有些耕地划进来了，但大部分还是有人在耕种。”
邵明昌也承认，保护区成立时，老百姓的地交上来没有任何补偿，他说，“这有待于政策到位之后再退耕还湿。”
去年，中国在一部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偿试点，一公顷土地给农民2000元的一次性补偿。邵明昌希望，未来有一天，补偿政策也能落实到东升这样的省级自然保护区。
但眼下，由于大范围耕种，却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因农药和化肥使用所导致的水源污染。
界面新闻记者在保护区范围内的耕地里随处发现大量的化肥和农药的包装。张大山说：“由于种植面积大，农民们采用机械化耕种，会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
李晓民认为，湿地污染目前非常严重。水体富营养化不但对水生生物产生很大负面影响，农药过量使用也会直接危及到保护区内的鸟类。
一名在东升自然保护区养鸭子的妇女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去年她养殖的近百只鸭子在三天之内全部死光。当时，她还在湿地发现了大片死掉的野鸭子。她怀疑这是农药导致的结果。
此外，湿地里被承包给打渔人的河段也暴露了湿地监管的缺失。
宝清县七星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科长崔守斌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很多保护区里面有河流，而河流归水务局管，他们就把一部分水资源承包给个人，允许个人在里头打渔。因此不可避免地，不同部门对河道的管理与对保护区的管理会出现矛盾。
“有些保护区管理不完善，打渔的人又非常分散，很难管理。”李晓民说。
邵明昌对此也表示同意，他称，对于面积为19244公顷的东升自然保护区来讲，仅凭有限的保护局工作人员的巡护，很难发现藏在芦苇深处的捕鱼者。
但同属于宝清县的七星河自然保护区，却几乎不存在捕鱼、放牧、耕作等现象，目之所及，均是茂盛的蒲草和芦苇，以及点缀其间的水禽和飞鸟。
与任何人进出均不受阻拦的东升自然保护区相比，七星河自然保护区成立了公园，游客需要买门票进入，任何车辆禁止进入保护区。
这又与保护区内土地的所有权性质有关。李晓民指出，整个黑龙江省约200个湿地保护区，管理局拥有保护区全部土地所有权的仅有两个，一个就是七星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另一个是洪河自然保护区。
“也就是说，只有这两个保护区，可以把自己的湿地画个圈围起来，说这全是我的地盘，不许人进入进行开发或破坏。”李晓民说，“至于其他湿地，有的有村落有公路，有的由水利部门管理河流，有的由畜牧局管着草地。”
李晓民说，一个湿地涉及到多个部门的利益，“不好协调。”
邵明昌最大的愿望也是希望管理局能够拥有保护区里面全部的土地所有权。这样，眼下所面对的很多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湿地素有”地球之肾“之称，这一称谓表明湿地对于地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但在1949年后，由于中国大规模、有组织性的对”北大荒“等湿地的开发开垦，中国湿地面积迅速减少。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意识到了湿地的重要性，开始退耕还湿，并建立了多个湿地保护区，但是，相较于1949年前，中国湿地面积已经今非昔比。
仅仅以三江平原为例，三江平原上的湿地面积在建国初期是500万公顷，到2010年只剩下91万公顷，减少80%以上。
改革开放后，由于农业发展的需要，黑龙江等地其实一直并未减少对湿地的开垦。数据显示，黑龙江省湿地面积在1980年代还有199.7万平方千米，但到了1998年，湿地面积已减少到155.8万平方千米，减少的湿地面积相当于一个广西自治区。
李晓民告诉界面记者，到1998年，黑龙江的湿地严重破碎化，除保护区外，已经没有较大面积湿地的存在。
2009年至2013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也显示，近十年来，中国湿地面积减少了339.63万公顷，相当于两个北京市的面积。
调查结果称，近十年来，中国湿地面积减少，功能持续下降，对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在黑龙江，对湿地的大规模、有组织性的开发，自1998年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的决定》后被划上句号。
但实际上，成立自然保护区，并不意味着保护区内的湿地就不再因人类活动而遭受破坏。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明确规定，湿地核心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
9月份的调研结束后，黄喜民更加忧心忡忡。他说，“保护区成立以后，湿地应该保护得更好才对，可是你看现在呢？过去这里有河狸、有狍子，现在看不到了。再这样下去，鸟儿也不愿意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