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朝日新闻》9月30日的报道称，两名在中国境内疑似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逮捕。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因间谍活动而被中国政府逮捕的案例极为罕见，目前尚不清楚这两名日本人所窃取“机密”的严重程度。
日本共同社证实了这一消息，称日本政府高官向媒体记者透露，两名日本男子因涉嫌参与间谍行为在中国被拘。
《朝日新闻》称，这两名日本间谍今年5月分别在辽宁省中朝边境地区和浙江省一处军事基地附近被捕。消息称，二人并不长住中国，而是从日本抵达中国后被捕。
中国政府2014年11月首次明确了间谍行为的法律定义，并实施《反间谍法》，目前正加强对中国国内海外组织和个人的管理和监控。
《朝日新闻》认为，按照中国《反间谍法》及《刑法》有关规定，上述两名日本人的行为如果情节严重，最高将有可能会被判处死刑。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9月30日就中国有关部门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拘捕两名日本男子一事表示，“已听说相关报道，但不便就个别事件发表评论”。他同时强调，日本方面并未做出间谍行为。
菅义伟还称“日本政府正在全力了解国人在海外的安危”。日本外务省海外安全科则表示，“不对个案做任何回应”。
过去五年中也曾有过日本人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扣留的例子。2010年9月，日本藤田建设公司四名日本职员因涉嫌擅闯河北省一个军事管理区非法录影军事目标而被中方扣查。
据《星洲日报》报道，藤田建设公司当时说，被扣查的四名男职员在河北是为竞投清理日军二战时在中国遗留化学武器的项目，而到当地事先进行调查。
藤田建设公司据称是受日本政府委托，为调查日本遗弃在中国的毒气弹而前往石家庄市的。该公司否认四人是在搜集军事情报。但报道称，他们事先并未为此联系日本内阁府有关部门、日本驻华大使馆及中国政府。
《星洲日报》称，中国此前也曾多次在军事禁区拘捕疑似间谍。2002年1月，济南军区拘捕了三名被怀疑是间谍的人，他们被指以不同身份作掩护潜入部队训练场附近，以拍照、旅游为名刺探军事情报。2004年2月，南京军区则拘捕一批台湾间谍，当中包括前台湾军情局上校李运溥及其外甥。
根据中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禁止陆地、水域军事禁区管理单位以外的人员、车辆、船舶进入军事禁区，禁止对军事禁区进行摄影、摄像、录音、勘察、测量、描绘和记述，除非获得军区级以上军事机关批准。
另一方面，日本也曾对中方人员提出指控。2012年5月至6月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一等秘书李春光被指非法经商，违反《维也纳外交条约》并涉嫌间谍活动，日本公安部门对他提出起诉，外务省也抗议中国“掩护其回国”。
《读卖新闻》当时称，李春光曾隶属中国军方情报机构，他被质疑在日本招商是企图让日企受控于人民解放军，从而为军方提供活动经费。
但也有媒体认为，李春光若是一名间谍，那就太不高明了。贪一点小便宜就露出破绽，“有损中国间谍网络的机智”。
当时，中国大使馆参赞兼使馆发言人杨宇回应日本媒体的各种报道说：“所谓中国外交官从事间谍工作毫无根据，纯属无稽之谈。”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年代，日本从未停止过对中国敏感情报的搜集。有研究认为，自1868年日本明治政府成立之始，日本就在整饬军备的同时，开始处心积虑地展开对华谍报活动，有了近代情报意识。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经做了长达20多年的情报准备。
而蒋介石也曾在抗日战争时感叹，“我们所见到的日本人，没有一个不是侦探，没有一个不是便衣”；1930年代初任法国驻华使馆武官卡瑟维尔少校也说，“几乎每一个在华的日本人都是日本的间谍”。
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许金生在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前夕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当时“确实是这样”，这些说法“可以说是不夸张的”。许金生经过十余年资料搜集整理，成书《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1868-1937》。
许金生表示，日本战败投降后，情报机构也随军队土崩瓦解。近年来，为配合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需求，相关情报机构渐渐再次走到“前台”。
他提醒称，日本重视收集情报的传统依然保留，政府内仍建有庞大的情报组织。而最关键的是，随着对“和平宪法”的突破，其情报体系也会有变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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