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作者 | 钱伯彦 陈英
夜晚9点，距离德国金融之都法兰克福仅20公里、因格林兄弟出生与此而被誉为“童话之城”的小镇哈瑙（Hanau）已经渐渐睡去。
43岁的本地居民托比亚斯（Tobias Rathjen）正坐在书桌前仔细地最后检查着自己撰写的、长达24页的宣言《致全体德意志人民书》（Botschaft an das gesamte deutsche Volk）：“德国人比其他所有国家的人更具价值，但并非所有拥有德国护照的人都是纯血且有价值的……那些不再可能被驱逐出德国的民族必须被清除，我可以想象人口减少一半的样子……”
时针划向夜里10点，托比亚斯从家里出发，随身携带着一把格洛克17式9mm手枪。作为拥有合法持枪证的法兰克福某射击俱乐部资深会员，托比亚斯还拥有德国瓦尔特和瑞士SIG Sauer公司的两把9mm口径手枪。
托比亚斯很快便来到了哈瑙的市中心广场，一家名为“午夜”的水烟店是为数不多仍在营业的场所。在礼貌地按响了门铃之后，托比亚斯来到了吸烟区，毫无征兆地掏出了手枪。
一阵扫射之后，托比亚斯逃离现场。半小时之后，原路返回的他重施故伎，在离家不到200米的街道上再次敲开了一家名为Arena Bar & Cafe的水烟咖啡馆的大门。
待到托比亚斯离去时，两家水烟店里已经留下了9具尸体，其中甚至还有一名孕妇。
但是托比亚斯还有两颗子弹没有射出。一枪射向了自己已经72岁的年迈母亲，最后一颗子弹则是留给自己的。
至此，托比亚斯在这个夜晚夺走了包括自己在内的11条生命。目前无证据表明托比亚斯认识除其母亲之外的任何一人。
精神病人？种族主义者？
土生土长的哈瑙人，顺利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学习金融专业，毕业之后在银行任职，托比亚斯的生活经历似乎与普通人没有区别。
“他们（一家）给我的印象很正常”，当地教区的牧师康纳德·威尔（Konrad Well）在接受《哈瑙报》采访时坦言托比亚斯本人和其家庭并不引人瞩目。
的确，托比亚斯从未有过犯罪记录，也从未被发现与极右翼和新纳粹有过接触。虽然他拥有三把枪械，但这些枪支都为合法拥有，在德国当局每年的例行检查中，托比亚斯每次都顺利通过测试。
但是在这平凡的背后，托比亚斯个人及其家庭却又是失败者。
在行凶前的那份宣言中，他坦言“上大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结识一个有吸引力的女人”。在谈一场校园恋爱的幻想破灭后，托比亚斯写道：“我这辈子都不会有女人了”。
除了长期的性压抑之外，托比亚斯的另一个痛点则来源于其父亲汉斯（Hans-Gerd Rathjen），也是这个家庭的唯一一名生还者。
汉斯曾是某家公司当地办事处负责人，享有不菲的收入，直到被炒了鱿鱼并被迫多年依靠领取救济金度日。时至今日，72岁的汉斯依然要靠外出打零工才能维持生计。
“大家都认识这家人，现在不知道汉斯何时能够回来，但我们害怕他回来”，邻居向当地媒体透露，汉斯失业之后曾试图以选举舞弊为由将哈瑙市长告上法庭。在诉讼失败之后汉斯就变得极为古怪和暴躁，曾对着垃圾桶泄愤以及将垃圾桶中的垃圾恶意倾倒在邻居家的停车位上。
目前，汉斯已经被警方暂时拘押。
相比于汉斯的破坏公物，托比亚斯则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被迫害妄想症患者。在宣言中，托比亚斯坚信全家都受到了德国国家安全机构的监控，父亲的失业正是两名特工威胁雇主的结果，而这也是他无法找到女人的主要原因：“（我）在大学时曾经和一名女同学有过交往，但受到她父母的严密监视，甚至邻居的孩子们也在监视我。”
在通过“国安局”的阴谋论解释了生活中的一切不如意之后，受到良好教育的托比亚斯很快便传播他的理论。
在其个人YouTube频道上，托比亚斯用流利的英语号召美国人反抗看不见的情报机构的统治。他坚信“美国地下存在巨大的军事基地，内部人员效忠于魔鬼且以虐待、杀害儿童为乐”，至于9·11恐怖袭击则是彻头彻尾、自导自演的阴谋，而且“全人类正在被一小撮精英背叛”——矛头直指犹太人。
除了对精英的仇恨之外，作为银行职员且经历过一次银行抢劫的托比亚斯也对伊斯兰教充满了厌恶：“在被拉去警察局做笔录的时候，我看到案卷里90%的嫌疑人都不是德国人，都是土耳其人和北非人。这是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对阵情报机构和我们种族的退化！”托比亚斯的“被消灭24国”名单里就有菲律宾、摩洛哥、土耳其以及以色列。
事实上，此次枪击案的9名受害者中就有5名土耳其裔。
失意者和选项党
“种族主义和仇恨是存在于我们社会的毒素，这种毒素导致了太多的罪行”，当地时间20日中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悲剧发生后第一时间发表了声明，坚定地对排外主义说不。
默克尔口中的“太多罪行”是不争的、也是不幸的事实。
去年10月9日，27岁的德国极右翼分子鲍里埃（Stephan Balliet）持枪械和炸药试图在犹太赎罪日闯入前东德城市哈雷的一座犹太教堂大开杀戒，在被安保系统阻扰之后又随机射击路人并导致两人丧生；去年6月2日，新纳粹分子恩斯特（Stephan Ernst）潜入持亲移民立场的基民盟议员沃尔特·吕贝克（Walter Luebke）家中并将其暗杀；2018年8月26日，原东德城市开姆尼茨更是爆发了6000余名右翼分子无差别街头袭击外国公民的丑闻；当然还有至今仍未彻底根除的连续杀害8名移民的恐怖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地下党”（NSU）。
自从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以来，有超过130万难民涌入德国并一度引发严重的治安滑坡。
这一方面导致两德统一以来始终无法根除的新纳粹死灰复燃。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局和内政部的一份报告显示，2017年至2019年的两年时间内，极端分子与边缘团体增长了50%，达24000人和33个团体。
另一方面，针对外国移民、难民，尤其是穆斯林的疑虑情绪也在政治合法层面催生了德国选项党（AfD）这一极右翼政党。虽然选项党的高层几乎清一色皆为高级知识分子，但是该党却充满着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打着“提防人口置换”、“全球变暖是精英分子的阴谋”、“柴油就是好”等一系列阴谋论口号的选项党即便许多主张经不起推敲，但是其铺天盖地的广告以及挨家挨户散发传单的策略确实起到了效果。目前选项党已经是德国第三大党，在原东德地区更是第二大政治势力。该党两周前在前东德图灵根州的暗箱操作更是导致该州仍处于无政府状态。
极右翼政治力量再度抬头的背后，则是大批在经济危机中被时代抛弃的“沉默的大多数”。
即便是在贫富差距并不巨大的德国，无论是此次袭击案的托比亚斯，还是来自原东德地区的新纳粹，这些激进分子的故乡都是经济长期停滞的地区。
哈瑙市虽然距离法兰克福金融城仅有咫尺之隔，但是这个曾经以家电制造而闻名的小城早已在产业链全球化的过程中走向了没落。根据德国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哈瑙市的贫困率高达28%，而整个美因河大区的贫困率则为17%。与此同时，缺少就业机会的哈瑙还经历了持续的人口增长停滞，相比于法兰克福在过去20年内增加了10.5万居民，哈瑙市反而人口萎缩了175人。
高学历人群、特别是德国裔居民的流失也使得哈瑙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目前哈瑙市的德国人口占比为74%，与全德范围内的87%相比明显偏低。
正如《法兰克福时报》所言：“哈瑙已经没有了稳定的中产阶级。”这或许也是整个德国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