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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石一瑛
七个月之前，浙江的一个夏日。
耗资18.68亿元、占地14万平方米的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迎来了2019赛季中乙南区的第20轮联赛。自2016年开始，这里一直是中乙俱乐部——浙江毅腾的主场。
只是，即将承办2022年亚运会的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从来不会在主场比赛日引发多大的关注，场均不到千人的现场球迷，甚至不及一些热闹的企业运动会。
在这场浙江毅腾与深圳鹏城的比赛中，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的上座数据为202人，是当轮中乙联赛的最低纪录。
那一天，一位来自深圳鹏城的远征球迷，成为了空旷看台的独有风景——没有声势浩大，也没有人头攒动，他只是在栏杆上挂好了队旗，完成了一个人的远征。
赛后，深圳鹏城的队员们来到看台之下，为这名孤独的球迷送上了掌声。
然而，这样的坚守与共情，已经在深圳鹏城的历史中永久尘封了。
2020年2月14日，成立于2016年11月的深圳鹏城发出公告，以“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俱乐部发展规划产生较大影响”为由，宣布正式退出2020赛季中乙联赛。
这已经是短短两年之内，第三支从中乙联赛主动或被动退出的深圳球队了。
此前，上赛季排名中乙第17名的深圳鹏城，本已按时提交2019年俱乐部全额支付教练员、运动员、工作人员工资奖金的确认表。他们没有产生任何欠薪或转让的场外新闻。
当然，这样的选择放置于目前的中国足球大背景下，也并非令人意外——眼见凛冬将至，止损善莫大焉。
去年11月，在中国足协第11届新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中国足协执委、中国足协发言人戴晓微表示，在2025年之前，中国三个级别的职业联赛都会逐步实现扩军——中超将扩军至18队，中甲为20队，中乙则计划从32队增加至48队。
彼时，在简化足协职能和职业联盟筹建的趋势下，力求“国退民进”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至少在纸面上了显现了不少的利好消息。
但好景不长，当混乱的2020年进入2月时，即便提交工资奖金确认表的截止日临时延期，足协也无法逆转中国足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退出潮”。
2月4日，中国足协在官方网站发布公告，通报了没有按时上交签字确认表的9支球队，按照规定，他们也将无缘2020赛季的联赛准入资格：中甲的上海申鑫、广东华南虎、四川隆发，以及中乙的南京沙叶、福建天信、大连千兆、银川贺兰山、延边北国和吉林百嘉。
如果再算上过去一周退出又撤回的保定容大(中乙)，还有突然放弃的深圳鹏城(中乙)，当2020赛季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尚未开打时，想象之中即将扩军的中甲和中乙联赛，就已然面对了支离破碎的局面。
知情人士告诉界面新闻：“其实在过去一年，欠薪问题已经不再是中甲中乙的个案，有中超球队也出现了类似的危机。只是，相关俱乐部在欠薪过程中边拖、边发，也算一定程度上安抚了队员的情绪。”
相较于2017赛季全员提交和2018赛季三队未提交、三队遭撤销（延边富德、云南飞虎、深圳新桥）的情况，目前中国足球金字塔体系的中层躯干，正在经受剧烈的震荡。
回想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上任之初对国内联赛的表态，可谓一语成谶：“中国足球俱乐部这些年投资比较大，回报几乎是凤毛麟角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一个俱乐部在财政上不能持续发展，打造俱乐部是空话。目前的情况是，中甲、中乙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多。如果我们不能可持续健康地发展联赛，中国足球的根基就有可能发生地震塌方般的变化。”
当然，2020赛季中国足球三级职业联赛仍然可以正常进行，只要中国足协做好递补预案，中甲、中乙联赛的球队数量，一支都不会少。
这样大规模的“退出潮”无疑在为中国足协和其它俱乐部敲响警钟——度过了转瞬即逝的金元时代，全靠母公司输血、无法让投资人获益的中国足球联赛依然薄如蝉翼，盲目的扩军只会继续伤害这个从来不算健康的投资和经营环境。
众所周知，在近两年讨论和颁布的相关政策中，中乙俱乐部已经跟中超和中甲一样，有了投资上限和“工资帽”的限制。
但对于部分孤注一掷、意图三年冲上中甲的俱乐部而言，这般意图保有联赛健康发展的举措，已经无法帮助他们缓解经济方面的压力。
以当下的中乙联赛而言，传言之中足协规定的投资上限，不过是生存的最低保障，从过往几年的趋势看，希望升级的中乙俱乐部每年投资近亿早就是常规。
作为前四川隆发俱乐部的董事长，何亚平曾经表示：在接手球队的前三个赛季，他们在中乙联赛的总投入就达到2亿元，注资规模远远超出了其它中乙球队。
虽然如愿达成了升级的目标，但无法构建收益模式的发展，还是留下了不少隐患。在欠薪、欠税危机发酵了半年之久后，转让股权失败的四川隆发俱乐部，终究在这个冬天走到了尽头。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两年19家退出中甲或中乙联赛的俱乐部中，成立时间或控股方接手不超过五年的超过了半数——他们大多在中国足球金元时代盛行的2015年前后入局，然后在这两年金蝉脱壳失败后，带着欠下的白条，无奈退出。
去年4月，在中国足协职业俱乐部准入工作会议上，中国足协副主席李毓毅这样说道：“中国足球的总体发展形势是好的，但是国家队的成绩也是一种综合性的效应。我们希望通过不断努力把它抓好。中国足协的未来目标，就是在五到十年内将中超联赛打造成仅次于五大联赛的世界第六大职业联赛。”
和中国足协的宏图大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惨烈的事实——作为近十年最成功的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即便强如广州恒大淘宝，也无法从中国足球的大环境中获利。
可能是最了解中国足球的生意人，王健林曾这样打趣过：“（投资足球）怎么会赚钱呢？足球是不可能赚钱的。现在有些人说足球挣钱，那这个人要么就是骗子，要么就是脑袋有点不太好。”
2019年8月，由于连年亏损在新三板被标记为“ST”的广州恒大淘宝，公开发布了2019年上半年财报，报告中称：“俱乐部上半年的总亏损为7.1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亏损0.82亿元。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引进球员的薪酬及转会成本仍处于较高水平，导致公司目前仍处于亏损状态。”
这样的数字并不让人感到惊讶，毕竟在登上新三板之后，广州恒大淘宝居高不下的亏损额，就是中国足球经营环境的真实写照。
中甲、中乙球队上千万的投入与不到百万分红的反差，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由于两大金主——恒大集团和阿里巴巴的持续输血，并非自负盈亏的恒大淘宝俱乐部，倒是用不着为自己的生存感到担心。
更何况，借助于以中国足球扬名立万的机会，博取到太多交换资源的恒大，早已迅速扩张，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
可以说，推动广州恒大在中超乃至亚洲足坛迅速崛起的相同动因，推动了中国足球金元时代的到来。
原本与足球并无交集的商人或企业，纷纷看到了足球承载的远超于竞技层面的意义，从中超、中甲到中乙，他们都希望借助足球的工具属性，去获取更多来自国家力量的支持与关注优待。
回溯三年前，举步维艰的中乙海南博盈足球俱乐部，曾经得到过富力海南地产公司的援助，当时的富力正寄希望于在海南的房地产领域大展拳脚，两边也是顺利合作。2017年11月，经过100余轮的举牌，富力地产以总价4.93亿元摘得儋州市滨河雅苑项目资产，综合楼面价3285元/㎡。
然而，后来的“足球搭台、项目唱戏”却并不顺利，由于海南房地产政策等客观原因的出现，富力的儋州攻略受到了不少影响。
至于命途多舛的海南博盈俱乐部，则在去年年初闹出了欠薪事件，被中国足协取消了注册资格。
很显然，所谓金元时代催生的泡沫，更像是一场没有回头路的生死赌局。毕竟，如果没有庞大的现金流作为基础，足球产业的成本消耗，足以给一家衣食无忧的企业制造巨大的麻烦。
曾有“中乙恒大”之称的广东华南虎俱乐部，彼时在冲甲成功后现场发放五百万奖金，甚至登上了《每日邮报》和《太阳报》的版面。
但在这个二月，由于控股方梅县铁汉生态集团长期无法规避财政危机，这家曾经砸出过重金引进阿洛伊西奥和穆里奇的球队，只得因为欠薪问题而宣布解散。
不久前，广东华南虎俱乐部的副总经理王骞如是告诉新华社：“我是2018年1月加入的球队，当时俱乐部高层的投入非常大，预算足有3个亿！老板觉得没有这个钱是不能在中甲保级。但当资金预算出现问题时，再降下来就很难了。”
在王骞看来：“职业足球前两年过热，很多投资人进来，显得急功近利。中国足球想在短期内从零到职业化的自负盈亏是不可能的，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
整个2019年，中国足球低级别职业联赛的生态画像，就是球员们拉起横幅，向俱乐部控股方讨要自己的薪水——
宁夏火凤凰：恳请宁夏政府救救宁夏足球队，球队半年未发工资已面临解散；吉林百嘉：俱乐部领导言而无信，球员无法正常生活；大连千兆：欠薪让我们无路可走，请保住这支大连队；湖南湘涛：球员需要生活还我血汗钱，请求各级领导帮助；福建天信：心已碎，敢问路在何方……
有人忧愁便有人欢喜，以2019赛季中乙第三名升上中甲的泰州远大足球俱乐部，已经在这个转会期引入了8名球员，初露野心。
成立三年多以来，除了拥有投资人李阳的慷慨解囊，这支球队也受益于当地政府的鼎力相助，快速发展——从贺电、冲甲奖金、提供住处到免去体育场馆、卫生、消防和安保等方面的支出，球队的运营压力着实减轻不少。
之于现在的中国足球而言，这样内外联动的方式，也许就是维系球队发展最稳定的方式。
只是，泰州远大的剧本从来不是中国足坛的新鲜事，这些现在享有的外部输血，就像是一个个放在赌桌上的筹码，稍有差池，满盘皆输。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但中国足球的寒冬已经愈发凛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